整个民国史，除去1912年至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其后阶段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汪伪政权，无论是14年抗日战争还是3年解放战争，如果不提中统、军统，以及汪伪“76号特工总部”，那都算不上是一部完整的民国历史。

“特务”一词，是指执行特殊勤务、完成特种任务的人。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也被称为“藏在阴影里的人”。——引自《军统史话》

上篇文章，已经对“中统”的起源、发展、沿革，直到终结，以及“中统”所涉及过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做了详尽的解读。

本期，我们接下来介绍“军统”。

但凡讲到“军统”，首先就绕不开这两个没有拿到黄埔军校毕业证书的倒霉蛋——

1925年5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浙江衢州府金华道江山中学国文教师毛善余，只身来到广州投考。

毛善余在填写报名表格时嫌弃自己的名字不好听，遂在姓名一栏填上了毛人凤三个字，寓意“人中龙凤”。

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毛人凤文化底子相当不错，字也写得漂亮，笔试、面试、体能测试均顺利通过，却一直没有等到录取通知。

直到7月份第四期正式开学了，毛人凤还是没有等到录取的消息，就在毛人凤以为入学无望准备回乡之时，终于等来了黄埔军校的录取函。

毛人凤是作为一名候补生被勉强录取的，之所以拖到最后才被录取，是因为面试他的4位考官之一，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文化政治教官陈公博认为，该生眼神太过阴鸷狠戾，日后恐非良善之辈。

果然，陈公博一语中的，日后的毛人凤确非善类，而陈公博自己也沦为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为了头号汉奸汪精卫的帮凶。

毛人凤入学没多久，身体就突然出现问题，健康每况愈下，对于严苛的军校生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申请休学回家养病。

返乡途中，毛人凤在杭州入住客栈时，遇见了幼时在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就读的同学戴春风。二人多年未曾谋面，这次相逢才知道戴春风同学这些年混得比较惨。

戴春风后来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入学不久就因触犯校规被学校开除。

被学校开除后的戴春风跑到上海，无技傍身的他只能做个小混混，闲游浪荡中偶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结识了另一个小混混蒋介石。

当然，当时的戴春风与蒋介石都是小混混，仅仅是认识而已，彼此间也无深交，互相也帮不上什么忙。

戴春风在上海继续混了几年后，眼见混不出什么名堂，就又跑回浙江，在军阀周凤岐部当了个芝麻绿豆官，但命运不济，没过两年又因为犯事被赶出了军队

至此时，戴春风已经混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因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赶了出来。

毛人凤眼见戴春风混得这么惨，就给他出主意，说你既然认识蒋校长，那你就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吧，你也是而立之年了，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你要是肯收敛一下脾气的话，也许就能有个好的前程。

戴春风说，认识归认识，但我现在分文皆无，就连客栈的房钱都欠着几个月了。就算去广州，别说路费，连今天的晚饭都不知道上哪去吃。

毛人凤也很仗义，不仅帮助戴春风结清了房钱，还资助了他不少路费。

因为有了毛人凤的指点和资助，这位戴春风同学从此一路高歌，突飞猛进，这才有了后来的戴笠戴雨农。

而毛人凤也因为与戴春风同学的这次偶遇，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辞别毛人凤后，戴春风还真的去了广州，只是因为做混混太久了，早把以前念过的书都还给老师了。当时黄埔军校第五期已经在招生了，但戴春风愣是没有考上。

戴春风就天天守在学校门口期待着找机会和蒋介石相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让这对当年上海滩的难兄难弟见面了，然后就有了第二次考试，戴春风更名戴笠，在蒋介石的提携下“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

但是，好容易混进黄埔的戴笠却恶习不改，不久后又捅了一个大篓子，只得跑路。

说起来，过程并不复杂。1927年秋，戴笠随军校入伍生骑兵营由广州开驻苏州。

休息日上街闲逛的戴笠在菜市场门口遇见了营部司务长正在采购，于是主动搭讪，说您老人家腰又不好，推这么大个板车，要不，以后逢休息，我都陪您一起来买菜吧。

几次下来，戴笠获取了司务长的信任，偶尔也单独出来替司务长采购些东西。凭着少买多报，低买高报，戴笠着实挣了一些零花钱。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就被司务长发现了，把戴笠给举报了。听到风声的戴笠腿脚也麻利，不等长官来找他，自个儿就翻围墙逃跑了。

从此，戴笠再也没有回过黄埔军校，就连黄埔第6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他都没敢去参加。哪怕后来发迹了，档案里学籍一栏也一直只敢填写“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肆业”。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相互掣肘，一国分为两府，史称“宁汉分裂”。

