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应旺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在先秦诸子中，对毛泽东诗词影响最大的是庄子和屈原。然而，毛泽东将一个人说过的话引入自己诗词中的，只有孔子独享此种殊荣；毛泽东将一个人使用过的军事术语用到自己诗词中的，则只有孙武子享有这种荣耀。

孙武子即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因齐国动乱，去齐奔吴。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孙武在吴国的事迹，并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孙武死后百余年，战国初期齐国又出了一位军事家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记载了孙膑在齐国的事迹，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样，司马迁笔下就出现了两个军事家孙子，一个是春秋末期活动于吴国的孙子孙武，另一个是战国初期齐国的孙子孙膑。

孙武留给后人最有影响力的是《孙子兵法》，孙膑留给后人最有影响力的是“围魏救赵”“田忌赛马”等充满军事智慧的战法。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战法与“围魏救赵”战法可谓异曲同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继《孙子兵法》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军事著作。孙武、孙膑在军事家毛泽东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孙子兵法》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也有它的踪迹，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江月·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发祥地，是毛泽东创建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革命理论和军事思想的诞生之地。这条路和走这条路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书里所没有的，也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它是认清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思想，汲取中国历史上军事斗争的智慧而产生的。中国历史上军事斗争智慧的经典之作是《孙子兵法》。

《西江月·井冈山》，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留下的一首描写井冈山军事斗争的豪迈词作，词曰：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词中有三个词都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即“旌旗”“鼓角”“不动”；“众志成城”则与《孙子兵法·军争篇》中的“用众”一词相关联。

“旌旗”“鼓角”“用众”出自下面一段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民之耳目也。”

毛泽东曾解释“‘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旌旗”中的旌与旗在古代同为发布号令的旗帜，不同之处为：外观上，旌的旗杆顶上有五色羽毛做装饰；职能上，旌以出令，旗以应号。“鼓角”大抵相同于《孙子兵法·军争篇》中说的“金鼓”，是由鼓铎演化来的。“鼓”起指挥前进的作用，“铎”是铜做的大铃，起指挥后退的作用。“金”是铜做的大锣，与“铎”的作用相同，起鸣金收兵的作用。“角”即口吹的号角。旌旗与金鼓或鼓角都是为“用众”服务的，是要“一民之耳目”，齐心协力地战斗。

“我自岿然不动”的“不动”，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描写用兵方法的一段话：“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毛泽东在写《西江月·井冈山》之前，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呢？

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 《孙子兵法》。凯丰认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看过《孙子兵法》。会上，毛泽东没有正面否定看过《孙子兵法》，而是反问凯丰 《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没有看过，答不上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回忆这件事时，多次说他是遵义会议后到陕北才看了《孙子兵法》。但是，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读了 《孙子兵法》。吴冷西在 《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说，毛泽东是在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职务时读了《孙子兵法》。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并无矛盾之处。作为正式出版物、整部书的《孙子兵法》，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没有看过。处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得到这部书并非易事。但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知道这部书，重视这部书，熟悉这部书中的部分内容的。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已知道《孙子兵法》这部书，并已接触过其中的若干内容。如《讲堂录》中就录有《孙子兵法》中的两句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这两句话分别出自《孙子兵法》的 《谋攻篇》 和《形篇》。《讲堂录》还录有宋代苏洵和清代魏源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毛泽东在少年时就读过司马迁的《史记》，肯定读过其中的 《孙子吴起列传》。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喜欢看曾国藩的书，从中也间接了解一些《孙子兵法》的内容。

《孙子兵法》中的 《军争篇》是论析两军争夺制胜条件的一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西江月·井冈山》中的四个词都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很有可能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看到过《孙子兵法》的 《军争篇》。《军争篇》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这也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很有可能当年毛泽东警卫员说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读的《孙子兵法》，就是《军争篇》。

毛泽东系统阅读和研究《孙子兵法》是在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后。1936年9月10日，他连续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提到《孙子兵法》。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指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这年12月，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已经阅读和研究了《孙子兵法》，有三处引用了《孙子兵法》：

第一处是在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中引用的。毛泽东写道：“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子的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其中还有两句话，一句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另一句是从相反的方向说的，“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毛泽东告诫同志们“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表明对这句话的高度重视。

第二处是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第三节“战略退却”中引用的。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能硬拼，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打法。“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孙子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两军对垒，善用兵者胜。弱军要想战胜强军，更需要善于用兵。

第三处也是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第三节“战略退却”中引用的。毛泽东指出：“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示形”出自《孙子兵法·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兵不厌诈，示敌以假象，让其产生错觉，就能造成敌军的过失。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结合法。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

