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突然把政治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此前蒋介石一伙人做了许多清党行动的准备工作，而受害者共产党这一方面却毫无准备。不但没有准备应对，还在步步退让，而且正在准备作出更多让步。

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共同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称：在革命发展到了上海之时，各种造谣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诸种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已昭示全世界，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不可解释。

在国民党清党的呼声此起彼伏的时候，陈独秀以及当时还是亲共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却在发表宣言“辟谣”，他们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出了解释、掩饰、辩护。4月1、2日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会，商讨清党事宜，刚好汪精卫于4月1日到上海，他们见了汪精卫就跟他讲了必须清党的理由，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而且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汪精卫听了吴稚晖等人的话，就去问陈独秀：你是不是提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陈独秀说：绝无此事！他说，口说无凭，我写出来。于是就有了二人共同发表的这篇宣言。这个宣言让人觉得，在他们看来，跟蒋介石、吴稚晖这些人不是要作什么斗争，其实和夫妻吵架差不多：你不是说我说了什么话吗，我公开告诉所有人我没有说，我真的没说！那么，你还要怎样？你非要冤枉我吗？

当时只有共产国际对汪陈联合宣言赞赏有加，还发文评论称汪陈宣言是“政治上一大胜利”！实际上，共产国际只是无法面对自己此前的错误政策，只好掩耳盗铃、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一下。

倒是当时吴稚晖看到这篇宣言大骂汪精卫“降共”，他是在责怪汪精卫没有及时转变立场，而没有看到这个宣言对麻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实际上，这一篇宣言是帮了清党行动很大的忙的。几天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白崇禧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对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武装工人进行缴械，几乎未遇到抵抗；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抓捕杀害时，都处于手无寸铁、束手就擒的状态。

吴稚晖

从陈独秀和汪精卫的宣言来看，共产党人对清党行动连精神准备都没有是很正常的。后来毛泽东说当时的清党行动是“突然袭击”，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老工人座谈会上讲话中也说：当时“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周恩来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2日，转引自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第16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已经了解到蒋介石及其盟友准备下手的时候，陈独秀等领导人束手无策，后来共产党人指责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事实上，陈独秀只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的革命知识分子，还算不上政治家，别说政治领导能力，连起码的政治嗅觉也没有。其实他也谈不上投降，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投降。

不过，陈独秀以及整个共产党人乃至国民党左派毫无思想准备，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事实证明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真心诚意的。实际上从国民党一大开始，共产党人真心诚意帮助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达到“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程度。在清党中被杀害的30多万人中，中共党员不到2万人，被杀的大约28万人是国民党自己人。但是，这些自己人之被杀，也不完全是误杀，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发展入党、使用培养出来的。他们本应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只因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让他们参加了国民党。

其实这些人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些人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发挥了作用，没有他们北伐战争就不能胜利；如果这些人不被杀害的话，说不定国民党后来就不会失败了。即使是清党后留在蒋介石阵营中的国民党人中，也有很多人才是共产党帮助培养的。靠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人，蒋介石是很难完成国家统一使命的。抗日战争再次实行国共合作，让国民党再度发展，但一旦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就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清党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他没有继承好孙中山开创的国共合作的政治传统，害了他自己。

鲍罗廷

第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制度设计不太符合中国国情。第一次国共合作本来就是列宁从外部灌输给中国人的，国共合作的破裂表明中国政治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逻辑，至少当时设计的合作方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即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真心诚意帮助国民党也不行，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无法放心。蒋介石说了，共产党人总有一天会成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会以阴谋手段消灭国民党。

当时吴稚晖问陈独秀“你定什么时候实行共产”，陈独秀回答20年后，吴稚晖就认为共产党早晚要革掉国民党的命，不能让他们留在国民党养痈遗患。其实很明显，陈独秀这句话完全是随口那么一说，绝不是一个已经经过充分论证、必须执行、一定要完成的规划，但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这些人就认为不得了了，不清党不行了。也可以说，蒋介石清党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使然，当时的中国的社会心理还不能接受国共合作这种制度设计，也还不能接受孙中山所说的“政治是众人的事”这种政治理念。

第三，第一次国共合作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是试验证明中国还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真诚合作的。像陈独秀这样的“傻乎乎”的共产党人，包括当时来中国帮助推动国共合作的鲍罗廷、罗易都是一些“蠢猪”和“傻蛋”，但这种“傻”其实也是很珍贵的，不应当仅仅看作是“傻”而已。政治生活中都是“聪明”人在活动，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二是即使是蒋介石这样的“聪明蛋”不仅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且虽然他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他还是主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或者是外力作用下，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都有可能造成中国不同政治主体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也破裂了，但显然比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成熟了许多。虽然两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都成了有价值的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