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孙中山的故乡么？”

两年前，一起路过中山的朋友看到“孙中山故乡人民欢迎您”的宣传语，如此问湾仔。

在内地，中山的名气并不大，比周边的珠海、佛山、东莞都要“低调”一些。

而经济方面，中山的实力并不弱,曾经还很“威”。

早在民国时期，老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都是中山（古称“香山”）人创办的，他们推进了中国百货现代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中山和南海、东莞、顺德等四城因为经济发展迅猛，被称为广东四小虎。

九十年代，中山诞生了乐百氏、小霸王、爱多、威力等一批当时显赫一时的品牌,可惜都是好景不长。

威力

中山威力洗衣机厂于1984年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双缸洗衣机，翌年投产。

威力也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洗衣机产品质量认证的企业，并在1989年第一次实现了产销量全国第一，此后连续7年保持了全国销量第一。

1995年，威力被国家统计局授予“中国洗衣机大王”称号。

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持续创新的产品去打天下，服务、技术更新和人才储备逐渐跟不上市场发展，自1998年以后，威力的影响力迅速衰弱，开始了下行命运。

乐百氏

1989年，何伯权和他的伙伴们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乐百氏，并联合多家医科大学研发出了“乐百氏乳酸奶”。

该产品一经推出就深受市场欢迎，不久便风靡全国，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何伯权乘胜追击扩张种类，推出了AD钙奶、纯净水以及茶饮。

1993年，乐百氏一跃成为全国乳酸奶第一品牌，并持续保持了6年。这期间，国内乳酸菌乃至整个饮料市场属于“乐百氏”的时代。

到了1998年，乐百氏营收增速同比大幅度下滑，而劲敌娃哈哈虽然在乳酸菌饮料市场起步更晚，但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让娃哈哈逐渐赶超了乐百氏。

在对手的启发下，何伯权决定引入外资。2000年，达能出资23.8亿美元收购乐百氏92%的股份。

但这场“联姻”不仅没能帮助乐百氏重回辉煌，还使其品牌逐渐被边缘化。

2001年底，何伯权和乐百氏四名创始人集体辞职。他们手挽手唱了一首《朋友》，告别了奋斗在乐百氏的12年。

爱多

1995年8月，广东中山爱多电器公司正式成立，胡志标任总经理，陈天南为法人代表，分别持股45%。

1996年，胡志标花450万元请成龙做形象代言人，又耗资8200万元投得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后的5秒广告。大手笔的品牌宣传，让爱多一下子进入了全国知名电器行列，国内经销商趋之若鹜，

1997年爱多的销售额从两亿元猛增到了16亿，登上了中国电子50强。

1997年11月，爱多又豪掷2.1亿所有竞争对手，勇夺央视1998年标王。

然而，1998年的VCD行业过度竞争，加上多元化战略以及大规模低价促销的影响，爱多的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导致资金链紧张。

同时，股东之间也生了嫌隙。

1999年４月７日，陈天南授权律师在《羊城晚报》发表声明，不承认爱多下属若干公司的合法性。

经销商们见状，纷纷上门讨要保证金。

对于挪用了大量保证金的爱多而言，这相当于形成了集中挤兑，最终不得不进入破产程序。

一个神话般的企业最终被淘汰出局。

小霸王

1989年，28岁的段永平来到中山怡华集团旗下的一间亏损的小厂，两年后注册成立

霸王电子工业公司。

段永平随即一口气投入40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一则广告，即“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有奖销售活动“小霸王大赛”，小霸王由此成为游戏机市场第一名。

紧接着，1993年，《小霸王拍手歌》的新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其创意成为广告界传颂的经典。

1994年，小霸王第二代电脑学习机推出，并重金聘请国际武打巨星成龙拍广告，“望子成龙小霸王”的广告词家喻户晓。

在当时品牌意识还相当薄弱的时期，小霸王一举成为国内游戏机的绝对领跑者，市场份额最高时甚至达到了80%。

为了建立更先进的激励机制，段永平在1994年向集团公司提出对小霸王进行股份制改造，但被怡华集团的高层拒绝了。

1995，段永平携6名员工离开，在与中山市一江之隔的东莞创立了步步高。这6个人中，就包括后来OPPO的创始人陈明永和vivo的创始人沈炜。

时至今日，佛山有美的、海天，珠海有格力，东莞有OPPO、VIVO，中山却没有一家拿得出手的大品牌。

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发布的“2018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榜单中，

