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很快便抓住了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这三个皇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帽子上贴着“顺民”二字，与普通百姓无异。

李自成没有子嗣，见到这三个相貌清秀的孩子，心中顿生怜悯之情，对他们说道：“从今以后，你们就如同我的孩子一般，依然可以享受富贵。”随即命人给他们换上新衣。

这三个皇子虽然聪明伶俐，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缺乏社会经验，言谈之间毫无顾忌，甚至在回答问题时，仍称农民军为“贼”。然而，李自成并未因此责怪他们。

李自成问太子朱慈烺：“你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吗？”

太子回答道：“知道，父皇在寿宁宫驾崩。”

接着，李自成又问道：“你们朱家为何会失去天下？”

太子答道：“父皇错用了庸臣。”

听到这话，李自成笑了笑，表示认同。

太子或许平日受儒士教诲，愤愤地补充道：“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向您朝贺求官。”李自成听后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李自成对明朝官员的腐败早已深有体会，而太子这番话无疑更加深了他对明朝官僚的厌恶之情。这种厌恶，再加上刘宗敏等将领的贪婪，最终促成了李自成随后对明朝官员进行的“追赃”拷掠行动。

明朝末年，崇祯朝殉国的臣子数量虽不如建文朝众多，但其气节之壮烈却令人敬仰。在三十多位以身殉国的臣子里，既有世臣戚臣，也有文臣学士，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与气节。

在世臣戚臣中，宣武伯卫时春、新乐侯刘文炳和驸马巩永固等人的殉节尤为悲壮。卫时春和刘文炳选择阖门自焚，而巩永固则全家跳井，以死明志。这些行为展现了他们对大明王朝的忠贞不渝。

在众多令人敬仰的文臣之中，范景文、倪元璐、刘理顺、李邦华、吴麟征、吴甘来和金铉等人展现出了非凡的气节与忠诚。

范景文在墙壁上题写“谁言信国（文天祥）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以此表达对国家的忠贞，随后毅然决然地投井殉国。倪元璐则选择自缢，以身殉国，彰显出其坚定的信念。

状元刘理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山践之，吾何不然！”

刘理顺不仅自己践行了儒家的忠义之道，还带领全家十八口人一同自缢，展现了全家的忠烈精神。

李邦华在阁门上题字：“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他通过文字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并最终服药自尽，用生命诠释了忠诚。

吴麟征一直坚守在城墙上指挥防御工作，直到城池被攻破。即便面对敌军的强大攻势，他依然毫不退缩，最后选择上吊自杀。他的忠诚甚至赢得了敌军士兵的敬重，他们因此没有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抢劫。

吴甘来在堂上题诗后，拔出佩带自缢而亡。而金铉则选择了投河自尽。更令人动容的是，金铉的母亲和妻子在得知消息后，不愿受辱于敌人之手，相继投井身亡。金铉的弟弟在料理完亲人的后事之后，也投井殉国，一家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忠烈之歌。

此外，在北京城破之时，紫禁城内有数百名宫女选择自杀，她们的决绝让那些投降的臣子们无地自容。这些英勇的行为彰显了明朝末年部分人士坚守的道德底线和民族气节，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自成进入皇宫后，命人彻底搜查府库，结果发现库存仅有黄金十七万两、白银十三万两，这一数字远低于他的预期，令他大失所望。

按照常理，李自成在建立大顺政权后，应当重赏将士以稳固军心，但如今金银短缺，让他陷入困境。回想崇祯太子曾经说过的话，再加上刘宗敏等人的煽动，李自成最终决定实施“追赃”政策。

至于明末清初士人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提到宫中藏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无稽之谈，属于道听途说的猜测。崇祯皇帝即便再迷恋财富，也明白在国家灭亡之际，这些金银只会成为敌军的战利品。因此，这种类似“小说”的记载却被后世不少学者当作证据，用以指责明朝在亡国时仍吝啬守财，实属不当。

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是太监曹化淳，他一次性献出五万两白银，这让李自成颇为满意。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通告，要求明朝官员次日朝见。公告明确表示：“愿意留任者可报名，不愿留任者亦可自行离去；若有抗拒者，斩立决！”此令一出，许多明朝官员纷纷报名准备觐见。

