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名旉，字元化，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三国志》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

但在多年前河北平泉民族师范学校林振清老师和南京审计学院教授徐少锦曾分别在《道德与文明》及《历史教学》发表论文，解开华佗被曹操杀害的原因，认为“华佗之死责任不全在曹操”。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再加上一篇题为《无良神医-华佗》的贬损华佗的文章，引起舆论哗然，当时不少人用恶言粗语痛骂作者。由此可见华佗高风亮节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两位作者的分析依据，来自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

的记述。《三国志》称：“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汉书》载：“······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曹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

林振清在文章中指出：“华佗才气大、自负，认为荐举的官职都不大，所以才不肯接受······不愿为此小官而抛弃所喜好的医学。”林老师更认为，华佗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两度要挟曹操给他官爵。而徐少锦教授的文章断定，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入仕做官也是华佗的人生目标，从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两位作者的分析，完全是断章取义，哗众取宠！

我们联系上下文可知，“佗之绝技，皆此类也。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这句话在范晔《华佗传》中是在“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之后。

陈寿的《三国志·华佗传》记载：“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也需结合前一句“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来研究事情的前因后果。

显然，华佗之“耻”与曹操之召有关。华佗引以为耻的，非为“医”，而是“常在曹操左右之侍医”。

侍医供人使唤，形同仆役，而且要“常在左右”，随传随到，听候差使。一个心怀天下苍生的医者被迫去当一名私人医生，苦闷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必会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郁郁不得意，士人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遭受胁迫，华佗以当侍医为耻。如此而已。

所以范晔《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的意思是： 华佗为人耿直不会迎合人，不善交际，且认为用医术换取功名利禄是一种耻辱。

华佗引以为耻的，并非为“医”，而是因为他得要“留在曹操身边为侍医”。后悔因为医术而进仕途，也就是后悔当医官，只为权贵看病。他的理想是游走四方为百姓行医治病。

华佗乐于行医，尤其是为百姓治病，所以才有那么大的群众基础，怎么会后悔做医生呢。

在封建社会中医生属于“方技”，一直被主流社会视为“贱业”。再加彼时一些游医也常常以仙人自居，在行医时故弄虚玄，装神弄鬼，有意无意使用一些巫术邪术，因此常常会遭到儒家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反对，因此民间和社会中对医生往往以巫士视之。

徐少锦认为华佗所说的“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这病近于难以治好，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这话引起很多人的错误解读，认为华佗说曹操“死期将近”，断定华佗“危言耸听，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其实只是误解。

华佗既治权贵，亦疗贫贱，对曹操虽无谄媚之举，但也尽心尽力，当曹操“得病笃重”时，华佗认为：“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医家并非神仙，至今也不能包医百病，但曹操对“恒事攻治”失去了耐心，极端不信任、情绪化地认为，华佗借医治疑难病症而企求攫取重金、抬高身价，故意不为他去除病根。

可见华佗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医者，他不慕名利的高尚品德，也记载于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他做官），皆不就（不答应）。”

华佗临死前，交给狱卒一卷书，曰：“此可以活人。”直到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去传授医学知识，显然深爱医学，何“耻”之有？只可惜“吏畏法不受”，华佗也没勉强他，要了一把火把医书烧掉，绝世医技从此失传，实在可惜！

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中都有医学之神，寄托着人类对生命健康的永恒向往、对苍生大医的虔诚礼赞。而华佗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民间传说、小说家言、方志典籍的众星捧月中成为中国的医学之神，也许不必神话华佗。但是，贬损华佗者，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