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的神化首先发端于人们对其德行的敬慕，逐渐形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心理认同。这种民族的认同心理是在社会公德意识主导下发育的，在广泛的道德实践中发展的。关公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精神寄托，随着信奉人群的扩大及与道德实践的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道德与神祇的合璧。

关公的忠义仁勇在三国时期和东西晋两朝产生过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榜样化、人格化的故事也随之流传，而流传中的倾向性变化又使得关公的形象更丰满、更富有人格魅力。成书于两晋时期的《山阳公载记》曰：“马超见先主待之厚，常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就此事曾作番考注，认为这是民间讹传，言不经理。其实，马超这样称呼刘备，在当时也极有可能是事实。以关羽对刘备的兄弟感情，马超直呼刘备字，关羽认为是对其“大哥”的不敬，产生激烈的言行也是常情。

从这则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传闻已走向故事化。在关公身后的二百余年中，关公故事不仅流传甚广，且有明显的褒关公、颂忠义的感情倾向。隋朝初，山西解州已创立具有纪念性质的关羽祠堂。这对广大民众来说，寄托有所依，祈愿有所诉，是直接产生关公神话的口承文学基础。关公故事的传播，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也与民间敬慕关公忠义仁勇的传统心态合拍。

当然，这些故事是在相关史实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民间口承文学对史实的通俗叙述和倾向性创作。

神话是由传说的积淀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关公神话是在大量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应该肯定，它首先发端于民间。关公于覆船山建僧舍故事，是佛门弟子从民间相传的关公灵异之事的启发中演绎出来的。传说是史实、故事经过倾向性加工形成的广大民众认同的文学形式。关公神话则是这种故事加工后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化艺术品，是对优良美德的传承。

唐贞元时期，裴度节度荆南，及见玉泉寺残毁，便发愿捐资建寺，其僚属董侹所撰《贞元重建庙记》载：“将军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人，公族公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觊禅师者至白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禅师出山以观其用』。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敌……生为英贤，死为神明”，“至今缁素人寺皆若严宫，在旁无敢亵渎。”

唐人于不经意中为今人保留了重要的确切的关公信仰事象：唐代民众入寺谒拜关公时毕恭毕敬，因为他“生为英贤，殁为神明”。这当然是传说故事向神话俗演的结果。可以确定，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关公已是广大民众顶礼膜拜的神灵。成于唐宋间的《佛祖统记》一书中记述了关公与子关平双双“受戒于此”，说关羽与关平双双在玉泉寺皈依了佛门。显然佛门弟子也敬慕关公的仁义道德，并把关公作为自己教派中的神灵，奉为“伽蓝”，与佛教中的“三世佛”、“四菩萨”、“四大金刚”、“三十二神将”一体尊奉，并与“三十二神将”之首的韦驮平起平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道教也不示弱，把关公封为“护国真君”、“协天大帝”等。五代时期，民间除塑关羽神像外，还悬挂画像以祭祀。

关公文化的产生已超过千年，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成员的思维、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社会教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信义为本。关公的这种高尚品质充分体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和现实生活中，这包括海内外炎黄子孙之间和与其他民族交往活动。中国人的信义为本、轻财重友是独具华夏民族个性的特征之一。

做买卖讲信义，日常相处讲信义。轻财才能仗义，才能在危难中互相扶助，俗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中国商人或社会成员间稳固的社交文化心理体现。

②忠诚为贵。忠君孝亲重友是忠诚的具体表现。关公对先主刘备和汉室的耿耿精忠，得四海之誉，受三教之尊，开两仪之明。后世广其内涵，忠于君，忠于父，忠于家庭，忠于事业等。忠与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所以人们在生活中把“忠诚”这个传统观念词汇淳化得更具体、更普遍，实现了社会教化意义上的升华。

③报效家国。封建时代，士子青灯苦读，希望中第为官，光耀门庭，报效家国。也有的从戎戍边，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四字，体现了当时社会民众报效国家的心态。不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永恒的主题。关公神勇是历史造就的，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与民众的价值取向共同锻铸的民族精神，它鞭策着中国人报效家国的社会行为。

另外，海外华人更是敬奉关羽为“安家保身”的护法神和武财神，这也是关公信仰文化得以传承古今的因素之一。因为关公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关公文化的社会教化作用与民众日常生活更是息息相关，它的位置自然变得无比重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