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建安作为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始终铭记着军队中官兵平等的原则。他认为,这种平等作风是部队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曾向他强调:“官兵平等,是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之一……”这句话深深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坚持平等理念的动力源泉。在他看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优良传统必须代代相传,永不动摇。
王建安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后,深感其观点正确,于是将这番话铭记于心,始终不曾忘记。他尤其厌恶那些搞特权的行为,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徐向前:王建安没有变,还是老样子】
1975年,毛主席在审阅关于王建安的报告时,注意到他的态度有了显著转变。与之前授衔时的自满情绪不同,王建安如今表现出了踏实肯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作风。这种改变让毛主席感到满意,因此决定给予他更重要的任务。
8月份,中共中央下达了一项重要指令:“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王建安被委任为中央军委顾问。”这一任命标志着王建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军委顾问职务的人。
在首次会见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和王建安等新任军委顾问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明确表示:“中央任命你们为军委顾问,目的是协助军委工作,为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建议。”
成为军委顾问后,王建安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积极履行参谋职责。他深入基层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一项常态化任务持续推进。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等方式,王建安全面掌握部队实际情况,为军委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开展调查工作时,王建安始终秉持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求真务实精神,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数据造假行为。面对调查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现象,他毫不犹豫地公开指出问题并进行批评。这种坚持原则的态度,使王建安与许多同事产生了矛盾。
王建安的一些行为让某些人感到不快,这些人对他的指责心存不满,暗中寻找机会向上级反映。部分人甚至直接将投诉递交到了叶剑英那里。
某日,叶剑英召见王建安,听取调查情况。会面时,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建安:“有人对你提出了投诉。”
王建安听完叶剑英的话,立刻明白了是谁在背后打小报告,他毫不在意地回应道:“估计是我之前批评过的那帮人。”
王建安的判断准确无误,叶剑英对此表示认可,并笑着提议:“你的批评很有道理,不如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吧!”面对叶剑英的鼓励,王建安深感欣慰,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为国家事业踏实工作的信念。
1977年,王建安前往厦门某部队进行调研。
王建安正在巡视时,一群部队指挥官赶了上来。见到他们,王建安显得非常不满,直接问道:“你们来这儿干嘛?”这些指挥官回答:“我们是来为您引路的。”
王建安听完领导的建议,直接回应:“难道我还能走丢不成?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话音未落,他便独自迈步前行,留下一群领导在原地愣住,随后纷纷乘车离去。
王建安在巡查时从不摆架子,总是提前半小时到达军营。他一下车就直接去食堂,和士兵们一起用餐、交流。因为很多战士不认识他,这让王建安能够掌握到基层的真实状况。
当时,王建安经常外出检查工作,衣服难免会有磨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随身携带了一个针线包。每当发现衣服有破损,他就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自己动手修补,第二天继续投入工作。
1978年3月,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
徐向前需要掌握部队的现状,于是他想到了王建安。王建安作为军委顾问,长期深入部队进行调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基于这一点,徐向前决定邀请王建安参与,对部队展开一次系统的摸底工作。
徐向前元帅见到王建安,示意他坐下,神情凝重地说道:“我最近一直在想,咱们的部队现在到底能不能打?虽然大家嘴上都说得好听,但实际情况如何?老王,你是带兵打仗的,我希望你能摸清真实状况!”
王建安从徐向前的言语中感受到了殷切的期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首长,徐向前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建安明白,既然首长亲自找上门来,自己就必须把事情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他立即起身,干脆利落地回应道:"明白,徐帅!"话音未落,便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徐向前元帅的办公室。
完成前期工作后,王建安按照徐向前元帅的指示离开北京,着手对部队的日常训练和实战能力展开全面调研。他深入基层,实地考察,系统评估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通过实地走访和数据分析,王建安全面掌握了部队的训练成效和战斗力现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可靠,王建安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调研方式。他每到一处都不提前通知,拒绝让部队领导陪同,也不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而是直接深入基层连队进行实地考察。一次,在得知某部队训练成绩突出后,王建安便带着秘书前往该部队进行实地走访。
在距离军营约半里处,王建安和秘书乘坐的吉姆轿车毫无预兆地停在了路边。
下车后,王建安对秘书示意:“咱们过去瞧瞧。”随后,两人快步前行,走了约半里路,抵达了军营驻地。
在军营的养猪场,王建安注意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士兵正在清理猪舍。他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小曲。听到外面有声响,年轻人抬头瞥了一眼,随即又继续埋头工作,嘴里依然哼着歌。
王建安观察到小伙子应对突发状况的动作十分熟练,显然他早已习惯了这类情形,所以才能如此从容不迫,毫无慌乱之色。
王建安没有批评,反而走近猪栏,轻轻扶着栏杆,语气平和地问年轻人:“这些猪养得不错,挺壮实的,一周能杀一头吗?”
