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8世纪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精神继承者，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用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用市场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藏富于民，让人们更敢于消费，藏富于企业，让企业更便于生产，从而使经济实实在在地发展。其经济思想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是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如果可供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与货币的增长量同速增长，那么物价就可以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存款的积极性增加，物价有可能还会下降。通货膨胀发生于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产量增长速度的情况下，而且每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

　　货币政策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货币调控措施，通过控制货币供给等各项措施，来影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进而起到释放经济信号、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货币学派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变动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张货币发行增长率要保持不变的速度，反对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主义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诱因是货币供给量的激增，并非产出的增加。或者说，货币量是关键原因，产量只是次要因素。很多事件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波动，但是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弗里德曼专业工作的核心是驳斥利普斯曲线。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既不能充分解释通货膨胀，也不是有效的通货膨胀应对政策。通货膨胀与失业无关，它只与美联储放任货币过度增长有关。即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某种取舍关系，那完全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货膨胀实际上会制造错误投资和经济错误配置，从而增加失业风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联储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m2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货币的变动，主要是企业扩张的结果，因此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就难以解释，实践上也不可行，美联储制定的货币增长目标因此没法控制。

　　弗里德曼为何主张要用“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他通过研究大量的货币资料发现，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两个“时滞”期：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至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而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至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为存在12至18个月的“时滞”期，于是弗里德曼提出推断：由于中央银行无法掌握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也无法准确预知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这样央行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时，往往容易做过头：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对经济紧缩过度。而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皆会令经济更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

　　弗里德曼进一步分析说，“权变”政策虽能在短期内控制失业，但时间一长失业率便会反弹。因为增加货币供应虽能压低利率、刺激投资，但随着投资不断扩大，人们的收入会增加；人们收入增加后会对商品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于供给，物价水平上涨就会带动利率上升。如此一来，又会使投资减少、失业增加。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2006年11月16日逝世。在他一岁时，他的家迁到了离纽约约20英里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的母亲经营一家小“干货”店，而他的父亲则从事一系列大多数赔钱的买卖。1932年，他在一所较小的私立大学路特吉斯大学学习，专修数学，但他同时却对经济学颇感兴趣，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他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最终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之后，美联储开始使用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种短期利率调整规则。泰勒主张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这样就从固定货币回到了相机决策。在这套规则下，格林斯潘在位18年，美国经济一直非常稳定。

　　但仅将CPI衡量的通胀目标作为美联储行为的依据，极大地忽略了金融资产市场对过多流动性的吸附，以及这种资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忽略了金融衍生市场对货币流动性的创造能量。比如，抵押贷款的多次证券化，无疑扩张了货币流动性的派生创造能力。这导致了美联储盯住的通胀率，倒是在既定目标范围内，但超级资产泡沫及其带起的经济过热如火如荼地升起，只是不在央行的视野内，因此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抑制举措，反而在政策措施和信号上一再放纵，直到泡沫破灭并带来了比恶性通胀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次贷危机”蔓延最终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此后，美欧发达国家相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一直保持稳健。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结果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错失了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和严重的通胀压力，损挫了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功能。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凯恩斯主张的“权变”政策虽然短期内对扩大就业有效，但长期会加剧经济波动，令经济陷入“一放就热、一收就冷”的循环怪圈。美国等西方国家历次出现的“滞胀”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应保持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样，2010年底我国便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之前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仅2010年四季度，央行就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还有像是今年我国施行的发放消费券、企业留底退税、以工代赈等都是这个道理。

　　弗里德曼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只是一个交换媒介，靠多发货币刺激会造成无穷的消极后果。威廉•佩蒂曾经指出，货币就像人身上的脂肪，太少了不行，太多了也不行。此言论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我们需要的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工夫。可以说，较过去宽松的货币环境而言，之后稳健的货币环境对于稳定物价总水平、促进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的世界，为什么中央银行放了这么多水，商业银行手中大把大把的现金为什么不放贷？真正的制约在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企业家对未来不看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借款，货币不可能真正刺激经济。可见现代经济之复杂远非宏观调控就能解决问题，而应更注重微观调控，特别是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运用，在经济低迷时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信心，经济过热时用金融监管政策消除经济泡沫。

　　经济之所以发生危机，肯定是结构出了问题，如果不从微观上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可能消除，其次，将经济危机归结为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人类虽然总是面临危机，但是每次面临的危机却有所不同，也就是人类虽然数次跌倒，但每一次却是因为不同的石头，而且是从没有见过的石头。这就是因为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消除了产生危机的因素，但是人类不可能避免新的问题的产生。所以，不论是哪一经济学学派都有自己的缺陷，如何通过实践去规避缺陷发展新学派才是实现国家经济稳健增长的始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