次日，李自成等人坐在朝堂之上，牛金星手持花名册逐一念名点到，“嬉笑怒骂，恩威并施”。

然而，李自成并未耐心听完，不久便与刘宗敏起身离开现场。

顷刻间，明朝百官皆被两名骑兵押解一人，集体驱赶至西华门外四牌楼街。众官惊惶失措，以为即将面临集体处决，不少人当场昏厥。

押送途中，大顺军士棍棒相加，如驱赶牲畜。忽有传令兵高呼："前朝罪官一律押送刘宗敏将军帐下候审。"大队人马随即转向，被驱至刘宗敏驻地。

彼时，这位权将正左拥右抱，纵酒狂欢，见状便喝令士卒将官员们押回军营候审。众官员被迫换上囚服，捆缚于军营马厩中。

饥肠辘辘度过一昼夜后，次日方被押至刘宗敏帐前。

岂料刘宗敏既不审讯，也不过问，只命人宣布："按官职献银赎命，一品官须纳万两，依次递减。痛快缴纳者即刻释放，隐匿者大刑伺候。"因囚官众多，刘宗敏府邸难以容纳，遂将部分官员分押至部将田虎、李遇府中。

霎时间，刑具齐施，炮烙挑筋、剜目剖腹之刑此起彼伏，北京城中回荡着前朝官员的凄厉哀嚎。城中富户亦多遭拷掠，平民储粮尽被征为军需，致使饿殍满街。

李自成得报后，亦觉过甚，集会时劝诫刘宗敏等人："卿等何不辅佐孤王做个明君？"刘宗敏当即反唇相讥："陛下只管做您的皇帝，这拷掠之事自有臣来处置，不必多言！"李自成闻言，竟无言以对。

刘宗敏虽然官职只是“制将军”，并非“太尉”或“大司马”这类显赫头衔，但他在李自成的政权中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把这位“皇帝”放在眼里。

在追缴赃物的过程中，第一个被掠夺致死的官员是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他是率京营三大营兵士在北京城外最早投降李自成的官员。

作为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大臣，李国桢平时表现得极为傲慢，别的大臣跪禀议事时，他却能站在皇帝身边，毫无人臣应有的礼仪。从崇祯帝信任的这些人来看，明朝的衰败已是不可避免：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魏藻德、李建泰、李国桢等。

李自成初见李国桢时，对他印象极差，责骂道：“你受天子重任，恩宠超过百官，按理说应该为国捐躯，却厚着脸皮来投降，你想干什么？”随即命令手下将他绑起来。

李国桢痛哭流涕地乞求饶命，李自成怒斥：“误国贼，你还想活！”这句话注定了李国桢的结局。

随后，刘宗敏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用小火烧烤、大板殴打，折磨了一整夜，最终导致李国桢痛苦而死。不仅如此，农民军还闯入李国桢家中，轮奸了宅中的妇女。

再来说说陈演和魏藻德这两位“大学士”。陈演曾是内阁首辅，在三月初因谎报战功被罢免。他本想逃离北京，但由于家产太多未能成行。听说大顺军索要银两，他主动向刘宗敏送去四万两白银。刘宗敏对其“慷慨”之举感到满意，暂时没有对他施加酷刑。然而，后来他的家仆告发，称他家中地下藏有数万两银子。农民军挖掘后，果然发现院子里的土下埋满了白银。

刘宗敏大怒，开始对陈演施以酷刑，又搜出了数百两黄金和大量珍珠。即便如此，当李自成离开北京时，仍然下令将陈演与其他勋戚大臣一同斩首。

​幽室中，大学士魏藻德蜷缩于蛛网密结的角落。这位崇祯十三年的状元郎，昔日以谈兵论策获简在帝心，拜相后却如泥塑木雕，每逢廷议便缄口垂目。此刻他耳贴门缝，嘶声哀告："新朝若有用我处，何不释我出此樊笼？"声声乞怜，反引得院中守卫嗤笑不已。

刘宗敏闻报拍案而起，铜铃般的眼睛瞪得滚圆："把这酸丁拖来！"刑堂内檀香未散，魏藻德尚未及开口，精铁夹棍已咬住十指。伴着骨节碎裂声，虬髯将军踏碎满地月光，刑具每收紧一分便喝问一句："尔为百官之首，怎将江山断送至此？"

"晚生...本一介书生..."魏藻德涕泗横流，断齿间迸出惊天之语，"实乃先帝昏聩..."