王建安提问时,年轻人毫不紧张,轻松回应道:“目前还不行,因为按照上级要求,猪的数量必须是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我们宰了两头,数量不够,为了应对检查,还从其他连队借了三头。结果这些猪刚到一起时互相不合,甚至把耳朵都咬伤了。”
王建安听完那年轻人的话,笑着反问:“真的?这也能成?”见王建安似乎不太相信,年轻人正想开口说明,却突然被起床的号角声打断了。
清晨,王建安在士兵们起床后,亲自检查了他们的住宿环境。他用手轻触被褥,察觉到有些湿气,于是立即指示士兵们将被褥拿到户外晾晒。
王建安刚说完,士兵们就纷纷表示反对:“这样可不行,太阳一晒,被子就乱了,今天军委领导要来视察。”这几乎成了王建安每次提问时都会听到的标准回答。
在完成实地考察后,王建安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其中他明确提出应坚决抵制形式主义。报告中,王建安强调:
玩弄这种自我欺骗的把戏,平日里或许能蒙混过关,但到了战场上,就得用鲜血来偿还!
那年秋天,王建安又一次深入某支军队,开展实地调研。
清晨,王建安就赶到军营,与士兵们交流,收集最新情况。用餐时间,他和战士们同桌吃饭。转眼间,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晚餐结束后,王建安回到寝室稍作歇息。正翻阅资料时,他的助理推门而入,提醒道:"领导,院里马上放映影片,您有兴趣观赏吗?"
王建安一听秘书的汇报,立刻来了兴致,说道:“真的?那好,咱们这就过去,和战士们一起热闹热闹!”他边说边穿上鞋子,迈步向外走去。
到达放映场地后,工作人员开始布置场地。他们在放映机正前方摆放了几张长桌和藤椅,还在桌上整齐地放置了茶杯和水壶等用品。
王建安环顾四周,注意到士兵们面前空无一物,他们全都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上。
看到这场景,王建安很不高兴,直接质问:“搞这些干嘛?”一位负责人回答:“为了让首长喝水方便。”听到这话,王建安更来气了,站起来说:“两小时不喝水能渴死?战士们的水壶和茶缸都带了吗?”对方解释:“首长年纪大了。”
王建安听完领导的发言,脸色阴沉地回应:“你们愿意坐就坐吧,我可不坐。”话音未落,他顺手拎起一个小板凳,径直走到士兵们中间坐了下来。
王建安的行为让在场的士兵们深受鼓舞,现场瞬间响起了持续不断的欢呼声,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久久没有停歇。
王建安在调查过程中,边走边记录,不断提交报告。他发现东北部队的营房条件很差,许多房子破旧不堪,连队连个像样的食堂都没有,下雨时只能在连俱乐部吃饭,那里连饭桌和纱窗都没有。冬天,士兵们睡觉时得戴着棉帽,脚都冻裂了。每天早上打扫卫生时,还得清理窗台上结的冰。
连队日常运作面临诸多挑战。各类评估和考核频繁,目标逐级提升,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标准严苛,执行方式缺乏灵活性。士兵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从早到晚不停歇。管理层缺乏科学统筹,导致士兵疲于应付,连队内部的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工作与休息的平衡成为长期难题。
军队配发的袜子材质过于厚重,夏季穿着闷热不适;内裤设计不合理,出汗后容易上移,影响行军活动。
部队里没有专门的理发师,配备的理发器具也没人会用,没多久就坏了。士兵们想理发,还得跑到外面的理发店去。
徐向前元帅在审阅王建安提交的实地调研报告时,深感这些详实的数据和情况让他心里有了底。他针对每份报告中的具体内容,逐一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和安排。
徐向前元帅在听完王建安的汇报后,感到非常满意,不禁低声赞叹:“王建安同志依然如故,保持着一贯的风格!”
【叶剑英: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
1929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徐向前被调往鄂东北地区。在那里,他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最终升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及军长。这些职务的变迁,反映了他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徐向前的部队中,王建安从班长逐步晋升到营长,这一路走来,徐向前对他的表现十分认可。王建安的每一步成长,徐向前都看在眼里,对他的能力和进步感到非常满意。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正式组建,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王建安被提拔为红4军第10师28团副团长。
此后,王建安先后担任红4军第10师30团政委、红30军88师政委以及红4军政委等职。他不仅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在政治工作中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因此被同事们誉为“能文能武”的将领。他的才华和贡献得到了徐向前的高度认可和赏识。
红军长征结束后,王建安抵达陕北,随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进修。在学习过程中,他与同为四方面军老战友的许世友因观点分歧而发生矛盾。
1938年,王建安在抗日红军大学完成学业后,毅然决定奔赴前线参战。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与赞赏。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国内局势严峻,急需军事人才投入战斗。王建安主动请缨上前线的举动,充分展现了一名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
王建安很快被提拔为八路军津浦支队的指挥官。他带领部队在山东北部的庆云和宁津一带展开行动,成功消灭了超过1800名伪军,并夺回了宁津县。这些胜利为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6月,王建安被任命为山东纵队副指挥,同时兼任第1旅旅长。在他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得以建立并逐步稳固。面对日伪军的频繁侵扰和扫荡,王建安采取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多次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赞扬。
为了强化山东纵队的领导力量,毛主席做出了调整,派遣129师386旅的副旅长许世友前往山东,接任山东纵队第3旅的旅长职务。这一调动旨在提升山东纵队的指挥效能,确保部队在战略上更加协调一致。许世友的到任,不仅加强了山东纵队的战斗力,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多次致电毛泽东,邀其赴渝共商国是。毛泽东应邀前往,双方经过多轮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这份协议体现了中共为和平建国所作出的重大妥协。
1946年,蒋介石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统治,单方面撕毁了《和平协定》,直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内战。
1948年7月,解放军在多个战场持续作战,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面对严峻形势,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坚定信心,勇于攻克敌军重兵防守的战略要地,具备打大仗、打硬仗的胆识和魄力。
华东野战军第三兵团第8纵队司令员王建安接到紧急通知,毛主席要求他迅速前往西柏坡会面。接到指示后,王建安立即动身,赶往西柏坡,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王建安得知即将与毛主席会面,内心无比兴奋,迫切希望尽快抵达西柏坡。他心中充满期待,恨不得立刻飞到毛主席身边,与这位伟大领袖面对面交流。这种激动的心情让他一路上都难以平静,只盼着早日实现这一愿望。
那天傍晚,王建安乘坐的吉普车赶在夜幕降临前抵达了西柏坡。一见到毛主席,王建安便快步上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热情地说道:“主席,您好!”
