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1004年）末，十二月中，宋廷派出议和臣曹利用前往澶州城下的辽军驻所，与辽国左飞龙使韩杞，进行商议辽军南下，“景德之战”后，辽宋两国的和谈事宜。这一次和谈是继王继忠数次来往两朝交涉后的一次正式定论，也正是这一次协议中，确定了澶渊之盟中，“每岁献予辽弟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物质结算，以此结算，标志战争结束，南北朝友好和盟。而澶渊之盟在后世的褒义更大于贬义，因为澶渊之盟结束了自太宗高梁河之败后，宋国屡次被侵，国人深受北辽骑兵杀害的劣势局面，开创了北宋百年原始积累的“普民盛世”。

澶渊之盟，虽说宋真宗称辽圣宗为“朝弟”，但并非就是取得上风的。这其中就因为两点因素：（1）协议签订于距离开封不远的澶州，且真宗认萧燕燕为叔母。（2）宋朝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银两和绢品，而辽国则没有向宋朝输送任何物质和贡品。在地位本质上，宋朝就已经是劣势。

回顾历史其实能够发现。澶渊之盟之前的辽宋双方，都存在着各自的军事信息闭塞的问题在其中。辽军不知宋朝兵力军心并非一致，王超按兵不动，十万人的定州部队实则是虚设，南方真宗防御空虚。而宋朝也不知辽军主将萧挞览已在澶州被乱箭射死，辽军军心涣散，战斗力直线下降。于是，两头的莫名恐慌就导致大决战未起，却已经商量和解事宜，这一次军事双方的信息差距，让恶战免于澶州城下。

景德元年（1004年），辽主和萧太后这一次倾力南下，是有些孤注一掷的。辽国立国要比宋朝更早上数十年，到了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收拢了周边的小型、中型政权力量，可由于本国人口缺少，理应专注国内经济建设。于是也想着结束与宋朝长达二十五年的小规模割据，本意虽说并非是吞并宋朝，但也是打着以某个标志事件结束混乱局面的想法而来。

澶渊之战示意图

澶渊之战前，在景德元年（1004年）的七、八月份。宋朝真宗、寇准、王钦若、陈尧叟、王超等人等人都已经提前收到辽军即将南下的战争信号。于是，一场属于宋朝的“自卫战争规划”就开启了。

根据《辽史》与《续资治通鉴》的兵力记载，辽军从幽都府带了明面上号称“三十万大军”的力量从北而来。这一股力量不容小觑，本质就是因为辽军的主力部队是“以一敌十”的成熟骑兵，而宋朝方面终究是步兵居多，这在战争食物链上来说，宋朝就存在极大的先天劣势，这也是为何宋朝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连续战败在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的根本原因。

其次，因为宋朝当时的国土所在地形极度平坦，从幽州直下，穿过莫州—冀州—贝州，辽国的骑兵就是直接面对没有天障的开封府。如此一来，性子本就软弱的真宗以及北宋朝廷就颤栗了，早早地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且部分朝臣都已经有了“未战先议和”的消极心态。

第一阶段：派遣魏能与石普北上辽宋边界的保州和北平寨与辽军主力直面冲击，抵挡第一波攻势。“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先锋。又攻北平寨，为田敏等所拒。东趋保州，攻城不克。”

第二阶段：安排王超前往定州与镇州之间布防，保证辽军深入南下的情况下，可在后方冀州南下包围辽军主力。“万一敌骑已营贝州以南，即自定州发三万余人，俾将桑赞等结阵南趋镇州，”“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阵，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

王超

第三阶段（假设阶段）：辽军若抵挡在定州位置，则让王超守卫地域，由魏能带领宋朝骑兵去支援王超，剿灭宋军（事实后来辽军南下，定州无恙）：“万一敌人筑栅于镇、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来，邢、洺之北渐被侵掠，须分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敌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

第四阶段：宋真宗亲征辽军，带兵北上，驻守澶州，以澶州作为最终决战。北边的魏能与王超南下救援，包围辽军骑兵（两国之主汇合点）。“若车驾不行，益恐蕃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举，亦须度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控扼。”

这一次规划，主要负责人就是主战派寇准。不得不说，寇准当时的魄力非常大，在整个朝廷主和、软弱一片的情况下，还极力地稳定了宋真宗的心态，设计出了非常精妙的战争防御和被动出击计划，而且，后来也证实了，这套方案的确让辽军忌惮不已，因为辽军极度害怕两个方向牵制的军事危机，唯恐腹背受敌。

即便到了后来辽军往南深入，宋朝的实力并没有经过太大的削减，加上辽军后来攻城能力实在不强，例如瀛洲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数万人，都难以拿下，辽军对于宋人的城池还是非常惊惧的，毕竟骑兵的天然属性不专注于攻城，若没有步兵主战，骑兵优势堪忧，而且从幽州带来的粮食并不多了，后续发力也会熄火。

最初的辽军还是很顺利地南下的。因为常年在边疆侵扰北宋的缘故，北宋北边的防御如同辽军的训兵场，压根抵挡不住辽国数十万的骑兵进入国境内。所以从辽军入宋边境，非常简单。虽说宋朝也安排了安肃、顺安、广信军在地方布阵防守，但事实也是辽军迅速打入境内，驻方军队退守，宋辽都有意将主战场深入，越靠近开封越好。