话音未落，刘宗敏反手一记耳光抽得烛火摇曳："崇祯爷抬举你三年入阁，倒养出个白眼狼！"

铁钳般的手掌左右开弓，直打得金丝镜框迸裂，血沫溅上蟠龙柱。

刑卒见状猛拽铁索，十指连皮带肉扯落砖地。

魏藻德如离水之鱼般抽搐，忽嘶声叫道："家中尚有及笄小女！"

刘宗敏狂笑震落梁上积尘，当夜便有绣轿撞破魏府朱门。少女泣血之声未歇，已裹着破席抛入军营马槽，任由士卒糟蹋玷污。

然而，魏藻德的献女并未赢得刘宗敏的任何同情。相反，刘宗敏对此表现得极为不屑，并下令士兵加紧对魏藻德的严刑拷打。整整六天六夜的折磨之后，魏藻德最终因头部被夹板夹裂，脑浆溢出而亡。

魏藻德死后，农民军又将其子抓捕，继续索要银两。小魏叩首辩解道：“我家确实已无余财。若父亲尚在，或许还能向门生故旧借贷。如今他已故去，又怎能再筹措银两？”然而，这番话并未打动农民军的小头目，后者径直挥刀斩下了小魏的头颅。

在这场浩劫中，明朝那些清贫的官员，如翰林与科臣等，因家中实在无财可榨，大多惨遭酷刑致死。

为了逼迫交出财物，刘宗敏在大门口竖起数十根剐人柱，每日都有官员与百姓被押至此受刑。无论是看似富裕的商贾之家，还是普通平民，只要被认为可能藏有财富，都无法幸免。

经过数日的严刑拷掠，李自成的军队共搜刮得银七千多万两。这些银两随后被重新熔铸成便于运输的方板状银板，中间开有孔窍。

七千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绝非小数目。相比之下，崇祯皇帝在位期间通过加饷摊派从民间征收的税银总计不过两千万两，却已令民心尽失，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由此可见，李自成军队在京期间的搜刮之残酷可见一斑。而这巨额财富并非仅来自明朝官员，北京城中的普通百姓也未能幸免，几乎家家户户都被波及。

此外，李自成入京后的行为也暴露了其作为“农民领袖”的某些局限性。他迅速召集大批戏子与裁缝进入皇宫，每日更换新衣，听曲娱乐，展现出一种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饮食方面，李自成却极其简朴，只吃少量米饭拌干辣椒，佐以烈酒，从不享用精致佳肴。至于器物，李自成依然沿用昔日军营中的粗陋器具，对宫中精美的龙凤纹饰器皿嗤之以鼻，甚至因其“栩栩如生”的设计而感到不祥，始终未曾使用。

大顺军入主紫禁城后，对宫中珍玩毫无怜惜之心。那些官窑烧制的巨幅花缸，被随意充作马槽；雕镂精美的紫檀门窗，劈作柴薪投入灶膛。内库中珍藏的犀角杯，大者被士兵用来捣蒜，小者灌入豆油，权作灯盏，暴殄天物，令人扼腕。

刘宗敏等将领营中金银堆积如山，而李自成的老营却只能以粗粮马豆果腹。士卒怨声四起，纷纷抱怨“闯王不公”，遂三五成群溜出宫禁，肆意劫掠民宅，奸淫妇女。

不过，李自成本人倒不贪恋女色，素来不喜此道。他在宫中仅临幸掌书宫女窦氏一人，侍卫们私下称她为“窦妃”。

若说李自成入京后毫无作为，倒也并非事实。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大部，皆已纳入大顺版图。他一面选派官员接管地方，一面调兵南下，意图彻底剿灭残明势力，一统江山。

入城之初，军纪尚算严明，凡劫掠奸淫者，轻则枭首，重则凌迟，旬日间处死者不下数百。然而，随着时日推移，军纪日渐废弛，昔日严法终成空文。

1644年四月中旬，李自成得到消息，称山海关的吴三桂起兵“造反”。这一变故让李自成十分不安。他原本打算派刘宗敏和李锦两位大将率军出征，但两人沉迷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拒绝领命。无奈之下，李自成只能决定亲自带兵出征。

为确保后方稳固，李自成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他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百余位明朝旧臣，并将从北京城中拷掠而来的大量银两装车运往西安，也就是他所称的“西京”。

