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这样来形容邓小平：斩钉截铁、坚决果断如快刀斩乱麻，从不拖泥带水，从不优柔寡断。这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迅速坚决、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这种才能，邓小平在第一次领导武装起义时就已充分显露。

1928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战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逐出广西，俞作柏及其表弟李明瑞回到广西南宁，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

俞、李二人对桂系军阀排除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共同酝酿反蒋。他们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去广西协助工作。

中共中央获此消息后，马上进行研究，到底派谁去合适呢？经过反复比较和仔细考虑后，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终于下定决心：“派邓小平同志去！”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国外共事过，深知邓小平的品格和才干，而且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很出色，遇事机智果断，派邓小平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周恩来的推荐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到广西南宁，协助俞、李开展工作，并发展中共在广西的力量。

7月初，邓小平到达南宁，化名邓斌，同俞、李进行接洽，共商事宜。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邓小平很快就干出了成绩：

一是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起用共产党员张云逸为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为教导总队政治教官；

二是把中共派来的干部安排到省党政军机关担当要职。经俞作柏同意，共产党员陈可福、陈可夫担任俞主席的秘书。

正当邓小平在广西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29年9月，汪精卫、张发奎派人到南宁游说，拉拢俞、李联合反蒋。俞、李早有讨蒋之心，一见有同盟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邓小平得知俞、李准备伐蒋一事后，立即前去劝阻，但俞、李态度十分坚决，邓小平没能使他们改变主意。

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破了邓小平几个月来精心设计的一盘棋，中断了他循序渐进发展自身力量的努力。

虽然通过与俞、李合作，广西地下党迅速掌握了南宁五六千支枪，全省工农运动也开始复苏、发展，但中共在整个广西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俞、李接管广西不到三个月，立足未稳，眼下不但广西兵力、财力有限，而且俞、李手下三个师里面，仍潜伏着异己。

倘若俞、李仓促举兵，必然败北，对广西党组织十分不利。

从保存革命武装的考虑出发，邓小平认为，必须想办法调整这一盘棋。

怎样调整呢？邓小平想出了一个稳妥的办法：以保卫后方为由，务必说服俞、李，让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警备大队留下驻守南宁，由张云逸兼南宁警备司令，如果前方发生事变，马上撤离南宁，前往左右江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所料。9月下旬，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正式宣布讨蒋。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结果遭到惨败。

由于俞、李的失败，形势变得十分严峻。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白色、龙州为重点，开创新局面。

10月中旬，发生了兵变。部队打开军械库，搬走枪支弹药，迅速撤离南宁。邓小平率领党委机关干部、警备部队，从水路沿右江驶向白色。

根据邓小平的部署，张云逸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部分由陆路沿右江撤往白色地区。李明瑞、俞作豫也率领第五大队沿左江向龙州地区挺进。

10月20日，邓小平与张云逸在恩隆县平马镇会师，22日，一同率领部队到达右江地区。

邓小平和张云逸到达百色，立即发动群众，筹划起义，引起了当地地主豪绅的仇恨。他们纠集反动民团，企图负隅顽抗，同时也秘密勾结熊镐率领的警卫三大队，暗中破坏革命。

邓小平看清了熊镐的反动面目，认为第三大队不除，势必影响百色起义。

正在此时，当地农民截获了黄绍竑发给熊镐的“先发制人”的密令。

事不宜迟，必须马上对熊镐实行严厉打击！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张云逸指挥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第三大队。

经过两天激战，全歼第三大队1000多人，为起义扫除了一大障碍。

此战结束后，邓小平又指示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农民武装向反动地主发动猛烈进攻，消灭了大批地主武装。

此时，中央指示下来了，表示同意发动起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邓小平看后十分振奋，当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加紧准备起义。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邓小平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百色城头飘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

百色起义后，1930年2月，邓小平又风尘仆仆奔赴龙州，组织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八军。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当机立断发动兵变，出色地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这使左右江地区成为了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邓小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果断迅速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资料：《邓小平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百色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奔腾的左右江：献给百色起义五十周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