萧挞凛

第一阶段：分出两队分别进攻遂城和高阳，最后军队汇聚在保州，进行整合，南下祁州，屈人之兵，宋军不战而降。第二阶段：汇合至河间，从河间一路南下，经过冀州和贝州。此时的辽军也因为王超带着十万大军在定州注视着而感到不安。第三阶段：深入北京，直下澶州，威胁开封。但一这段路程战争并不剧烈。因为萧挞览已死，辽主和萧太后心里也没谱，所以派出了王继忠回去加深交涉，到了澶州，最后和谈。

虽说辽军此次出征说不上草率，但变故太多，的确挫伤了辽军的锐气。自瀛洲攻城不果，到主将兰陵郡王战死，后方十万主力部队威慑，萧太后战争之心被削弱。而且本来萧太后和辽圣宗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双方割据，进行战争清算，因此过了河间地带，辽军就更倾向于和，以至于看起来，辽军从最初的孤注一掷到后来的小心翼翼，有些滑稽。

“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逾十数日，多所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觽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

外加萧挞览此役战死：“威虎军头张緓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

辽军的骑兵力量最强，但宋朝城墙太多，双方的僵持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对峙。当时开封府上还存着千万粮食，粮仓饱满，而号称“三十万大军”的辽军骑兵，加上运输和战争马匹，每天所需要消耗的粮食超过一百三十多万升粮食（粗略计算），这样的负重消耗，是辽军拖不起的，毕竟澶州地界距离幽州极其遥远，长线补给会被王超切断，因此，多方参考，只能主和，不能在抓住真宗的计划上做文章。

辽军的南下的战争思维十分直接。因为屡次的胜利，辽军自认为对宋军非常了解。但有一点辽军没有想到的是，垂直深入的作战，这是头一回。而且直指开封府，虽仗着宋都没有天障的弊端，可同时也没有考虑攻城方面的阻力，原计划受挫，损耗跟不上战争态势，成为真正的劣势一方。

因此，萧挞览的死亡，就是辽军统治者心态转变的开始。

辽军议和的三个根本原因：（1）兰陵王卒，大军无龙从首，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2）以为王超在背后时刻能够南下阻击，唯恐尾部面对王超的十万大军，首部面对真宗和寇准的十万大军（根本原因，这也是直接原因）。（3）太过深入南方，没有实现以战养战的良好补给生态，可持续战争动力减弱，而且骑兵消耗极大，不能攻破城池，也没有用武之地，战到澶州，只能主和。

宋军议和的一个根本原因：宋廷从下至上，都极度畏战，本就主和，都已经不能称之为求和派，而是赤裸裸的投降派。而且王超在定州屡次违抗真宗的出兵增援命令，王超十万大军已经失衡，辽军不知，真宗惶恐，于是只能求和，就连寇准也只能应允。

赵德昌

王超的屡次抗旨不出兵：第一次：辽军避开定州冲突，直接南下，宋真宗派遣王超背后包围，王超却带着十万人在定州一动不动。“王超等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第二次：萧观音带领辽军主力冲击德清军，而后胡福与张旦殉国，真宗又命令王超南下增援，这一次，王超按捺住一个月都没有到来。“庚午，辽萧巴雅尔、萧观音努率渤海兵攻德清军，”“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第三次：宋真宗亲临澶州，要求王超南下填充实力，此次王超更是当作没听到命令，依旧按兵不动。“大将王超拥兵数十万屯定州，逗遛不进，知节屡讽之，超不为动。”

王超是否想着造反无具体记载，而后宋真宗也没有处罚王超，这次大战的几次抗旨，就此揭过。

因此，辽军失将缺粮不安，宋军内部力量并不能齐全整合，双方都有想着迅速结束战争的根本因素，只是彼此不知罢了。

两方军队都出现了无法预测的尴尬局面，但也彼此忌惮，可辽军的心理建设的的确确还是要比宋朝强大得多。即便是在进军到冀州和贝州的路上，辽军已经开始倡导议和，可也依旧是一副直击开封的凶猛来势，让真宗和天雄军十分紧绷，加上数十年的种族战力差距，辽军的最后发力就是在隔断宋廷心中的那根弦。

于是关于后来的谈判里，辽军就首先主动提出了想要宋国割让“关南之地”，所以最初的“澶渊之盟”的模板，实则是割地赔款的综合不平等条约。但在割地的问题上，宋真宗却是十分坚决。因此在景德之战中，一直软弱的宋朝才因为宋真宗忽然性地坚决，才守护了领土：“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耳！”

细说景德之战，从景德元年（1004年）末十一月到来年一月，其实也仅仅是开启了两个月而已。但这场战斗的本意却是十分特别。辽国想要用某种方式结束割据和军事纠纷，因为他们最早掀起了两国争端，可结束也并不是一言堂，独自能够段论。于是萧太后和辽圣宗出征，就是为了到了开封逼宋朝签订“不平等和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辽国在不安的情绪中，依旧是淡定地实现了这次战争的最大利益化，除了没有割让“关南之地”，其余的目的几乎都达到了。

寇准

而宋朝则是更加特殊，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极度恐怕战斗。北宋官员不得不说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之辈，寇准和高琼此类人物极少，先是最初王钦若和陈尧叟迁都，再到后来王继忠卖力求和，都可以看出来宋国被羞辱的一种必然性。

毕竟这种耻辱是一直存在的，从宋朝人开始示弱害怕的时候，就注定了这样的一个战争结果。签不签订协议，只是实质物质上的差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