四月十九日清晨，李自成亲率大军出发。他头戴绒帽，身着蓝布箭衣，装扮颇为朴素。随行队伍中，除了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实际约七八万精兵）外，还包括被俘的吴三桂之父吴襄以及崇祯帝的三位皇子，他们都受到严密看管。

此时，清廷方面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皇太极已于1643年去世，多尔衮掌控清朝政权。当得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多尔衮迅速派人与李自成联系，提出双方合作“并取中原，同享富贵”。然而，李自成对此并未作出回应。

同年三月初，农民军攻至北京城下，吴三桂接诏放弃宁远，向山海关撤退。这一动向让清廷上下兴奋不已，认为这是南下中原的绝佳机会。

清廷汉人谋士范文程献上三条策略：第一，可直接入关直取北京；第二，明确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而非明朝残余势力；第三，鉴于明朝已积弱难返，必须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尤其是要牢牢控制河北地区。多尔衮对这些建议深表赞同，随即下令动员全国兵力，要求七十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参军，几乎倾全国之力而来。

同时，多尔衮还采纳了范文程关于纪律整顿的建议，要求清军进入明朝境内后不再像以往那样肆意杀掠，而是以安抚民众为主，以此争取民心支持。

松山战败后，鉴于人才紧缺的现状，明廷对吴三桂的败逃并未严惩，仅在名义上将其官职连降三级，但仍委以重任，派他继续驻守宁远。吴三桂对此颇为感激，每日勤于练兵，积极加固城防。他将原本仅有数千人的部队扩充至数万人，同时更新了武器装备。

崇祯十六年（1643年），吴三桂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并拒绝了其舅父祖大寿代表清军发出的“招降”邀请。当时，吴三桂一心效忠明朝，决心做个忠臣（毕竟他的父亲吴襄身在北京，且深受崇祯帝信任，他不可能轻易因家族关系而投降）。

然而，就在吴三桂离开宁远之前，清军已经攻占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等地。至此，山海关之外只剩下吴三桂孤军坚守宁远这座孤城。面对如此困境，吴三桂依然顽强抵抗，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忠诚之心。

不久之后，明廷下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回师京师救援。吴三桂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临行前下令焚毁宁远城内的所有建筑，以防资敌。

然而，由于宁远城内军民总数多达五十万，物资繁多，迁移入关的过程极为缓慢，队伍每天只能前进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吴三桂的军队才抵达山海关。

从这一系列举动来看，吴三桂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仁义”精神，颇有刘备当年携民渡江的风范。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显得有些“妇人之仁”。当时，崇祯帝在京师危如累卵，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回援。

然而，即便吴三桂率几万人马赶至北京，面对百万农民军，恐怕也难以扭转局势。

吴三桂在安顿好当地居民后，迅速率领部队赶往卫所。然而，当他于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却得知一个震惊的消息：农民军已于前一天攻陷了北京城。这一消息让吴三桂陷入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是投降农民军，还是归顺清廷？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他最终决定投靠李自成。

一方面，他的父亲被困在北京，被李自成扣押作为人质；另一方面，大明王朝已覆灭，如果归顺新建立的大顺政权，他或许能够成为开国功臣。此外，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如唐通、姜瓖等人早已纷纷降附，吴三桂自然也不愿落后，选择顺应时局。

李自成对山海关的吴三桂极为重视，在进入北京后立即派遣使者携檄文前去招抚，并承诺吴三桂若归顺大顺政权，将“不失封侯之位”。

与此同时，身处北京的吴三桂之父吴襄，出于对全家性命的考虑（也可能是受到农民军的逼迫），亲自写信劝说儿子投降。另有传闻称，李自成还派明朝降将唐通携带金钱和丝绸前往迎接吴三桂，并试图接管山海关。

然而，在犹豫不决之际，吴三桂听闻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以追缴财物的暴行。一些暗中逃出的官员在路上拦住吴三桂，痛哭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这些消息让吴三桂对李自成的政权彻底失望，从而动摇了他的归顺决心。

不久，当他得知父亲同样遭受夹拷的噩耗时，愤怒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放弃入京计划，唯恐自己一旦落入罗网，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父亲惨遭杀戮。后世总喜欢夸大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陈沅）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一事，将其视为吴三桂反叛李自成的主要动机，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次要原因罢了。前明遗老和清朝文人为了加深吴三桂的“罪行”，刻意渲染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借此凸显他对明朝的不忠以及对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与李自成彻底决裂后，自然不得不向背后步步紧逼的清军靠拢。

