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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和东南亚邻居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微妙。本来曾经同是红色阵营的一员，却产生了一些矛盾。

尽管对于越南方面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原因，无论中，美，俄各国大多心知肚明，但如何解决越方对我国愈演愈烈的敌对态度，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正值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到了他的手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作出了“敲打一下这个小老弟”的决定。

一旦双方开战，带兵的将军人选就显得很重要了。除了陆军中的许世友将军以外，考虑到越方对我国海防的威胁，邓老决定派一位“定海神针”主持海防。

他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参加革命多年，并在55年国家授勋时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杜义德。1979年，此时的杜义德已经是67岁高龄了，不过为了国家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出征前线。

在那之后，出于党和国家的需要，1980年的时候邓公又想将杜义德调任西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之职。

杜义德

对此，杜义德是有些不舍的。他在海军呆了20年，况且远去西北，他深知责任重大，担心自己拖了后腿。

但邓公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为了把一个“耿直伢子”培养成合格的将军，邓小平在杜义德身上倾注了多年的心血。

“命令已经下了，虽然海军的工作很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员。你会打仗，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吧！”

当杜义德同邓公谈论起自己西北任职这件事的看法时，邓公说出了这句话。而杜义德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最终没有推却。

他当即站了起来：“我服从组织对我的调令。请邓主席和党中央放心，我坚决执行命令!”

致使杜义德改变想法的原因，第一便是他通过邓公的这句话意识到这是邓公对他寄予厚望。彼时可用之人真的太少了。

王近山

建国已经30余年了，由于战争的残酷，除去病逝的前辈，剩下的老将身体条件都不太好。相对来说，68岁的杜义德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年轻人”了。

第二点便是，会打仗这点至关重要。此时中央正部署全面国防战略方针，西北地区一直是国防重地，不是随便谁都能去的。

而在新中国近现代立国战场上，杜义德再次展现出了他优秀的作战指挥能力。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前，越南方面对我国的海上入侵早已开始了。1974杜义德任海军副政委的时候，就参与了西沙反击战的指挥。

西沙反击战不但促使我国开始集中精力，发展我国在西沙，南沙群岛的驻地建设，也为我国重新审视和越南的关系敲响了警钟。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对于我国的陆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为了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定，委派了许世友，杨得志和杜义德去往广西，云南和海南担任总指挥。

其中杜义德肩上的担子不轻，他不但要在海上严密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同时也担任海南地区自卫反击战的三军总指挥。

但邓公对他有信心，他曾就自己的安排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场仗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有着许世友，杜义德这样的优秀干部。”

事实证明小平同志的眼光十分独到，在我军边境几个省驻军的配合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国就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中越边境自那以后，也迎来了数十年的和平。

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邓公最为信任的将领之一，杜义德作为“救火队员”被派往西北，称得上当之无愧。

在去西北之前，杜义德因为生病的原因，刚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虽然身体虚弱，可是为了尽快熟悉当地的环境，他就拖着病体考察了整个河西走廊。并对重要的地区如嘉峪关，酒泉等地区作了详细考察。

几个月后，因为身体状况改善，杜义德又重新考察了西北各地。这一次的考察不但更加细致，而且他还带领了北京军区的各级领导，重点对兰州军区和北京军区衔接地点作了详尽的安排工作。

直到1982年，西北军区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杜义德才得以功成身退。

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和政委萧华

对于他的工作和贡献，邓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他眼里杜义德还是当年那个虽然性格耿直，但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每次都会用“坚决完成任务”来回答的“杜坚决”。

杜义德参加革命很早，1929年4月便加入了工农红军。由于作战勇猛，所以成为了革命队伍中擅打硬仗的一名指挥员。

1932年1月，他担任红4军（原红1军）第10师30团3政治教导员。虽然官职不高，他为人处世也一丝不苟，但他直来直往的脾气难免会得罪人。这导致了他习惯于强硬的作战风格，也为他博得了一个“愣头青”的绰号。

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在长征期间遇上了同样脾气火爆、擅打硬仗的指挥员：著名的“疯子”王近山。

脾气相近的两人，因为在反围剿时对于过河问题产生了矛盾，差一点动起手来。

原来在撤退和转移中，杜义德负责嘉陵江的渡江桥梁搭建。因为时间紧，材料有限，所以杜义德筹措了周围的所有木材，才勉强搭建了一座浮桥。

临时搭建的浮桥本就脆弱，即使战士们过河也要快速跑过，而且很多地方还需要战士们站在水里充当桥柱。没想到轮到王近山的队伍渡河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战士们牵着两匹高头大马走来。

杜义德一眼看出，这两匹马一旦踏上浮桥势必引起塌陷，对于后方没来得及过河的部队来说，重新搭桥变数很大。所以杜义德一个箭步走到桥头，拦住了牵着战马的战士。

双方就马上浮桥的事情开始了争执，激烈的争吵很快引起了王近山的注意。他走上前和杜义德交涉，可是同样被一口回绝了。

因为杜义德的理由充分，王近山不得不退让一步，提出自己涉水过河，把名额让给马匹的想法。

通过王近山的叙述，杜义德知道了马匹是送给上级领导的礼物。但为了所有部队顺利过江的任务，他仍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这种强硬的表态惹恼了王近山，他拉着马缰绳准备强上浮桥。