毛主席见到风尘仆仆赶来的王建安,微笑着说道:“建安,这次叫你来,是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你得回老家一趟,办件大事!”王建安一听,立刻精神一振,毫不犹豫地回答:“主席,您尽管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毛主席指着地图对王建安说:“建安,你看,从1946年6月到现在,经过我们内外两线的战斗,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完全不同了。目前,只剩下济南还在敌人控制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孤立无援。接下来,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济南攻下来!”
毛主席说完,转向王建安,微笑着说道:“建安,军委已经做出安排,你不用去华北了,直接去山东,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你和许世友一起负责攻打济南的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王建安立即起身,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我坚决执行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听完王建安果断的回应,毛泽东接着说:"经过中央研究,考虑到山东兵团主要由本地人组成,许世友在胶东部队中深受敬重,而你在鲁中、鲁南地区也很有影响力。你们俩可谓是山东的'双雄'。虽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但我觉得'独木难支',只有你们携手合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战士们必定会追随你们,勇往直前!"
王建安清楚,毛主席提到的“团结”二字,实际上是在提醒他到山东后要与许世友紧密合作。他暗自思忖:“主席果然深谋远虑,他是担心我对许世友心存芥蒂。毕竟,我们之前确实有过一些矛盾和误解。”
王建安随即起身,语气坚定地回应:“主席,请您放心!我会全力配合许世友同志,确保这场战役取得胜利!”
听到王建安的回应,毛主席显得十分满意,随即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笑道:“既然这样,咱们就来演一出《失空斩》。如果丢了街亭,拿不下济南,就先处理许世友,再给你40军棍。我也会向中央认错,自降三级。你觉得如何?”话音刚落,毛主席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王建安前往与周恩来会面。会晤期间,周恩来向他详细传达了攻克济南的作战计划。会谈结束后,王建安随身携带了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离开。
到达周恩来住处外,王建安抬头望了望东边初升的太阳,随后拎着公文包匆匆启程前往山东。关于这个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曾提到:
在青州华野的指挥中心,许世友热情地握住王建安的手。简单问候之后,许世友取出一瓶好酒,豪爽地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上次分别后,我们还没机会共饮一杯。喝完这杯,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王建安毫不推辞,拿起许世友递来的酒碗,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内心充满了澎湃的情绪。他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更深了一层,暗自琢磨:“毛主席到底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能让许世友这个倔强的人心服口服?”
在许世友的领导下,王建安协助山东兵团,仅用了八天就成功攻克了济南,并俘虏了王耀武。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央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都感到十分欣慰。
1956年,王建安被正式授予上将军衔。随后,在毛泽东主席的同意下,他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职务。
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从未有过任何不满情绪。叶剑英对他的这种态度非常赞赏,曾当面称赞道:“建国以来,你一直不计较职位高低,勤勤恳恳,这份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1975年8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王建安成为首位被委任为军委顾问的人选。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去世,终年72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遗言:
我离世后,不必举办追悼仪式,也无需摆放花圈。请将我的骨灰撒在故乡的土壤里,这样能为田地增添养分。
王建安离世后,他的家人严格遵循其生前意愿,未向他的老友或中央领导通报此事。连远在外地的子女也未及时得知消息。最终,只有在京的亲属出席了王建安的简朴告别仪式。
一段时间内,王建安的战友们都没有他的任何音讯。直到有一天,他们从其他途径得知王建安已经离世的消息,起初大家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为了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他们亲自前往王建安的家中,最终从王建安夫人那里得到了确切的证实,王建安确实已经去世。
在那段日子里,老战友们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就是没能好好跟王建安道个别,大家都觉得特别可惜。这种遗憾像块石头压在心头,每次想起来都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他们原本想着总有机会再见,谁知道这一别就成了永远。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没能好好说声再见的滋味,真是让人难受。战友们聚在一起时,总会提起这件事,言语间满是惋惜和自责。这种遗憾就像一根刺,时不时地扎着他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