然而，当时吴三桂并非立刻投降清朝，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清廷提出“借兵复仇”的请求。他邀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地进入边关，而自己则试图继续掌控山海关这一战略要地，以此作为牵制清军的筹码。

当时，多尔衮率领的大批清军确实并未朝山海关方向进发。他听从洪承畴的建议，担心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焚毁劫掠北京后撤退至西安，因此正火速赶往蓟州、密云等地准备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的密信后，多尔衮欣喜若狂，立即调整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去。同时，他致信吴三桂，承诺“裂土封王”，希望对方直接投降，而非仅仅“借兵”。

当吴三桂得知农民军主力即将来犯时，内心顿时慌乱起来，急忙回信催促清军迅速前来支援。

4月21日，清朝先锋部队到达山海关外，并在欢喜岭扎营，同时与吴三桂展开艰难的“谈判”。之后，主力部队相继抵达，总计14万清军集结于关外。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联络清军后不敢掉以轻心，派遣降将唐通与白广恩率领骑兵驻守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本人则带领主力在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附近）布阵。

此时，多尔衮及其麾下将领心中存有疑虑：一方面担心吴三桂诈降，另一方面由于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锋，因此缺乏信心。

于是，清军决定以唐通的部队为对手进行试探，在一片石击败了这支由前明军与农民军组成的混合部队。尽管一片石之战取得胜利，但对山海关的整体局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情势紧急之下，4月22日清晨，吴三桂亲自出关，赶到欢喜岭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握住吴三桂的手说道：“你为旧主复仇，大义凛然，令人敬佩。我此次率兵入关，已严令军队遵守纪律，若有人敢抢一粒米或动一株草，必以军法处死。希望你能转告关内百姓，勿需惊慌。”

吴三桂听后深受“感动”，随即与多尔衮歃血为盟，宰马杀牛祭祀天地，双方发誓如违约定将下场凄惨（有趣的是，二人最终确实都未能善终）。

多尔衮仍然心存疑虑，进一步要求吴三桂剃发以示忠诚。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争取清军的支持，吴三桂只能带领几名高级将领迅速剃发，并向清朝称臣。

由于时间紧迫，明军四、五万人不可能全部立即剃发，多尔衮便允许他们在身上缠上白布条作为标记。然而，白布数量有限，许多明兵只好拆下自己的裹脚布充当记号。就这样，在混战中，清军看到身缠白布的汉人便视为“盟友”而不加伤害。

于是，吴三桂下令打开山海关的大门，清军多年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他们不费一兵一卒，轻松攻克了这座坚不可摧的战略要塞。

吴三桂自任前锋，英王阿济格率军居左翼，豫王多铎统领右翼，而多尔衮则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殿后。战斗随即打响。

李自成虽然身经百战，却并未察觉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的实力也估计不足，认为对方不过只有数千精锐士兵。因此，他在心理上显得十分松懈，甚至与崇祯帝的太子并肩站在高岗之上，悠然观战。

吴三桂的军队背水一战，高声呐喊着冲杀向前。农民军因有“主上”亲临督战，士气高涨，个个奋勇争先。双方都是汉人，彼此厮杀得异常惨烈，你死我活，一时难分胜负。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农民军逐渐占据上风，吴三桂的部队开始显露败象，明军损失惨重，仅凭残余力量勉强支撑。

在紧要关头，清军的号角声划破长空，两三万头戴斗笠、拖着大辫子的清军精锐骑兵突然呐喊着冲杀而来。这一幕让李自成惊骇不已，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指挥部队迎战，而是惊呼“鞑子来啦”，随即掉转马头仓皇而逃。

农民军虽然身经百战，眼看胜利在望，但面对装束奇特、气势汹汹的清军骑兵，顿时乱了阵脚，士气崩溃。再加上“主上”率先逃跑，全军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调头奔逃。战场上顿时兵败如山倒。

