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的老一辈代表，我们这些人最近受到了所谓“顺从”（Resignation）的指控。据说，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社会批判理论的原理，但是却没准备从中获取实践成果。我们既未设计出行动方案，也未支持那些自认为是受到批判理论激励者们的行动。是否可以向理论思想家——他们总是相对敏感并且绝非防震仪（stoßfeste Instrumente）——提出这一要求，此问题我将避而不答。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分配给这些人的任务可能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们有可能因它而变形走样。但他们也是被它塑形的；而且他们自己无法通过纯粹的意志来废除旧我，洗心革面。我不想否认内在于理论局限之中的主观缺陷因素。反对我们的意见可大致表述如下：谁若是在当下时刻怀疑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可能性，并因此对波澜壮阔的暴力行动不参与不建议，那么谁就犯了顺从罪。他并不认为他曾经拥有的变革愿景能够实现；实际上，一开始他就不想看到它能实现。在保持现状的同时，他也默许了现状的存在。
远离实践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光彩的。谁不立即采取行动，谁不愿意弄脏自己双手，谁就是怀疑对象；人们会觉得，他对这种行动心存反感是不合法的，而且他的观点甚至已被他所享有的特权所扭曲。对那些不信任实践者的不信任，从重复着“说得已足够多”的旧口号的反对派一直延伸到广告的客观精神那里：后者宣传着积极参与的实干家的形象——它被称作模范（Leitbild），无论他是企业领袖还是运动健将。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只思考不行动的人是软骨头、胆小鬼，甚至简直就是大叛徒。这种敌视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反对派群体，而反过来，那些反对派又被侮辱为“知识分子”，只是他们对这一点浑然不觉。
思想活动家的回答是：需要改变的事情之一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他们声称，正是为了废除务实之人和务实之理想的统治，实践才显得必不可少。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禁锢了思想。将反抗压抑的力量调转矛头，以压制性的方式去针对那些不会放弃其既定立场的坚守者——尽管他们可能不愿美化自己的存在状态，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时常被提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有给实践的主导性让路之势。许多观点将理论本身定义为一种压抑的形式，仿佛实践与压抑之间没有更直接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统一的教条是由行动的内在可能性（即便它在当时还不能实现）所推动的。如今，出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一个人执着于行动是因为行动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揭开了一个隐蔽的伤口。毫无疑问，他以如此威权的方式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因为他对此并无任何把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rücksichtslose Kritik alles Bestehenden），可现在他却在嘲笑批判。但是他针对青年黑格尔派（Junghegelianer）所开的著名玩笑，他的新造之词“批判的批判”（kritische Kritik）既是一颗哑弹，并且也只能被当作同义反复而灰飞烟灭。强迫实践优先，使马克思本人所实践的批判陷入了非理性的停顿。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正统观念中，对批判的批判的恶意嘲讽成了允许现状以如此可怕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工具。实践所保留的唯一意义是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人们工作还不够努力”，这是唯一被容忍的批判。这表明理论从属于实践是多么容易导致对新的压抑的支持。
对一种没有立即附有行动说明的思想的压抑性不宽容（repressive Intoleranz）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不受控制的思想和不允许从该思想中推断出任何东西的立场必须令人恐惧，因为人们心里清楚却不能公开承认的事实是：这种思想是正确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非常熟悉的那种老旧的资产阶级机制故伎重演，却毫无改变：由负面状态（der negative Zustand）——这一次是由受阻的现实——造成的痛苦变成了对表达这种痛苦的人的愤怒。思想，亦即自觉的启蒙，威胁着对伪现实的祛魅，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表述，行动主义在这种伪现实中蠢蠢欲动。这种行动主义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它被视为伪行动（Pseudo-Aktivität）。在对主观立场的设计中，伪行动与伪现实结为同盟；该行动为了自我宣传，夸夸其谈，煽风点火，从而把自己拔高为目的本身，却否认自己只不过是充当着一种替代性满足。所有披枷戴锁者都想挣脱出来，获得自由，但却对这种愿望感到沮丧。在这种境况中，人们不再思考，或是只在虚构的假设中思考。在绝对化的实践中，只有反应是可能的；职是之故，反应也是虚假的。只有思考能够提供一个逃避的出口，而且必须是这种思考：其结果不是被规定的——就像经常出现在讨论中的情况那样，谁正确或是哪种东西无法促进事业发展，已被事先确定——而是必然会退化为种种战术。当门被堵住时，思想没有中断就变得加倍重要。分析这种境况背后的原因并从这些原因中得出结论，正是思想的任务。思想的责任在于不把这种境况作为最终的境况接受下来。假如存在着改变这种境况的任何机会，那只有通过不曾缩水的洞察力（ungeschmälerte Einsicht）。付诸实践并不能治愈顺从的思想，只要它为这个秘密知识——这条路根本就是不正确的道路——付出过代价。
