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07年杨德昌导演走了，如今侯孝贤导演也退了。这两位戛纳最佳导演得主，我心目中台湾电影最重要的两大支柱……”

导演陈铭章的微博，像极了国内学术圈现状。一旦上了年纪的大佬崩殂，下面没有拿得上台面的中生代，高校这块学术重地基本就空有牌匾，毫无竞争力了。大佬在时，同行多礼让三分，申请项目资金也容易。大佬驾鹤，薄面也没了，领导也不好哄了。原因无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也！

10月25日下午，侯孝贤家属发布声明，证实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家属透露，侯孝贤早前获悉自己患病后，仍在准备下一部电影。直到新冠肺炎确诊，后遗症连带影响病情才暂停工作。侯孝贤现在已经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并且安心休养，身心状态平顺，并无大碍，公司业务依旧持续运作。

坏消息是，已经完成勘景的《舒兰河上》恐无法问世。好消息是，侯孝贤选择修养，可以享受人生里最后一段“与电影无关的人生”。由此，2015年上映的《刺客聂影娘》成为侯孝贤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大陆上映的电影，同时也是他执导生涯里的最后一部电影。

遗憾的是，这部为他斩获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电影，当年并未受到内地观众的一致认可。“一半掌声，一半鼾声”，成为当年核心影迷与大众观众口水战的注脚。6108万的票房，让华策进军电影圈出师不利。7.3分的豆瓣评分，似乎也不能成为内地观众心中侯氏的代表作。

《刺客聂影娘》是一部好作品，但似乎不适合8年前的电影市场。如果放到今天上映，其票房和口碑会是另一种情况吗？

在蔡琴唱给杨德昌的《给电影人的情书》里，隐约有埋怨。“你苦苦地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地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侯孝贤和杨德昌不同，他在《从文自传》里找到了另一个创作方向：

“我感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所以我想用他那种‘冷眼看生死’，但其中又包含了最大的宽容与深沉的悲伤，从这个客观的角度开拍，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倾向于此。”

从自我发现到个人风格的形成成熟，需要较长时间积淀。而将旁观视角贯彻地最深入的侯氏电影，无疑是《刺客聂隐娘》。

影片开头黑白画面的两场刺杀，几乎像儿童连环画一样直白流畅。聂隐娘的道姑师父给她安排了两场刺杀，第一场她精准快速完成，第二场因为见目标人物正和妻儿玩耍，聂隐娘等到其家人走后才动手。

这种心理变化被道姑师父察觉，道姑批评聂隐娘“道心不坚”，潜台词是嫌她有了感情，下手不够果决。接着，道姑师父派聂隐娘回到其故乡魏博，刺杀节度使田季安。

电影至此进入了一个侯孝贤的精神世界。叙事视角有二：一是聂隐娘的偷窥视角。二是观众偷窥聂隐娘的视角。早几年硬糖君觉得是故弄玄虚，不就是炫耀长镜头吗？后来才发现是太稚嫩，误解了侯导镜头里的微言大义——因为聂隐娘是个刺客，所以她大部分的视角都在窥探目标田季安与身边人。

在田季安宴饮时，在他和妻子吵架时，在他于小朝廷发火时，电影总是阴恻恻地给出一个舒淇缩在房梁上的身影，让人魂穿其古装代表作《风尘三侠之红拂女》。当然这只是浅层问题，侯氏在电影里想要探讨的话题不是聂隐娘如何刺杀，而是她如何放弃刺杀。

不想被道姑师父（真实身份是公主）摆布，固然是有的。关键的蜕变在于，她听懂了“青鸾舞镜”的故事，那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嫁到魏博的公主是那只青鸾，而受困于权欲的旧爱田季安也是那只青鸾，被打造成杀人机器的自己还是那只青鸾。她放弃刺杀，固然有杀了田氏天下会大乱的考虑。但更多原因在于，放弃刺杀才是对田季安最好的刺杀。他将日日夜夜困于镜前，悲鸣而亡。

当聂隐娘跟着磨镜少年走在荒原上的那一刻，她才真正完成了从“刺客”到“侠”的蜕变。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倡导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一会儿为这个节度使卖命，一会儿又跟别的节度使好了，靠着强大武力周游藩镇之间。工作自由，恋爱自由。但在侯氏的理解里，以武犯禁的“侠”，才是最不自由的。

英格玛·伯格曼曾说：“我的全部创作实际上完全是以童年的印象为基础的。辩证地来说，我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童年，始终在与童年进行对话。”莫言也在《我在岛屿读书2》里说：“当你开始写童年的时候，你就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回看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代人的童年印记。《童年往事》中蒲扇扇着冒着炊烟的灶台，大热天被孩子从院子里扔出来的单肩背包，甚至只是桌子上被微风吹得打转的枯叶。