在“武汉政府”汪精卫、唐生智联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逼宫后，蒋介石于8月13日被迫通电下野。

蒋介石一生中曾经三次下野，这是第一次。

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隐退，为了掌握汪精卫集团及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动向，便将前来投奔他的戴笠再次纳入麾下，命戴笠组建一个情报组织作为耳目，替自己盯着国民党内各派系大佬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蒋介石此刻仍然不知道戴笠到底有几斤几两，对戴笠的本事尚不摸底。于是，只给戴笠交代了任务，却没有给他一毛钱的活动经费。

戴笠领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尽管蒋介石没有授其任何职位和活动经费，但戴笠认为这是自己咸鱼翻身的最后一个机会，只要能为校长效力，即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经费的事自己想办法解决。

于是，既无职位，又无经费的戴笠回了一趟江山县老家，不知从哪里运作来了一笔钱，又从江山籍子弟中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年轻人跟着他回到了南京。

现存史料中对戴笠这期间的经历记载不多，总之，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6个月时间里，戴笠自掏腰包，自己组织人手，情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令蒋介石十分满意，凭此逐步获取了蒋介石的信任。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宋家”（宋子文）、“孔家”（孔祥熙）、“CC系”拥蒋集团，以及江浙财阀的强力支持下，以“北伐”为名义复出，改组国民政府，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此次复出后，论功行赏时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仍然没有给戴笠安排任何职务，其名份仍是自己雇佣的，且不用花钱的“私兵”。

戴笠对此却没有丝毫怨言，从来不跟蒋介石讲条件，继续埋头工作，其超强的执行力逐渐做出了一些成绩，几个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其能力和忠诚度也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之后的日子里，戴笠虽然名义仍是蒋介石豢养的“私兵”，但在活动经费上却已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划拨了，这使得戴笠可以大肆网罗人才。

1930年，戴笠组建了一支特务精英“十人团”，深得蒋介石赞赏。

但是，戴笠作为一支“私兵”，这样无名无份的日子却一直持续到了1932年。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与胡汉民、陈济棠、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成立的“广州政府”的争斗中再次落败。

蒋介石被迫第二次通电下野，但这次下野的时间为期很短。仅仅44天后，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便再次复出，虽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却仍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蒋介石两起两落，始终不倒，这让戴笠看到了希望，更坚定了毕生追随的信心。

戴笠在日记中写道：

“从现在起，我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很快，戴笠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到来了。

短短三年时间，民国政权就经历了“宁汉分裂”、“宁汉合流”，再到“宁粤争霸”，国内一片政治乱局之下又逢“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被日军侵占，这就激起了很多满怀报国激情却又报国无门的热血将领的怨愤。

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的青年军官滕杰就是其中之一。

滕杰认为，面对外敌入侵，而国内却派系纷争政治动荡，在当下国家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候，必须用专制和独裁才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内平异己，外肃强敌。

滕杰还认为，德国崛起和日本维新，走的都是这条路。民主政治只适合盛世使用，而乱世就必须用专治和独裁来治理国家。

滕杰觐见蒋介石，建议以黄埔学生中的精英为骨干，建立一个铁腕组织，帮助领袖实施专制和独裁，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而这个领袖就是校长，这个组织的口号就是“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

滕杰声泪俱下地恳请蒋介石，希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领导全国人民打击贪污腐败，抵抗列强侵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滕杰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认可，并拟就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的计划书：

“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推校长为领袖，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1932年3月，经蒋介石批准，以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建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正式成立。

该组织简称“力行社”，由蒋介石亲自出任社长。

以上13人，史称“力行社十三太保”。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今很多书籍，包括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所著的书中，都把“力行社”与“复兴社”混淆，把这13人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这是严重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

“复兴社”仅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力行社”在建立之初，滕杰就在计划书中拟定：

“力行社”的组织结构分为“内层”和“外层”，“力行社”是“内层”，是秘密的，是不宜公开的。

“内层”之外构建“外层”，“外层”是公开的组织，人员的发展以先进入“外层组织”工作一段时期，经过甄别和考核，其中精英阶级方可进入“内层”。

——而后来成立的“复兴社”，正是计划书中的“外层组织”。

“外层”也就是“复兴社”的组织成员想要进入“内层”的“力行社”，不仅要先在“复兴社”历练一段时期，还必须经过甄别和遴选，确定为“精英”后，才可以由“外层”的“复兴社”进入“内层”的“力行社”工作。

