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四十四和第四十六条，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学习语言的要求。说实在的，毛主席的要求有点高。他是这样讲的：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都要学普通话。争取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360页）

要求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干部都能懂一门外语，毛主席强调是“自愿”的选项，不是必修课，但毛主席提出了这个目标，这是非常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显示毛主席希望中国的高级干部都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交往能力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中国要为成为世界性大国和国际交往中心，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作出准备！

而学习普通话的要求也有点高，但并不是很高，只是很多人还是做不到。“文革”时陈伯达在大会上作报告必须带翻译，因为他是福建惠安人，只会讲闽南话，不会讲普通话。前些年江苏省华西村的吴仁宝经常被邀请作报告，他也带翻译。到现在，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会讲普通话的干部已经越来越少了。

事实上领导干部带头讲普通话，不仅仅是工作需要，也不仅仅对推广普通话具有积极作用，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统一语言是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条件，更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

毛主席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必须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清朝，状元、榜眼、探花，高中一甲的翰林院修撰和编修，都被要求学习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毛主席提出类似要求，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人性人情的理解。一个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外地，碰到了一个会讲自己家乡方言的人，会觉得特别亲切。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都讲一口流利当地民族语言，开展工作一定会很顺利。这也是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应有的样子。

其实学习语言应该“从娃娃抓起”，国家可以在一些东部城市的大、中、小学开设维语、藏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选修课，让有兴趣学习这些语言的青少年很小就自愿学习这些语言，即使长大之后不当干部，做学问也好，经商也好，哪怕旅游也好，都可以使用。很多学生学了英语也是用不着的，开设本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使用的机会应该更多，更体现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要求、具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