有人感慨“是不是年纪大了，才能感受里面的味道”。也有人说“初识侯孝贤是《悲情城市》，2008年20多岁美好的年纪却喜欢看那种长镜头”。似乎不必等到上了年纪才喜欢侯孝贤，因为他的影像总是能够触发一种中式情怀，只不过时机早晚而已。

侯孝贤在高雄凤山的城隍庙附近长大，因此他的作品里有浓厚的小镇情结。早期《就是溜溜的她》中的小镇，风格确定时《风柜来的人》中的小镇，莫不如是。

还有一个为人乐道的元素，就是侯氏电影里总是出现黑帮。但不是钮承泽《艋舺》里的青春黑帮，也不是吴宇森《英雄本色》里的港式黑帮，而是带有某种乡土和江湖混合气质的真黑帮。

《悲情城市》里的林家大哥自己是黑道上的人物，最后也死于黑道的械斗。两派势力有矛盾时，林家大哥还请了说话最有分量的阿捡婆来说和。年轻人争地盘打架，叔公出来摆平，这种叙事后来被香港黑帮片继承并发扬光大。此外，《南国再见，南国》里的小高也是黑道马仔，《千禧曼波》里的阿捷则是黑道大佬。

这些黑道元素源自侯孝贤的个人经历，压抑的家庭环境（外省移民家庭）让他总以出去玩来逃避，街头厮混打架无所不为。后来他加入了本地流氓黑道，典当父亲的遗物，床上藏着刀具，哥哥姐姐无可奈何。父母离世后，祖母总在饭点一遍遍呼唤侯孝贤，少年则躲起来假装听不见。这可能是《童年往事》里奶奶呼喊“阿孝古”情节的现实来源。

当然，每个个体都有个人经历，但这并不表示所有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只有琢磨出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表现时代社会，才能创作出艺术作品。《悲情城市》表面上是在展现二二八事件，其本质则是人在时代浪潮下对生活的瞄定。

台湾的新电影运动走得艰难，侯孝贤为了拍《冬冬的假期》典当掉了自己的房产。而1989年《悲情城市》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才使台湾当局解除了禁令。摘夺金狮奖时，侯孝贤致辞：“在拍完《悲情城市》时，才感觉到自己已经自由、解放了，就像个正在钻木取火的原始人。这座金狮奖就像那块木头，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悲情城市》里林家四兄弟的父亲叫林阿禄，由台湾著名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出演。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老人形象，片头他问大儿子全家福怎么拍，大儿子让他不要管。片尾在林家死的死散的散后，饭桌上的林阿禄还是迷迷糊糊地吃自己的饭。

侯孝贤也许想表达，上一个时代还未落幕，下一个纪元就要匆匆开启。林阿禄想管儿子们的事，可总显得有心无力。这是一代人老去的寓言，也是《悲情城市》里另一重“悲”。

在2020年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里，73岁的侯孝贤谈到创作时依然坦诚。“你可以把不要的都剪掉，你不喜欢的或者没拍好的你全部剪光。你说连接，连得起来连不起来？绝对连得起来，看你用什么方式。”如果参加过青年影展，就会知道侯导说话多么动人。那些二代去国外学了一堆电影理论，专业术语掉书袋说给记者，就能拍出像样作品吗？

电影剪辑的理论，也是侯孝贤处理生活的方法论。梁朝伟跟侯孝贤说：“我常常想不通。”侯孝贤宽慰他：“你不想，就通了。”大有禅意，这不比去伦敦喂鸽子成本低多了。在侯孝贤的世界里，不愉快的记忆就像你不满意的胶带，可以剪掉，可以不想。

失智症也许是上天在裁剪侯孝贤记忆里的胶卷。如果有朝一日，康复的侯导再拍一部以老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恐怕也会是视角温和让人舒服的佳作。不管怎么样，他都给华语电影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我们已足够幸福毋庸奢求了。

2005年《最好的时光》后，侯孝贤的创作速度减缓。部分原因可能是慢工细活，拍摄《刺客聂隐娘》时，他经常前往需要徒步两个小时的深山，只为找到未被人类景观破坏的自然角落。据说胡金铨一样“恐怖”，为了几秒钟竹林的光影，可以等上一整天。

与侯孝贤的半归隐状态不同，只比他小三岁的张艺谋最近几年是火力全开。从2020年的《一秒钟》到今年的《满江红》《坚如磐石》，四年五部电影，几乎每个重要档期都能看到国师声影。难怪金星总结EMO完成了自己的四化——题材流量化，画面赛博化，圈钱常规化，老年钝感化。

且不说电影的品质是否赶得上《红高粱》时期，最值得研究的是“老年钝感化”。由于国师太勤劳，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他老了。小他两岁的陈凯歌，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这几年也一直在拍电影。

实现“老年钝感化”的前提是爱仔。张艺谋四个孩子属于人口膨胀基数大，陈凯歌一个阿瑟带不红属于独生子女品质强。老而休是一种常态，老而不休则是一种异象。在未来退休年龄不断推迟的趋势下，第五代导演已经为我们打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