现今关于“力行社十三太保”名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其中戴笠名列第十三位。

而这个版本也是极其错误的！

就如上文所说，戴笠当了蒋介石3年的“私兵”才等来了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正是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力行社”。

而此时身为“私兵”的戴笠，哪有资格进入“力行社”？哪有资格成为“力行社十三太保”？

从上文名单中可以看出，“力行社十三太保”包括“黄埔三杰”之一，与陈赓齐名的贺衷寒。这13人中，个个都是黄埔精英，并且人人都已经身居高位，除了发起人滕杰是黄埔四期，其余诸人大多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

而黄埔六期的肆业生戴笠，此时仍是蒋介石的“私兵”，无论资历还是职级，他哪里有资格与上述诸人并列？

不过，既然说到成立“力行社”是戴笠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么，好处自然是有的！

不久，“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成立了，“复兴社”下设一个“特务处”，戴笠由蒋介石的“私兵”摇身一变，获得了编制，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戴笠不仅从此有了“公务员”编制，而且还正儿八经地有了办公场所，南京鸡鹅巷53号的一排小平房成了“复兴社特务处”的办公地点。

这里就是未来“军统”的起源地。

戴笠也正是从鸡鹅巷53号，开启了之后的飞黄腾达！

1935年，在“复兴社特务处长”这把交椅上屁股已经坐稳了的戴笠，想起了给他“指明道路”的毛人凤。

于是，在江山县政府和专员公署任秘书的毛人凤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随后在戴笠的推荐下，赴汉口委员长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负责情报工作。

1937年4月，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与CC系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出任局长。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

1937年4月成立的这个“军统”，并不是后来戴笠的那个“军统”。

此时由陈立夫出任局长的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史称“大军统”，与后来戴笠的“小军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大军统”下设三大处：

第一处 党务处 处长 徐恩曾

由原来的“国民党党务调查处”改建而来，仍由徐恩曾出任处长。其职能不变，内防异己，外肃中共。

第二处 特务处 处长 戴笠

由原“复兴社特务处”改建而来，仍由戴笠出任处长，第二处也叫军警处，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和具体行动事项。

第三处 邮检处 处长 丁默邨

邮检处负责邮件、包裹的检查，电话、电报的侦监，由丁默邨出任处长。

“大军统”下设的三大处，徐恩曾与戴笠其后各自成为了“中统局”副局长、“军统局”副局长。而丁默邨则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主任。

1937年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对“大军统”进行改组，着手进行扩编。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拆分，另外组建3个特别勤务机构。

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一处“党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恩曾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中统”正式成立。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二处特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陈立夫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由戴笠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军统”正式成立。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简称“特检处”，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军统）之第三处邮检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原邮检处处长丁默邨转任特检处处长。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讲述“军统”。

军统成立以后，毕竟戴笠的资历实在太浅，所以蒋介石委任陈立夫兼任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

由于陈立夫本兼各职太多，自己的“亲儿子”中统都还顾不过来，对于军统的事情就不想管，也懒得去管。

陈立夫不久就卸任军统局局长一职，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军统局局长，但贺耀组同样因为兼职太多，也不愿意管。

于是，整个军统局的大权依然掌握在副局长戴笠的手上。

这就让军统局的下属们犯难了，喊戴局长吧，名不正。喊戴副局长吧，太别扭。

于是大家干脆就喊戴老板，“戴老板”这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重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少尉译电员王庆莲回忆：

“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见到戴笠，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威严，很神气，说一不二，并且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

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军统局本部人员，除非上峰有特别指示，平时是不允许穿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

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

军统分公开与秘密两部分，秘密单位不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军统人员在外面活动时，也绝不会自称是军统局的。

军统局的公开单位有军委会特检处，后改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就连军统内部很多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处属于军统局的内设单位。

对外公开的单位还有卫戍区总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缉私署、货运局、警察局侦缉大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长官公署第二处、中美合作所、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及军队各级谍报参谋情报军官、驻外武官等。

这些单位的军统人员对外只能自报所属的部门，绝不能称自己是军统人员。

军统局只有一个部门骄横无比，敢于对外公开身份，穿着军装，称呼自己是“望龙门的”！

这个部门是军统局本部特务总队，担负警卫等任务，抗战前皆为便衣。抗战后改为武装部队，着军装，正式番号为军委会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

军统内部则称其为“特务总队”，下辖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军统特务总队负责警卫和看押任务。一部担任军统局本部和戴笠、毛人凤、宋子文等公馆警卫，另一部担任军统看守所、监狱看守。

