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8日后半夜，一个叫杨致立的人，敲开了国民党新7军副军长史说（读“悦”）的房门。一进门，他就问史说：是不是还要跟解放军打下去，还是要跟解放军联系起义？

史说问：郑副总司令是怎么说的？杨致立回答：他不方便说。你去联系吧。

当时郑洞国一直被蒋介石派来的两个参谋盯着，根本没有机会跟亲信说什么话，也不方便写什么手谕，这是史说很清楚的。

史说又说：他不方便明说，你是他派来跟我讲的？

杨致立说：就是这个意思。

史说知道杨致立的身份是国民党报纸的记者，虽然很年轻，但郑洞国很赏识他，到哪里去都带着他。显然他是代表郑洞国来的。

史说立即安排与解放军联系。第二天上午，新7军就放下了武器。

当时解放军对统一战线政策规定得详细，其中给予国民党军官倒戈的有三种待遇安排：

一是起义。凡我方确认为起义的将领，到我军中按同等级别安排，是军长起义的，到解放军中还是军长。个别人还有提拔的，如孙名泉，贾注起义时是国民党军副师长，到解放军中当了正师长。

二是投诚，基本上按低一级安排。三是接受和平改编，则对任职视情况考虑。国民党军军官有的人要价高，迟迟不行动，待遇就会降低。

郑洞国的部下确实是代表郑洞国去和解放军接洽的，但在时机上已错过了取得“起义”待遇的机会，只承认其“投诚”的待遇。

郑洞国当时抱着对蒋介石的愚忠，一直未下令联系起义或投诚，但他的部下都是代表他去联系解放军的，所以萧劲光、萧华见到郑洞国时，都对他很热情、很尊重，郑洞国只能顺其自然了。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郑洞国到上海，老部下史说去拜会他，专门求证了一下：1948年10月18日深夜杨致立让我去联系解放军，是不是你派他找我的？

当时史说是国民党新7军副军长，军长李鸿病重不能视事，史说负责指挥。新7军是长春守军主力，新7军放下武器，基本上战争就结束了。此前曾泽生60军起义时已找过史说，史说当时只是约定60军起义出城时不开枪阻拦，没有参加起义。

听到史说询问，郑洞国脱口而出：“没有，我没有派杨致立去找你。”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都不禁大笑。

杨致立假传圣旨，让史说，也让郑洞国得到了“投诚”的待遇，自己也立了功。的确是立了大功，如果他不假传圣旨，新7军继续抵抗，那又不知造成多少人员伤亡。

郑洞国是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飞到沈阳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他从1948年3月中旬到长春，就开始据守已成为孤立据点的长春，直到1948年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长春已成为瓮中之鳖之后，郑洞国还在10月16日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但当天夜里，守城的国民党军重要将领曾泽生率60军起义，到19日上午新7军也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郑洞国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也已约定投诚，但因郑洞国未下令起义投诚，还假装在突围对天放枪，解放军进到楼内才都放下了武器。

无论如何，郑洞国即使是“被”投诚，投诚也是事实，他的贡献还是较大的。一是他在国民党中地位高、影响大。虽然他只是中将、副总司令，但他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是抗战中屡立战功的名将，他没有为蒋介石战死，而投诚共产党，政治影响极大。并且直接带了5万人给共产党，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二是在共产党教育改造下，郑洞国政治上有了很大进步，后来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做了大量工作。抗美援朝时周恩来专门找他了解美国军队的情况，因为1943年他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与美国军队共同收复缅北，他对美军是了解的。他告诉周恩来总理，美国军人在缅北行军时因为太累允许扔掉东西的时候，先扔枪，再扔粮食，再扔衣服，他们保个人性命是最重要的。郑洞国介绍的这一情况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和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两军的判断是一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气”多钢少，美军是气少钢多。郑洞国帮助中共中央领导人了解这一情况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