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之所以能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开创曹魏政权，一方面得益于颍川谋士集团为其制定政策、筹划谋略，另一方面以曹氏、夏侯氏及亲属为核心的武将为之开疆拓土。除此以外，曹操还“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行伍中提拔人才，所谓“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便是其中的代表。
战功卓著东汉末年，骑都尉鲍信受大将军何进之托，回乡招募军队对付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于禁闻讯前往投效。与此同时，何进为增加胜算，还调集关西军阀董卓进京，没曾想此举是引狼入室，董卓反而取代了宦官，成为把持朝政的舵手。
于是鲍信军事斗争的目标换了，成了讨伐董联盟军的关东诸侯之一，此后鲍信在抗击黄巾军的战斗中牺牲，于禁与鲍信所部归顺曹操，归将军王朗节制。
不久王朗发现了于禁才能出众，便举荐给了阿瞒；经过一番面谈，于禁受到曹操的赞赏而连升三级，由都伯（指挥百人的下级军官）直接升任军司马，自此在曹魏集团中渐入佳境：
193年，于禁领兵打下徐州，晋升为陷陈都尉；194年至195年，于禁追随曹操东征吕布，拿下濮阳城南两座营寨后再接再厉，在攻打寿张、定陶、离狐等一系列战役中，于禁身先士卒，又是连战连捷；196年，在曹操大营遭到黄巾军偷袭的情况下，于禁挺身而出，率部痛击来敌，帮曹操解围的同时，还斩首了敌首刘辟、黄邵，后因功晋升为平虏校尉；同年于禁又在讨伐乔蕤、张绣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被曹操上书汉献帝，册封为益寿亭侯；199年，官渡之战中，曹操顾此失彼，不仅有正面势大的袁绍，而且还得带兵回援处理刘备的袭扰。面临如此严峻形势之际，于禁奉命扼守延津、杜氏津等要地，等袁军势衰之时，和乐进找准时机反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有力的策应了曹军主力，为消灭袁绍，统一北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后被被拜为虎威将军。
大局意识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在孔子眼中，学生仲由与冉求均属于具臣，所谓具臣是服从上级，执行政策的人；大臣则不同，有自己理念的，具备良好的大局观。
于禁便属于大臣行列，不仅具备了杰出的军情才能，同时还颇具政治头脑和大局意识，能从更宏观的层次考虑处理问题：
宛城之战 在宛城，“好为人妻”的曹操又将张绣婶婶收为己有，被张绣视为奇耻大辱，愤而反叛，打了曹操一个措手不及，曹军大败，唯有于禁的部队始终保持严密的队形，没有溃败，且战且退，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军靠拢。
途中遇到劫掠百姓的青州兵，于禁没有坐视不理，当即“数之以罪”，依军法处置。要知道这支部队可是曹操麾下的精锐，由亲信夏侯惇统领，之所以冒着风险越权整肃，于禁更多是出于全局的考量。
昌豨叛乱 汉末，昌豨拉了一支队伍落草为寇，曾力邀故交于禁加入，但被婉拒；投诚的昌豨于205年又起兵背曹，被夏侯渊和于禁的打败，本以为颇有渊源，投降于禁可以不死，岂料于禁大义凛然：“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旋而含泪斩了昌豨。
彼时，类似于昌豨这类地方军阀履降履叛，曹操颇为头疼，欲除之而后快，但又担心引起连锁反应，于禁此举不仅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将责任揽上身，使得曹操对其越发器重。
梅陈之乱 很显然于禁斩杀昌豨，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209年梅成伙响应原袁术部将陈兰发生叛乱，曹操只得派出两路人马“灭火”：于禁等人讨伐梅成，张辽、张郃等人讨伐陈兰。
狡猾的梅成摄于于禁，以投降暂避“风头”；“风头”一过，马上改弦更张，再次叛变，并与陈兰合兵一处，一时间张辽“亚历山大”，加之粮草又紧缺，曹军可谓是险象环生。
陈、梅已经汇合之时，于禁才获悉反叛的消息，旋而连夜开拔，赶赴前线，见到形势危急，于禁主动承担运粮任务，将担任正面主攻的任务拱手相让，主动配合张辽完成对陈兰、梅成的平叛。
这些曹操都看在眼里，为此，不久便晋升于禁为左将军，授予“假节钺”的权力。所谓假节钺属于临时性授权，可以代替君上出征，赋予斩杀属将的决断，可见曹操对于禁有多么的看重。
晚节不保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曹操统一北方后，收起了于禁这把“利剑”，令其过上了数年安逸的日子。直到219年，曹操派遣曹仁攻打关羽，准备拿下荆州，无奈进攻受挫，反被围困于樊城，曹操才再次拔出“利剑”，命于禁驰援。