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从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发展来的。《孙子兵法·虚实篇》也讲到“一”和“十”：“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重视集中兵力，反对分散兵力，认为“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交战的对手就弱小了。毛泽东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战法，是对孙子“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战略观的精髓或者说核心要义，就是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的结合；就是以总体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去指导局部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又以一个一个的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去推动实现战略上的“以一当十”。不了解毛泽东这个“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的关系，就不能了解毛泽东的战略观。离开这个“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的关系来研究毛泽东的战略观，就只能陷入毫无意义的抽象研究。

《论持久战》是对 《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表面上看，毛泽东讲持久战，孙子讲用兵贵于速胜，不利于持久，似乎是对立的。实际上，孙子是从用兵进攻的角度讲的，毛泽东是从弱者反侵略的角度讲的，二者是统一的。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用兵贵于速胜，“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原想速战速决，没想到仗一打起来却事与愿违，陷入了久战不决，不能善其后的境地。

持久战恰恰是拖住日本，最终打败侵略者的根本途径。毛泽东说：“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采取持久战战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战略，毛泽东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了之前同斯诺谈话的观点：“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本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在毛泽东的这些话中，“孙子”栩栩如生。

毛泽东抗日战争军事谋略中的持久和速决是对立统一的。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上中国要实行持久战，但在战役和战斗上则要实行速决战。毛泽东说：“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战略上的持久战是靠战役和战术上的速决战去推行的。“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对 《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不要看轻孙子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在《矛盾论》中论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他又一次引用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说明片面性不对。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论述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时，再一次引用了孙子的这句话。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结论是在“知彼知己”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抗日战争中，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不可能速胜。但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得道多助的；日本以小欺大、劳师远袭，是难以持久的，中国在本土作战，有人民支持，有大国物力条件的支撑，只要坚持持久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说：“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之所以都是错误的，就是不能“知彼知己”。

《论持久战》不仅在整体分析研究中贯穿着“知彼知己”的思想，而且在局部的分析研究中也贯穿着这一思想。如，在研究战争的目的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时，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又如，为什么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军要采取速决战，要以多兵打少兵呢？毛泽东分析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

《论持久战》是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比如说，毛泽东分析“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中国的情况，“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所以毛泽东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再比如说，毛泽东分析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在10个月侵略战争中是弱于战略、强于战术。“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战能力，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仅要懂得中国的全部，还要懂得日本的全部。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提出要研究沦陷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论持久战》是对 《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孙膑“围魏救赵”“强而示弱”战法的运用与发展。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武子的这一谋略被他的后代——战国时的军事家孙膑发展成“围魏救赵”、强而示弱的战法。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威王命令田忌率军救赵，孙膑任军师。田忌本想直接向赵出兵，孙膑却建议田忌先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引兵攻魏，魏军必释赵而回救本国，可一举解赵之围。田忌接受孙膑的建议，果然大破魏军。

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又命令田忌率军救韩，孙膑任军师。孙膑仍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指挥齐军攻打魏国。齐、魏两军刚刚遭遇，孙膑就下令齐军撤退，并接连三天减灶三分之二，伪装节节败退。魏军信以为真，紧追齐军，遭齐军伏击而大败，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杀。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介绍和运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法。毛泽东指出：“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这种战法也就是《论持久战》中介绍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毛泽东说：“‘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

20世纪60年代，章士钊赠送毛泽东一部明朝人冯梦龙编的《智囊》。在这部书介绍孙膑“围魏救赵”战法处，毛泽东挥笔写下12字赞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毛泽东对田忌与齐王赛马，孙膑给田忌出主意：以最差的马对齐王最好的马，以最好的马对齐王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最差的马，帮助田忌获胜，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批注中写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孙膑“围魏救赵”“驷马之法”的军事智慧，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论持久战》是对 《孙子兵法》“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通过计算做比较，以索得实情，是“知彼知己”的途径。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的《计篇》。孙子认为对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就是计算、计谋、预计。计谋定了才能去行动。计谋没定就去行动，那是鲁莽汉的行动，失败者的行动。《计篇》的最后一段话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论持久战》是对中日双方进行了详细的计算、比较，掌握了实际情况后，才做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预见性结论，才定下持久战的计谋的。谋定而后动，对战役和战斗而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指出：“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孙膑都是大军事家，但不是诗人。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是大诗人，但不是军事家。毛泽东是诗人军事家。自井冈山斗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夜，他的诗绝大多数内容是军事斗争方面的，很多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同时，毛泽东又是军事家诗人。他的很多诗词都反映了军事家的谋略和思想。《西江月·井冈山》是毛泽东成为军事家诗人的第一篇代表作，其中有被称为中国古代武经的《孙子兵法》中的词语：“旌旗”“鼓角”“不动”；其中也有被称为中国古代兵圣的孙子“用众”的思想：“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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