杜义德见到两个人争持不下，已经阻碍了过江队伍的顺利行进，情急之下他掏出手枪，一枪一匹打死了战马。

死去的战马一头栽进江里，被湍急的江水冲走，这下王近山彻底被激怒了，他掏出手枪扬言要枪毙杜义德。

此时的杜义德官职在王近山之下，他不但公然顶撞上级，而且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同样毫无惧色。

不久后两人的争执被人报告给了上级徐向前，在听完来龙去脉以后，徐向前严厉的批评了王近山，并对杜义德的作法表示了赞同。

来到延安后，杜义德因为年纪轻，作战勇敢，但指挥素养不足，党中央决定安排他进入抗大学习。作出这个决定的毛主席，其实也有其他的考虑：

他希望把杜义德培养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将才。

在抗大的几年中，杜义德不但恶补了文化知识，同时也对指挥作战，包括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开展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毕业后他被分到当时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抗日部队——129师参加作战。

众所周知，129师正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当时邓小平担任政委，他希望杜义德在参加正面作战之前，可以先帮助部队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

于是杜义德先被安排到随军学校任校长，在校长的岗位上，杜义德干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不过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百团大战爆发后，我军的一线指挥人员不足，杜义德放下手中的粉笔和教鞭，摇身一变成为了129师新4旅副旅长。不久后，杜义德改任冀南第二军分区司令，并兼任军分区政委，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5年11月，随着抗日战争告一段落，我党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日益显露。毛主席敏锐的意识到，两党的交锋已然无可避免，所以队伍的整编和布防成为了重要的工作内容。

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地区，因此组建了多个纵队。其中的第六纵队组织上决定由王近山担任司令，巧的是作为纵队政委辅佐他的，正是当年打死战马的杜义德。

虽然这两位当年有过一场误会，不过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故意为之。

作为脾气近似的两人，在工作中行事风格和对局势的看法，很容易就能达成一致。

他们这种敢打敢拼，艰苦卓绝的作风，同样很容易会传递给部下的将士中。这也是打造一支敢打能赢的队伍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两人不但对当年的事情一笑而过成为了朋友，而且很快就成为了刘邓大军中的王牌搭档。

在他们的指挥下，6纵也成为了刘伯承邓小平麾下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支部队“专打主力，屡战屡胜”的事迹，很快崭露头角，在国民党部队中也打出了名号。

难怪当时的的国民党军官中，有这样的说法：“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从参加红军，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杜义德经过近二十年的战争洗礼，他对于战争的理解愈发深刻。随着他和王近山配合的日渐默契，6纵也成为了对付国民党王牌军的重要战斗力。

1948年末，淮海战役进入到关键时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黄维兵团”的牵制工作，落到了6纵的头上。

当时的黄维兵团共计4个军11个师超过12万人，装备着先进的美式装备，战斗力惊人。

正面作战不占优势，可是又不能放任他们去增援其他地方。所以引着对方跟在后面追赶，就成了王近山和杜义德的唯一任务。当时上级的命令是，牵着黄维兵团的鼻子向西进发，务必让其在短时间内无法东回增援。

黄维

一味的撤退无法引诱敌人，直接开战又会造成损失。在整个任务的过程中，6纵成功的把“边打边走”，“走打结合”用到了极致。在打的时候，不但要打疼敌人，而且要速战速决；在走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要用两条腿，跑赢敌人的汽车轮子。

因为战术布置得当，黄维部队被我军拖住了20多天，最后才不得不无奈的放弃了追击。

在黄维军团回撤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我军为他组建的包围圈中。而尾随而至的六纵，成为了堵上包围圈的最后一块兵力。

多年后回想起来，杜义德不得不承认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是他参军多年以来“最艰苦”“最考验人”，但同时也是“最痛快”“最有成就感”的战斗。经过多日的作战，黄维部队被歼灭，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也基本确定。

1949年2月，我军迎来新一轮改制。杜义德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兼任第十军军长。从一个政工干部直接升任为军事主官，这在我军的整个序列中都是不多见的。

此时的杜义德在国内的军事领域中，已经成为一个名声远播的存在了。

不过杜义德的军事历练旅程，还并没有结束，很快他又迎来了新的考验，也正是这次考验让他成为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将领。这场战征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秋天，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为了挽回颜面，争取更加主动的态势，他们在10月中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反击，也就是著名的“金化攻势”。

在这次战役中，杜义德率领志愿军战士4万人，和敌军在先进武器支援下的6万人，争夺阵地超过40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09年9月5日，杜义德中将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回顾杜义德的一生，说是在血与火中锤炼的一生毫不为过。

他不但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心中装着完成任务，保家卫国的军人楷模。杜义德的军事素养和军人操守，值得后辈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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