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孩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38年。原名叫朱大虎，他的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大队长，为了孩子安全，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叫——朱信娟，这个名字伴随他的一生，在 解放之前他过着极为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他的学业却没有落下。

在全国解放后，朱信娟的父亲在国家部委担任司长，朱信娟全家都搬往北京。1956年，朱信娟以最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的一所全国一流的大学，就此离开父母身边，不久之后，他的父亲也被调往中国北方一家大型工厂担任厂长。

朱信娟入大学的第二年的某日，他骑着自行车刚出校门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卡车擦了一下，当场昏死，被送入医院后发现，全身七处骨折，昏迷了整整17天才算被抢救过来，但他因祸得福，躲过了一次有他参与的学术批评，但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被牵连入狱。

朱信娟一边对自己躲过劫难而庆幸，一边又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当时由于他的父亲工作的单位有很多苏联专家，朱信娟利用放暑假期间，来到父亲的工厂，写了一封控告信给了父亲工作单位的苏联翻译。希望由她交给苏联政府。

朱信娟把信交给女翻译，待放完暑假后，就便回南京去了。很快他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不久之后，学校忽然通知他：苏联国家教育委员会邀请85名中国大学生赴苏联敖德萨参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学生黑海夏令营活动。在苏联方面开列的邀请名单中，有朱信娟。

朱信娟闻之.感到意外，他不知道苏联方面为何关注到他，但无论如何也未将这事与那封信联系起来。在1958年7月23日朱信娟和其他84名大学生来苏联敖德萨。苏联方面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酒会。所有的大学生都喝醉了，只有朱信娟一个人没有醉，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正当朱信娟对这一状况觉得不解时，有一个人单独将他请到一个小帐篷里。朱信娟没有任何防范意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进入这个帐篷里的时候，一切都计入克格勃的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朱信娟刚迈步帐篷内，马上被一个苏联女郎拉住他道：“朱同志，请进!”

朱信娟帐篷内里面灯火通明，正中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啤酒、饮料和各种水果。一个中年大胖子从桌子和朱信娟握握手，并说：“请坐，请坐。”并一再请朱信娟喝酒吃饭。

朱信娟就用俄语说道：“谢谢，我刚刚才喝了很多的酒，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胖子笑了笑说：“那你知道为何就你没有醉吗”。

朱信娟表示不知道。

胖子又继续道：“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给你服了一种中和酒精的药，你喝多少酒都不会醉。”

朱信娟张口结舌，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曾经服过什么药。再说他不知道苏联人为何要这么干。

胖子又道：“朱信娟同志，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校莫洛托特斯基，就是你们俗称的克格勃，我受苏共中央的委托和您进行这次谈话，你写给苏共中央的那封信，早已收到。赫鲁晓夫同志亲自阅读了这封信，称赞你是一位有头脑、有独特见解的优秀中国青年!”。

朱信娟听后十分激动，他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一封信居然能惊动苏联最高领导人。

莫洛托特斯基又说：“有鉴于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调查考察，请你参加我们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时，鉴于对老大哥的感情，朱信娟绝对不会认为苏联人让他当间谍，最初还以为是要他到苏联来工作，就像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样，于是他说道：“中校同志，我本人对此感到很高兴，不过，这事得和我国有关部门联系，获得批准才行。”

莫洛托特斯基知道朱信娟误会了，解释道：“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你的工作仍须在中国进行；而且必须绝对保密，你在国内的任何组织、部门个人包括你的父母等都不能知道，至于到具体做工作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举个例子，就像你们以前的地下党做地下工作。明白吗?”

朱信娟这才明白了：“你们让我干间谍?”

莫洛托特斯基说：“说是间谍也可以，不过这是苏维埃间谍、红色间谍”。

朱信娟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并表示我不会出卖我的祖国。

听到这里，莫洛托特斯基顿时就换了一副面孔，威胁道：|“你说不干也可以，但这一选择可能会使你陷于不利的境地。您信不信，我们只要把你那封信转给中国方面，你立即就会被公安局逮捕。你在封信的观点，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观点，而且还有里通外国的行为，届时，你 还有你的家人会怎样，你应该比我清楚。”

朱信娟一听顿时就傻了，因为这个叫莫洛托特斯基顿的人说的很对，情况也似乎是这样的。

莫洛托特斯基一见朱信娟面露惶恐之色，用一种比较缓和的口气继续说道：“这样吧，朱信娟同志，你如果一时不能作出决定，那就考虑一下，在离开敖德萨时作出答复。”

接着这位莫洛托特斯基克格勃中校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说道：“这是两张粘贴纸，一红一绿，你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就把红纸贴在您所睡的床板下面，反之，就贴绿的。”

朱信娟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帐篷里走出来的，当天晚上，别人都在酣睡，唯独他辗转难眠；他毕竟是大学生，思维能力强，反复考虑下来，悟出了苏联人的用意：给他秘密服解酒药，是提醒、暗示也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用毒药把他毒死；让他在离开敖德萨前作出贴红色或绿色纸的决定，是一旦他选择“绿色”,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下手暗杀他于苏联境内。而一旦贴上红纸他就沦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朱信娟在左思右想之下，终于决定为克格勃工作。

朱信娟回国在后继续在大学里读书。克格勃布置给他的任务是将其父亲的一些重要文件拍成照片；进行微缩后交给来取情报的间谍或者放在指定的地点。朱信娟每隔两个月回一次家，利用父亲的疏忽大意进行他的间谍活动。期间，克格勃向朱信娟提供了充裕的活动经费。

1960年，朱信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中央某部机关工作，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文件。于是，克格勃要求他除了拍摄父亲的文件，还要拍摄他自己所接触的文件。那时，克格勃的胶卷微缩技术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新的微缩技术可以把整卷间谍胶卷所拍摄的内容微缩到一粒芝麻大小，用胶水粘在邮票后面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出去。期间，朱信娟将大量的机密情报泄露给苏联方面，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朱信娟在干到1961年因患了肝炎及肺结核而停止工作，治疗、单独隔离了整整三年，其父亲其时工作也调动，升为副部级干部，这样，他的情报工作遂告暂停。

1964年底，朱信娟身体康复后，仍去原机关上班，也能去父亲处过夜，于是，克格勃仍命令他重操旧业。但是，没隔多久，我公安机关就察觉了朱信娟进行间谍犯罪的蛛丝马迹，对他开展秘密侦查。

1965年3月2日，朱信娟在办公室用间谍照相机拍摄机密文件时，我安全破门而入，当场拿获。公安人员接着又对朱信娟家(他此时已经结婚)进行了搜查，搜得间谍照相机、制作微缩胶卷的工具、已拍摄文件的胶卷、间谍活动经费等大量罪证。

朱信娟被捕后；供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公安机关根据其口供，在约定的联络点克格勃间谍一名(该间谍持有外交官员身份，故在供认罪行后未予惩处，驱逐出境)。司法机关根据朱信娟的认罪态度，于1965年9月，法院依法判处朱信娟无期徒刑，判刑后，他先在北京服刑，1969年底被移押青海达羌农场。

在1988年，50岁的朱信娟被释放，但他并没有返回北京，而是继续生活在青海，孤独地过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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