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波斯文化（波斯语：فرهنگ ترکی-ایرانی，或突厥-波斯传统，英语：Turco-Persian tradition）指的是在9世纪和10世纪出现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区（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小部分）产生的文化。 这种文化既是波斯的，因为其以源于伊朗的文化传统为中心；又是突厥的，因为它是由突厥人建立并统治的。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突厥-波斯文化进一步扩展到了邻近地区被征服的民族，最终成为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和大部分西亚（中东）等地精英阶层的主导文化。

突厥-波斯文化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变体。这种文化是伊斯兰的，因为其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中，融入了伊斯兰教中关于美德、永恒和卓越的观念，正如同在穆斯林的宗教事务中一样。穆斯林是主导社会的精英。

在穆斯林征服波斯后，直到8世纪，萨珊王朝的语言（即中古波斯语）仍然作为行政管理的语言，在哈里发治下的东部地区广泛使用。尽管公共事务阿拉伯化，人民仍保留了前伊斯兰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伊斯兰教的要求。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压迫和腐败日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被伊朗人视为民族英雄的阿布·穆斯林领导波斯人起义，最终阿拔斯夺取哈里发王位。 在阿拔斯王朝，巴尔马克家族把持朝政，波斯人成为统治阶级精英。

在政治上，阿拔斯很快失去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导致以下两个重要且具有长远影响的结果：

第一，阿拔斯的哈里发穆塔希姆（833-842）大量引入突厥雇佣军和马穆鲁克奴隶兵，他们最终在军队中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进而取得政治领导权，开启了突厥-波斯时代。

第二，统治呼罗珊地区的塔希尔王朝事实上是独立的，之后兴起于锡斯坦的萨法尔王朝占有了东部的土地，随后被表面尊崇哈里发、事实上独立的萨曼王朝所取代。在这些东部王朝的治下，这一独特突厥-波斯文化得以发展，并在西亚、中亚和南亚占有主导地位，此外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区域

突厥-波斯文化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甚至更晚。

突厥-波斯文化中，波斯语是行政管理和文学的语言，军队由波斯化的突厥人控制，政治被非阿拉伯的乌里玛掌控，社会形态为多人种、多民族的伊斯兰社会。

在阿拉伯入侵前，中古波斯语是地区通用语，而阿拉伯入侵后，阿拉伯语成为更优先的文学语言。在公元前2世纪，波斯语作为通用语沿中国和帕提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传播，直到16世纪，中亚的布哈拉犹太人作为商人阶级，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世纪时，一种新的波斯语成为了行政和文学方面的习惯用语。塔希尔人和萨法尔人继续使用波斯语为一种非正式语言，尽管对他们而言，阿拉伯语是"应当用于记录从诗歌到科学在内任何有价值事物的唯一语言"。 萨曼人则将波斯语用于学习和正式讨论。

9世纪和10世纪的新波斯语与中古波斯语有所不同，它虽然以后者为基础，但包含了许多阿拉伯语词汇，且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萨曼人开始同时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记录他们的宫廷事务，并将将波斯语作为主要的公共习惯用语。新波斯语中最早的伟大诗歌是为萨曼王朝的宫廷而写的。萨曼人鼓励将宗教著作从阿拉伯语译成波斯语。甚至伊斯兰教的学术权威乌里玛也开始在公共场合使用通用的波斯语，尽管他们仍然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学术语言。

菲尔多西的《列王记》是早期新波斯语中的最高文学成就，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还是一部波斯民族的回忆录。菲尔多西通过书写前伊斯兰波斯的英雄形象，来激发波斯民族情感；他以文学的形式，铭记了流传于民间的宝贵的传说故事。

在被加兹尼王朝推翻之前，萨曼王朝统治权已经被突厥奴隶兵所掌控。萨曼王朝的禁卫军是突厥马穆鲁克雇佣军（古拉姆），受宫务大臣的领导；其官僚机构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波斯人维齐尔为首。萨曼王朝的军队主要由突厥马穆鲁克构成。在10世纪后半叶，萨曼王朝统治者将军权交给突厥人将领，这些突厥人最终实际控制了萨曼王朝的所有事务。随着突厥人在萨曼王朝的崛起，南部地区的领土脱离了萨曼王朝，转而由马穆鲁克控制。加兹尼的马哈茂德以加兹尼为中心，控制了萨曼王朝东南部。10世纪和11世纪，萨曼王朝的统治机构逐渐受控于突厥人将领；同时，在农村地区突厥语牧民崛起。在萨曼王朝宫廷中，突厥人的权力上升，因而突厥人成为波斯文化的主要庇佑者，他们在征服西亚和南亚的同时，将这种文化传播到这些地方。

加兹尼王朝（989-1149）成为了自阿拔斯王朝以来东部最强大的帝国，其首都加兹尼的文化影响力仅次于巴格达，吸引了许多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和艺术家。

同时期的喀喇汗王朝（999-1140）在农村地区中占有优势地位。喀喇汗王族具有突厥贵族血统，重视突厥语言和生活方式。随着他们的崛起，新的突厥语文学得到发展，与稍早的波斯和阿拉伯文学并驾齐驱。

萨曼王朝被喀喇汗王朝取代后，喀喇汗王朝在城市中建立了乌里玛的统治地位，伊斯兰教成为维护公共秩序的社会工具。喀喇汗王朝形成了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和教派的社会。阿巴斯王朝东部在种族和宗教上非常多样化，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人数众多，而且几个少数伊斯兰教派也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这些不同的人民在城市寻求庇护。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城市迅速增长，形成了不同民族和教派的社区，其中大部分被城墙包围，每个都有自己的市场、商队旅馆和公共广场。这些非穆斯林社区的宗教权威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正如乌里玛之于穆斯林社区；他们也开始监理社区内部事务。因此，随着乌里玛的兴起，其他教派团体的宗教领袖的政治重要性也相应提高。

统治机构由来自各个部落的突厥人把持，一些地方高度城市化和波斯化，而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是突厥人主导的。国家的管理者为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官僚和乌里玛管理，其文人推崇伊斯兰世界的兼具阿拉伯和波斯传统的精英文化。这种复合文化是突厥-波斯伊斯兰教文化变体的开端：它是“波斯的”，因为它以波斯起源的文化传统为中心；它又是突厥语的，因为很多世代以来，它都被突厥人的统治者所关注；它还是“伊斯兰的”，因为伊斯兰教中美德、永恒和卓越的概念引导了穆斯林精英关于公共问题和宗教事务的讨论。

在伊斯兰社会中，这些因素的结合对宗教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得伊斯兰教脱离了其阿拉伯背景和贝都因传统，成为一个更丰富，更具适应性和普遍性的文化。

新波斯语的出现，萨曼王朝时期突厥人取代波斯人成为统治者，非阿拉伯人的乌里玛在城市中的兴起，具有民族和教派多样性的城市社会的发展；这些标志着一种新的突厥-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兴起。随着突厥-波斯伊斯兰文化输出到更广泛的西亚和南亚地区，这种转变愈发明显。

伊斯兰世界形成的早期突厥-波斯文化的特点是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局面紧张、相互竞争，尽管伊斯兰教义中主张平等。在蒙古西征之前，穆斯林世界中非阿拉伯人复杂的观念引发的争论和观念变化可见于许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记录中。

在波斯-伊斯兰传统中，突厥语的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的同时，突厥文化受到以波斯文化载体的穆斯林的影响从而得以提升。 简而言之，突厥-波斯文化是突厥人统治下，具有波斯特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