明军与清军乘胜追击，一路杀伐，二三十里的道路上很快堆满了数万农民军的尸体。据说这些尸骨曝露三年都未能清理干净。

望着雄伟的山海关和遍地的农民军遗骸，多尔衮心中大悦，当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带着数千残兵败将撤退到永平，为泄愤下令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处以凌迟，并将其首级悬挂在高杆之上示众。稍作喘息后，他又急忙退回北京。

即便在这场大胜之后，吴三桂仍怀有复明之心，派人迅速赶往北京，通知官员和百姓准备迎接崇祯太子复位。然而多尔衮显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北京的官员和民众对清军入关一事毫无所知，他们既兴奋又忐忑地等待着京城重新回归大明统治。

为了便于迅速撤离，李自成仓促结束了仪式，随后安排人在城外紧急筹备。

当夜，李自成下令将北京城内的宫殿以及九座城楼全部焚毁。次日清晨，李自成以祭天为名，匆忙离开京城，向西方向逃窜。

在逃离之前，农民军把皇宫中的金器和金锭全部熔铸成大饼，用骡子装载了数万块金饼，随军带走。混乱的撤退过程中，崇祯的三个儿子都在乱局中走散，但李自成并未对他们下杀手。一些北京居民发现农民军败退后，在城内搜寻到了行动迟缓未能逃脱的数千名农民军士兵或伤兵，并将他们全部杀害。得知这一消息，李自成勃然大怒，立即派遣数千精锐铁骑折返。

恰逢其时，吴三桂——因家族被杀三十四口而满腔仇恨——率领部队已经抵达城南，准备复仇。农民军士兵面对吴三桂的凌厉攻势，不敢抵挡，立刻调转马头再次逃跑，从而让北京免于一场更大的灾难。从进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仅维持了四十二天。

到了五月初二，多尔衮带领清军抵达北京。城中的士绅百姓原本以为是吴三桂护送太子前来，于是纷纷出城摆设香案迎接。然而，当他们看到的是大批清军时，无不惊愕万分，但最终只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关于京城中昔日明朝官员的表现，当清军入关时，他们大多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如果吴三桂率领明军返回，必定会清算他们“投降贼寇”的罪责。而清朝的到来，则使他们没有这样的担忧。因此，在后来劝说多尔衮南下消灭残余明朝势力的人中，这帮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多尔衮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到处张贴告示，宣称无论何人，只要归顺清朝，不仅官复原职，还会加官进爵，获得新的封赏。这一政策让前明官员们十分高兴，纷纷弹冠相庆。

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消息传开，各地官民得知他大势已去，便纷纷起来反抗，杀死或驱逐李自成所任命的地方官员。靠近北方的地区选择归顺清朝，而南方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帜。

当时，李自成的部队仍然有数十万之众。他亲自率领残兵经过太原、平阳，返回西安，并将主力部队驻守在山西和河南一带以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颓废，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重大行动。

清军逐渐逼近。他们首先在山西策反了大同的姜瓖，随后用火炮轰开了太原坚固的城池。曾经投降李自成的明朝总兵再次归顺清朝，至此山西大部分地区落入清军之手。

而在河南方向，清军于怀庆被农民军击败，这迫使原本准备进攻南京的清军主力不得不回师河南。随着清军主力抵达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遭遇失败，被迫撤退至潼关。

到了年底隆冬时节，清军不断向潼关外增派兵力。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展开激战，持续十余日，互有胜负，在激烈的厮杀中度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驻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次日，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士兵一同被屠杀。

得知消息后，困守西安的李自成感到绝望，西北已无法立足。南下则有张献忠政权占据四川阻挡去路，只能转向河南和湖广。只要消灭南明政权，便可占据半壁江山。临行前，李自成命令部将田见秀焚毁西安城内所有建筑与粮仓。所幸田见秀尚存人性，仅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保住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李自成撤退途中遥望西安城中烟火升腾（实为两座城楼着火），以为任务完成，这才满意离去。

李自成从西安撤退后，原本投降他的西北明朝将领纷纷转而投靠清朝。例如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都成为了清朝的将领。在整个西北地区，唯有榆林的高一功作为李自成的旧部依然坚守，不肯投降。

当时，李自成撤离西安时仍然率领着十三万大军。理论上，如果他迅速行军赶在清军之前抵达南京，至少可以占据东南富庶地区。然而，当李自成行至河南时，却延误了不少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士兵们在离开西安时带着家属和大量金银财宝，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