重要人物如张学良、廖承志、叶挺、杨虎城等“要犯”均由他们来看守，军统处决人犯也由他们来执行。

尤其是“特务总队行动组”，这个组不仅可以着军装公开搜查，执行抓捕任务。在军统内部，凡违反纪律的人员，无论级别高低，均由该组去拘捕扣押。因而在军统局内部有“锦衣卫”之称。

特务总队还有自己的看守所，捕来的犯人都在此初审，然后才会根据案情转往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军统局内部称此处为“小学”，后两者分别为“中学”和“大学”。

“特务总队行动组”兼公开和秘密不同身份，有内外抓捕大权，比公开特务机关更凶狠，一般的军统特务都会让他们三分。

这些特务外出横行不法，被询问是何单位时，都会狂妄骄横地回答：“望龙门的！”

因为特务总队一直设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故有此称谓。

军统局本部工作人员，除了“特务总队行动组”可以公开穿军装，其他人员，上至将官，下至准尉，都一律穿便装。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军统内部互称同志，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穿了，给戴老板看见，声色俱厉一顿喝斥后，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笠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8个人一桌，戴笠也同吃，也不搞特殊，荤菜就是一个牛肉丝炒地瓜。

那时候有些传闻，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因为蒋介石怕军统尾大不掉，派人害他。但军统局本部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心里却不会这么想。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着大披风，当时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断断续续，几番讲不下去。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军统局一直自称是自己先得到的，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加入军统，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943年我加入军统后，译电科的人提起这事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通报给美国人，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后来就成立了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戴笠回了趟江山老家，梅乐斯和戴笠的母亲还合拍过一张照片。”

说起梅乐斯，就不得不提梅乐斯将军遇刺案。

军统在整个抗战期间，情报网络不仅遍布全国，还在印度、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设有国际情报组。

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军统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

后来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瞒着英国人到处广设据点和情报小组，军统印度站的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每一个小村庄与新旧德里等大城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戴笠指示军统印度站：

“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

这一切的秘密部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设在印度的所有谍报机构竟无一察觉。

1943年8月，美国海军准将、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将军，由美国孤身秘密赴华，途中在印度停留。

梅乐斯去加尔各答，经阿拉哈巴德，途中停车间隙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连砍两刀，一刀砍中左臂，一刀刺在大腿，刺入大腿的刀刃断了一截，留在了梅乐斯体内。

梅乐斯准将是特工出身，空手与袭击者搏斗，飞起一脚踢中对方下巴，致使袭击者咬断自己一小段舌头。梅乐斯虽未生擒凶手，却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遇袭后赶紧联系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处。

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处，将梅乐斯准将紧急送至医院进行手术，将断了的刀刃从他大腿伤口中取了出来。

次日，梅乐斯准将把袭击者的舌头和小半截刀刃，交给了军统局驻加尔各答的情报组。

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对这起袭击事件追查了一个多月后仍然没有查出任何头绪，束手无策之下，最终只得放弃。

当梅乐斯准将裹着一身绷带，一瘸一拐地来到重庆时，戴笠向他承诺，一定会把袭击者查出来，并抓捕到案。

梅乐斯当时也不在意，认为戴笠仅是说说而已。结果，军统印度站在当时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抓住了刺客。

刺客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朝鲜血统，是一名在山东烟台日军间谍学校里训练出来的日本情报机构的外勤特工。

梅乐斯在其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感叹道：“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这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戴笠死后，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1946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局本部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副局长一职。1948年，毛人凤升任局长。

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圆山会议上，“内政部调查局”与“保密局”合并为“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

随后在高雄成立了情治机构，由唐纵任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周至柔、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陶一珊、彭孟缉任主任委员。

其职能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1950年，“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机构更名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唐纵出任组长。

但是，保密局负责情报业务的部门最终得以保留，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

1955年6月发生的“孙立人兵变案”的前期调查取证工作就是由毛人凤的情报局负责展开，首先提审头号嫌疑人郭廷亮少校。

毛人凤承诺郭廷亮少校“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话这么做了，你的军籍和军职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前途反而会更光明。”

在毛人凤亲自威逼利诱下，炮兵战术教官郭廷亮少校被迫作出伪证，指控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是“兵变案”的幕后主使。

但是，毛人凤的这个承诺，最终却并未兑现。

1956年9月29日，郭廷亮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日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

仅仅15天后，毛人凤便于10月14日“突然去世”，至今死因仍是众说纷纭。

毛人凤死后，被追赠陆军二级上将。

——篇幅有限，本篇为“军统篇”，下一篇为“汪伪篇”，将对“汪伪76号”的起源、发展沿革，以及标志性历史事件做详尽解读，文章正在努力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