一般而言，伪行动是试图在一个彻底被中介的、冷酷无情的社会中为直接性保留一块飞地。这一进程是合理的，因为接受任何细微之变都是通向总体变革之长征的第一步。伪行动的灾难性模式是“自己动手”（Do it yourself）综合征——这种行动所做的事，长期以来通过工业生产手段一直做得很好，且让不自由的个人在其自发性受阻时产生一种万事仰仗他们的自信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中，甚至在修理许多东西时，“自己动手”（Mach es selber）的荒谬同样显而易见。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随着所谓服务（Dienstleistungen）——有时按照技术标准被认为是多余之举——的减少，私人采取的措施满足了一种准理性目的（quasi rationaler Zweck）。然而，在政治上，“自己动手”的方法却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以如此令人费解的方式面对人类的这个社会正是这些人自己。对小团体的有限行动怀有信心，使人想起被包裹在总体性之下萎缩的自发性，没有它，这个总体性就无法转变成不同的东西。被管理的世界倾向于扼杀所有的自发性，或至少将其引导为伪行动。然而，完全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像被管理世界的代理人希望的那样顺利。尽管如此，自发性也不应被绝对化，正如它不能与客观境况相分离，不能像被管理的世界那样以同样方式被顶礼膜拜。否则，房间的斧头（它从未放过木匠）就会砸碎隔壁的门，防暴队就会出现在现场。政治暴力行为也可能堕落到伪行动的地步，堕落为作秀（Theater）。毫不奇怪，直接行动的理想和美化这一行动的宣传已经复兴，这紧接着以前的进步组织自愿接受整合而发生，在世界各地，那些组织都表现出它们曾经反对的那种特征。然而，这一过程并未削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回潮就是幽灵的回归。这种回归所表现出的对理论的不耐烦无助于思想超越自身。理论落后于它所遗忘的思想。对于个人来说，通过向他认同的集体签署投降协议，生活将变得更为容易。他不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在他自己的那个同伴圈中，少数变成了多数。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清醒的思考——才是顺从。在自我利益和它所投降的集体之间，没有任何透明的关系占据主位。自我若想分享集体的命运，它就必须废掉自己。康德绝对律令的残余明确地在这里显山露水：你的签名必不可少。这种新的安全感是以牺牲自主性思考（autonomes Denken）为代价的。说在集体行动的语境中展开思考是一种进步，这种安慰被证明具有欺骗性：思考若仅仅用作行动工具，它就会像所有的工具理性一样变得迟钝木讷。目前，还没有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具体可见：正因为如此，任何看似唾手可得的东西都是退化之物。不过，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任何退化的人都没有实现他的本能目标。客观地看，退化（Rückbildung）就是放弃，即便它认为自己是相反的，并天真地宣扬着快乐原则。
相比之下，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在自己的良心上签名画押，也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放弃的人。此外，思考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精神再生产。只要思考没被打断，它就牢牢把握着可能性。它那种永不满足的品质，它对小恩小惠式满足的抵制，都是在拒绝顺从的愚蠢智慧。思考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烈，它就越不把自己物化为乌托邦——这更是一种退化形式——从而破坏它自身的实现。开放的思考会超越自身。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思考采取了一种实践之形（Gestalt von Praxis）的立场，它比那种仅仅为了实践而服从的立场更加贴近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实践。在所有专门的、特殊的内容之外，思考实际上且首先是反抗力量，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让它疏远反抗。诚然，对思考这一概念的强调绝非安全可靠，这既不是因为现有条件，也不是因为尚未实现的目标和任何类型的组织力量。然而，任何曾经存在的思想都可以被压制，可以被遗忘，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某些东西依然幸存于世。因为思考具有一种普遍的动力。曾经被深刻思考过的东西必定在另外的地方被其他人思考。这种信心哪怕伴随着最孤独和最无能为力的思想。任何思想者在任何批评中都不会发怒：思考升华了愤怒。因为思想者不需要把愤怒强加于自身，更不愿将愤怒强加于他人。思想家眼中升起的幸福就是人类的幸福。普遍的压制倾向与思想本身背道而驰。思想在则幸福存，哪怕是不幸甚嚣尘上的地方；思想在表达不幸中获得了幸福。谁拒绝让这种思想从他身上被夺走，谁就没有屈服于顺从。
2022年6月26日译
2023年3月20日校
书名：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作者：[德]特奥多尔·W.阿多诺
译者：赵勇,赵天舒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5
ISBN：978-7-301-349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