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以被命名，但那不是真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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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上一节关于老子为什么要写“名可名非常名”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
“名可名”，这两个“名”究竟各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并不难理解：
第一个“名”，是名词，指“名称”。
第二个“名”，是动词，意思是“命名”。
但是，古人创造“名”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起源。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意思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人在马路上狭路相逢，没有路灯，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其中一个人只好问：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另一个只好回答：
“我乃黑旋风李逵是也！”
这就是“名”的起源，等于是自报家门。既然是"自命"，说明“名”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名和事物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的对应关系。但是除了人以外，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不会说话怎么办？
没办法，我们只好来替它们说。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我们替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吗?
02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生物：
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我们将其命名为“鸡”。
但是我们将它称做“鸡”以后，鸡的本来面目就模糊化了，甚至是窄化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谈论“鸡”，脑海里想到的只是“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等等这一些鸡的表面化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只是我们通过自己的主观意愿为“鸡”贴上的“标签”而已。
事实上，鸡作为一种动物界的脊索动物鸟纲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百倍千倍。而且无论我们对鸡的基因、品种、生殖、发育、习性等等研究的多么深入，多么完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全面的、准确的、百分之百的了解关于鸡的一切。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完美的了解鸡的一切，也无法完美的把这一切表达出来。
03
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做加法，提高语言描述的精确性。
甚至必要时创造新的词语，以便能更详尽、更周密地去了解和描述这个世界。
第二种是做减法，提高人类认识的全面性：
不用去创造任何新的词语，而是在现有的语言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铲除我们心中的偏见，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浮在表面上“语言”，还能透视到“语言”背后所包裹着的“内涵”。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加法——就是让语言数学化。
减法——就是让语言诗化。
那么请问，哪一种办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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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答案很明显：
第二种，做减法更好。
所以中国一直推崇的最好表达方式是文言文，讲究言简意赅，比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
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天跟几个同僚出去游玩，在路上看到一匹受了惊的马踩死了一条狗，几个人就互相揶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描述。
第一个人说了十二个字：
“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第二个人想了半天，去了一个字，说了十一个字：
“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了哈哈大笑说：
“要是让你们写史书，恐怕一万卷也写不完。”
这些同僚就问那应该怎么描述？欧阳修只说了六个字：
“逸马杀犬于道。①”
没错，欧阳修只用了六个字就描写出了一个电影的动态超长镜头。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写历史的方法，但是我们能从古代文人的思想里读出一个文化传统就是：
斟字酌句，惜墨如金。
而且这个传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从《周易》到《道德经》一脉相承。因为中国的哲学家很早就看到了“名”的局限性，所以在文字上讲求“因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
也正因如此，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代表人物像公孙龙和惠施虽然巧言善辩，伶牙俐齿，但是他们那一套哲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很早便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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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更偏向于第一种：
就是做加法。
尤其是在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欧洲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那些越著名的越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往往都出自同一个国家。
比如，我随便列举一个名单：
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等。
没错，这些哲学家统统都是德国人，而且他们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德国（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云南省），所产出哲学家在世界近代哲学史上能占据半壁江山？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有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
德语，是目前全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最细致、最精确、最严密的语言。
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比如康德写过一本名著叫《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写信抱怨说：“尊敬的康德先生，你知道你的书有多难读吗？我每一个手指都会按住你的一个从句，结果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你的一句话还没读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句话三分钟还没有看到句号是什么样的感觉？三分钟读不完一句话，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做得到？汉语做得到吗?英语做得到吗？法语做得到吗？
都做不到！但是德语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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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既然德语这么这么细、这么精确、这么严密，那么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了呢?
答案是，没有！
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语言的越来越精确，导致问题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多，所以哲学上的流派也越来越多。直到二十世纪前后，西方的哲学才开始掉头，开始改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语言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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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哲学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本体论阶段。
在本体论阶段，哲学家们走出神话，开始怀疑人生，追寻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阶段。
在认识论阶段，哲学家们又开始怀疑世界。因为他们认识到，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去追寻世界的本源，而是要追求如何才能认识这个本源。于是创造语言，发展逻辑，积累经验，制作各种科学机械和技术工具。
第三个阶段，是语言哲学阶段。
这个时候，哲学家们才开始怀疑语言！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语言表达的不够准确，那么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意义。于是研究语言，如何分析，如何表达，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西方人走过这三个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走了两千五百多年。但是在东方，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就已经在菩提树下走完了，中国的老子也已经在周王朝的图书馆里走完了。所以中国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早熟，中国的哲学同样是早熟的儿童。
因此，哲学三阶段的划分只适合欧洲，并不适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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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哲学好不容易发展到了语言哲学阶段的时期，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又开始分裂了，大致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主张做加法，通过逻辑来构建一套人工语言。
最早萌发于柏拉图，然后在莱布尼茨的著作里破土，到近代罗素的手里终于发展成熟，这一派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
另一派提倡做减法，通过研究来恢复日常语言的本义。
当然，在西方两千年来都没有土壤，由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奠定基础，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②。
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好呢？我们下一节继续解读。
1、冯梦龙《古今谭概•书马犬事》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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