“荒废”了数年，运气也没站在于禁这边，没解了曹仁之围不说，还受困于洪水，投降了关羽，东吴打败关羽后，又成了东吴的“阶下之囚”。
怎么处置于禁，孙权犯了难，既不想得罪曹操，但又担心贸然放回于禁，势必对东吴不利，两难之际，只好暂且“礼遇”于禁，直到曹操去世，孙权示好曹魏，以达到“联曹抗刘”的目的，才将于禁送回。
身在孙营的于禁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魏国，向曹操诉说自己的“不得已”，然而在选择投降的那一刻，于禁的人设已然崩塌，曹操怎么也想不通为何这位老臣出此下策，还不如归附不久的庞德有气节。
既是老子的旧臣，还遭嫌弃，曹丕也不客气，给于禁来了一出“笑里藏刀”，先是将于禁比作晋国的荀林父、秦国的孟明视，抬高于禁，希望其知耻后勇，再立功勋，背地里却不无讽刺地给了这位败军之将“安远将军”的名号，接着又派于禁出使东吴，让其重游伤心之地，在伤口上又洒撒了把盐。
这还不够，于禁出使前，曹丕又令其绕道安葬曹操的高陵拜别，陵内早已命人画了樊城之战插图：关羽的耀武扬威、庞德的不屈以及于禁的投降，于禁自然悲愤莫名，不久便离世，真是杀人不见血，司马光评价曹丕此举为“不君”，不是君主能干出来的事。这还不止，于禁死后，曹丕还为其上了恶谥“厉”，致（杀）戮无辜曰厉。
替“仁”背锅生逢乱世，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飘忽不定并不奇怪，谁家的金锭更高尚呢？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张飞斥责吕布为“三姓家奴”，让先后投靠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的刘备情何以堪？即便同一阵营的张辽，也先后跟过丁原、何进、董卓和吕布四位东家。
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时庞德哥哥庞柔在蜀汉效力，主帅曹仁担心临阵倒戈，打算“雪藏”庞德；血性之人庞德当即立下“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的誓言。所以说庞德慷慨赴死的背后，是颇有些战败后的骑虎难下，被迫兑现誓言的意味，并不说明有多么忠诚于曹操，毕竟其也曾在马超、张鲁麾下效力。
庞德
庞德此举无异于提高了门槛，于禁选择投降，就好比成绩一贯优异的学霸竟然作弊，令到曹魏，尤其是曹操大跌眼镜，直呼打脸，大腿都拍肿了。于禁这般反常，所为何事呢？
《三国志》：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深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
据此推知，连日的大雨使得“七军皆没”，加之曹军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性，曹仁又无力施以援手，在关羽的荆州水军面前，于禁所部可以说毫无招架之力；而于禁一向治军严明，若其不投降，这支军队要么溺水而亡，要么遭到屠杀。
如此严峻形势之下，一向从大局着眼的于禁，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投降关羽，往小了说，是为曹魏集团暂时保全三万有生力量（《吴书》：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往大了说，其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战争本身，为天下保全了三万个家庭，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可谓是功德无量，真是难能可贵。
其实，这对于禁并不公平，一方面是结局的不公平，其在蜀、吴，均没有作出不利于曹魏的事，一方面是过多注意力聚焦到并不是樊城之战直接责任人的于禁身上，不公平。
《三国志》：“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
可见樊城之战前，庞德受曹仁节制，前往宛城平叛，后驻扎在樊城城外，与城中的曹仁相互呼应，所以关羽进攻樊城之时，首当其冲是庞德。
而此后率部驰援樊城的于禁，虽然也有“假节钺”的权力，但因为曹仁是曹操族弟的缘故，樊城之战的总指挥只能是曹仁，于禁的“假节钺”只能在其所部行使，不能通用。
如此一来需要为樊城兵败负责的是曹仁，也就是说若其有预见性（或许有天灾的缘故），不会发生于禁反水一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曹仁缺乏预见性的布阵，导致了“七军皆没”，加之在庞德的示范效应之下，有意无意间，曹操将罪责转移到了于禁身上，为曹仁开脱。一代名将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不得不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