深圳有40家，

广州有23家，

佛山有14家，

东莞有5家，

即使珠海、汕头、江门也各有3家，

而中山只有2家，且排名靠后：

大洋电机位居第94位，

木森林则是第100位。

据年报数据，大洋电机2018年的营收仅为86亿，木森林也不过180亿（为什么大洋电机排在木森林前面？湾仔也不清楚）。

要知道，美的、格力、OPPO、VIVO，可都是千亿级别的，净利润就能有百亿级。

这种“星星多，月亮少”的局面，对中山经济发展不利。

南方日报2016年的一篇税务方面的报道中写道：“中山税收超过一亿元企业的有15家，最高一家企业交了3.4个亿，珠海一个格力一年税收超过100个亿，中山经济发展欠缺大企业龙头企业，所以税收压力还是比较大。”

税收的背后，往往代表的是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某种角度上看，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往往偏弱，不够稳定。

在经济大环境不佳的2019年上半年，无论与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相比，还是与全省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山经济都表现欠佳：

GDP增速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都在广东省垫底；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6%，工业投资更是达到了-38.2%。

数据让人担心。

早在2016年，中山经济发展还算不错的时候，时任市委书记的陈如桂就提出了中山正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

- 以传统专业镇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专业镇竞争力下降，传统产业增速放缓；

- 以土地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土地使用粗放、低效开发比较突出；

- 以镇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难以为继，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不足；

- 以现有城镇空间布局建设宜居城市难以为继，城镇建设“摊小饼”、资源利用碎片化有待克服。

概括一下，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 企业和产业粗放式发展，竞争力不足，创新力不足；

第二.土地等资源紧张，而镇区间割裂、缺乏统一规划协调，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面对类似问题，深圳也提出过四个难以为继。

2005年，时任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将深圳面临的局面称之为“四个难以为继”：

- 深圳的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

- 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

- 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

- 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对策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

这两年，美国发动对话贸易战，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从中兴、华为，再到大疆，有网友调侃道，一直没有超出深圳粤海街道办的范围。

这是对深圳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最有说服力的肯定。

反观中山，产业转型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开始为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

例如，1994年成立全国第一家为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设立的“高新投”，1999年成立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创新投”。21世纪初，又成立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担保的“中小担”等。

为了吸引高科技产业最要的要素资源——人才，自1992年开始，深圳市领导亲自率团到海外招揽人才，是全国各省市中的首创。另外，深圳先后出台了多个吸引和服务人才的政策。

1999年，首届“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幕，逐渐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

早，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也关系到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问题。

深圳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时期，还是传统产业顺风顺水甚至是高光时刻，只要企业有战略眼光，就有财力投入去做研发，即使遇到挫折，一般也能承受，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就建立起了核心竞争力。

以镇区经济为主的中山，很难有这样的前瞻性。

大部分企业只有在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才想到转型升级。可这个境况下，既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也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谈何容易。

2017年中山市两会期间，政协香港组向大会提交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提案。

具体内容不多复述，媒体报道的一个调研结论很重要：企业必须在仍然获得正常盈利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转型升级。

这正是中山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

威力、爱多、小霸王、乐百氏等都成长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都没能持续壮大。

不论是集体企业的体制原因，还是股东和管理层的眼光问题，亦或是中山人才不足、政策支持不到位的问题，事实的结果就是中山失去了培养龙头企业的最佳机遇期。

在经济发展放缓的今天，产业格局已经相对成熟和稳定，理论上看，中小企业向上突破的难度大了不少。

实际经营层面，受到贸易战升温、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政策趋严等多重压力，企业本身赢利就已相当艰难，这个时候还要腾出手来转型升级，是很大的考验。

当初提出四个难以为继的中山市委书记，已经调任深圳（如前文所述，巧合的是，深圳也提出过四个难以为继，但早于中山）。

对于中山而言，能不能有效借鉴深圳的成功经验，并充分承接好深圳的产业转移，至关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实施，深中通道的建设，都是中山的重大机遇。

2018年，中山市印发了相关行动计划，要用五年时间打造3个超千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医药）；同时加快推进优势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五年培育至少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计划肯定是好的，能否如愿，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