不久之后，清军阿济格部逼近，李自成带领农民军向湖北方向撤退。清军一路追击，双方交战八次，每次都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失利。

尽管如此，李自成的部队成功渡过长江，并在荆河口重创左良玉所率领的明朝军队。左良玉这个一直采取“养寇自重”策略的明朝军阀，闻讯后率部移师南京，借“北来太子案”为借口，准备与已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的小朝廷算账。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不仅没有团结抗敌，反而内斗，其品行可见一斑。

这一局势让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暂时得以喘息，武昌和襄阳相继被李自成收复。他集结二十万大军，计划进攻南京。但清军并未给李自成机会，在农民军尚未休整之时便追至武昌。无奈之下，李自成只能再次弃城逃亡。

四月的下旬，在江西九江周边发生了一场大战。此战中，农民军遭遇惨败，数万将士阵亡，李自成的两位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被俘后遭到凌迟处死，“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这一系列失败使得农民军在湖北、江西等地损失惨重，实力大为削弱。此时，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一万多人马。

与此同时，清军多铎部正从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两路进军南京。由于缺乏船只，东下的水路无法通行，李自成只能向西南方向撤退，计划穿过江西西北部进入湖南继续作战。他早已习惯了四处转战的生活，对于逃跑并不感到疲惫。

五月初四这一天，农民军的大部队行进到了湖北通山县境内。李自成命令士兵们就地安营扎寨，准备做饭。他自己草草地吃了一些食物后，便带领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的九宫山一带游荡。一方面是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勘察地形。

当地山民得知有“贼人”出现，而且人数不多，仅有数十骑，于是迅速集结了几十人前去围攻。这些普通农民后来被某些文人描述为“地主团练武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些朴实的百姓，长期遭受“流贼”的侵害，心中满是愤怒。

最关键的是，他们并不知道附近还有数千农民军，只以为这是一支几十人的小股队伍，所以才敢大胆上前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其中一人就是“大顺皇帝”，或者知道附近驻扎着数千农民军，即便吓破胆也不敢贸然行动。

雨过天晴，李自成正陶醉于山间雨后初霁的美景。层峦叠嶂间，翠色欲滴，溪水潺潺。忽闻山顶喧哗，只见村民蜂拥而出，滚木礌石如雨点般砸下。李自成麾下将士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情急之下，李自成扬鞭策马，与二十余名亲卫失散。

逃至牛背岭时，天色骤变，暴雨倾盆，战马深陷泥淖难以动弹。这位大顺皇帝只得翻身下马，在泥泞中艰难跋涉。

恰逢当地农夫程九伯耕作归来，见一壮汉独行，身旁骏马神骏非凡，顿时心生贪念。他悄然抄起锄头，自草丛中猛然跃出。李自成虽猝不及防，但多年戎马生涯练就的武艺仍在，当即赤手空拳与之搏斗。不消几个回合，便将程九伯掀翻在地，正欲抽刀结果其性命，岂料刀鞘浸满泥水，佩刀竟纹丝不动。

千钧一发之际，程九伯外甥金二狗闻声赶来，眼见舅舅命悬一线，不假思索抡起铁铲劈向李自成后脑。寒光闪过，这位叱咤风云的起义领袖就此命丧黄泉。

舅甥二人草草收拾了染血的凶器，对地上血肉模糊的尸首不屑一顾，只顾牵着那匹价值连城的战马，哼着小曲消失在暮色之中。

后来，李自成的残部被俘，地方官府确认山间尸首就是李自成后，多次发布公告，称杀死李自成者将受到重赏。

起初，程九伯不敢站出来认领功劳，但当他听说李自成的外貌特征和遇害地点与自己当天的经历完全吻合时，才鼓起勇气下山“认功”。因此，他不仅获得了千两白银的赏赐，还得到了清朝总督的亲自接见。就这样，原本只是普通山民的程九伯，一跃成为“地主阶级”。

讽刺的是，一代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最终死于一个平凡农民之手，这种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而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残部，在刚刚吃饱饭后，突然听到一名卫兵哭喊着报告“万岁爷被乡民杀死”，顿时全营陷入悲痛之中。

然而，真正的“凶手”程九伯对此却毫不知情，他正和外甥待在山中的小屋里，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发呆傻笑。至于后世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的说法，经过清初以来众多学者的考证，都被认定为无稽之谈，不过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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