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也是地方土司与中央王朝互动频繁的时期。明朝中后期，国力渐衰，社会矛盾突出，卫所制度衰败，军队战斗力低下。

而嘉靖朝发生的“宁波争贡”事件让本就奉行海禁政策的嘉靖帝彻底罢市舶，断绝了与日本的往来。在此背景下，嘉靖三十三年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倭乱，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宁波争贡”事件的暴乱

明代的海禁政策十分严厉，严禁沿海地区的商民进行自由贸易。洪武年间因胡惟庸案，日本国被明太祖认为是“不庭之国”，不与之进行朝贡贸易。到明成祖时期，日本才获得明政府下发的用于朝贡贸易的“堪合”。

嘉靖二年，大内氏通过上一批勘合贸易中获得的正德堪合，组成了第17次朝贡贸易前往宁波，由宗设（大内氏家族家将）任正史。同样觊觎勘合贸易的细川氏得到消息后从幕府手中拿到了失效的弘治堪合，由鸾冈与宋素卿率领，稍晚于大内氏到达宁波。

面对两份堪合，市舶司一时无法判断两者孰真孰假。细川氏宋素卿私下贿赂了市舶太监赖恩，在之后检查贸易物品时破例先行检查了细川氏的物品。

市舶司招待会上赖恩也偏袒于细川氏，大内氏宗设怒不可遏，吩咐手下攻击细川氏，并烧毁市舶司的贸易团住处，沿途劫掠至绍兴城下。史称：“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璡夺船出海。

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该事件即为宁波争贡事件，在当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明朝廷中主张实行严厉海禁的官员以此事件为由，请罢市舶司。最终宁波市舶司于嘉靖八年被废止，几乎停止了日本方面的勘合贸易。

日本商人因此失去了合法的途径来获得巨额利润，只能通过海上走私来获得利益。宁波争贡事件也成为了嘉靖后期倭乱爆发的导火索。

（2）严禁海上贸易的政策

明代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除满足自给自足的必需品外，还生产出大量用于买卖的商品，大大刺激了沿海地区百姓的商品意识、经商观念。

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获得重利，敢于冒险。在朝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的背景下，沿海民众丧失从中获得的暴利，许多海上贸易者为谋生路，纷纷与政府对抗沦为海盗。

譬如倭寇首领王直，本为商人出身，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由于嘉靖时期愈发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其与日本大名、葡萄牙海商等人的贸易途径被截断，故纠集人马反对政府政策，从事沿海一带的劫掠活动。

由此可见，明中叶极端的海禁政策是造成“倭患”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靖倭乱的爆发给沿海地区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倭寇的残暴行径一方面侵害着百姓的生命财产，沿海地区生灵涂炭；

另一方面对沿海地区社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恐倭心理严重，卫兵战力低下，难以自行组织起规模的抗倭斗争，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1）危害百姓生命财产

倭寇在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时而杀害沿海的百姓，抢夺货物钱财，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穷凶极恶的倭寇甚至以孕妇胎中的婴孩是男是女作为赌注，剖开孕妇肚子，其行为令人发指。

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浙江一带被杀害的居民不下十万人。倭寇“或杀其老幼，或掳其妻而举家矢亡；或灭其庐舍， 或焚其半栗而资产荡废；或驱之投水，或斩之市郊而尸骨成邱；或尽毁农具，或搬虏房 屋而田禾枯槁”。

（2）社会恐倭心理严重

嘉靖倭乱爆发之后，倭寇在沿海地区惨无人道的行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恐倭现象。

首先是明朝的官兵在面对倭寇侵扰时就表现出强烈的畏战情绪。《四友斋丛说》中记载：“乙卯年，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 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 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仅仅只有七十二人的倭寇却如此嚣张，被杀害的官兵竟有八九百人，而倭寇却不损失一人，令人不可思议。除了官兵对倭寇的畏惧之外，沿海地区的百姓更是恐倭心理严重。

因为听闻倭寇的残忍行径，加之明官兵在前期抗倭斗争中一败再败，民众对于倭寇更是畏惧。

明嘉靖时期的倭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沿海地区的 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震撼，民众恐倭的心理堪称无以复加。

嘉靖时期，俍兵土兵在江浙等沿海地区奋勇杀敌，抗击倭寇并取得了重大战果，立下了赫赫功劳，被当时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一致认为是抗倭劲旅。其之所以 能屡战屡捷，让倭寇闻风丧胆，可以说是有多种原因的。

（一）爱国精神使然

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且手段残忍，给当时沿海地区的百姓造成极大的恐慌，社会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全国百姓理所当然要求制止倭寇的骚扰破坏，打击倭寇的侵略势力。

明朝统治者即使知道倭寇中不乏本土人员，但也乐得将其视为真正的日本浪人海盗等角色，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调集了各个地区庞大的抗倭队伍。广西俍兵和湖广土兵则是土司兵中的主要作战队伍，成为这场抗倭战争中的主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抗倭战争中，以永顺、保靖、容美等土司为主的土家族土兵与广西田州瓦氏夫人亲率的六千俍兵驰骋千里奔赴抗倭前线，表现出极高的爱国之情。

嘉靖三十三年，参战的永顺土司彭明辅与容美土司田世爵皆为耄耋老人，同样不惧艰辛，带领着子孙随军出征，为抗倭贡献出一份力。

瓦氏夫人出征时也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但是有“誓不与贼俱生”的气概，在王江泾战役中骑马杀敌，以一手双刀武术连歼寇匪，为嘉靖抗倭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其战功为嘉靖所认可，被封为二品夫人，堪称“巾帼英雄第一人”。

在持久的抗倭战斗中，俍兵土兵不惧死亡，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如彭翅、田丰年等土兵将领在抗倭斗争中为歼灭倭寇英勇牺牲。

这种乐于为国捐驱勇于反抗敌人侵略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土司兵面对凶恶的倭寇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从古至今，一如既往，赓续未断。

（二）严密的军纪组织

嘉靖时期，作为抗倭战争中的主力军，两地土司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厉的军事纪律也是在面对倭寇时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土家族土司属于军政合一的营旗制度，土民亦兵亦农。

壮族土司实行“兵谱甲跟”制度，同样也是有战则兵、无战则农的军民一体制度。“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有战事发生就集合成为军队战斗，无战事就为土民耕作。

为提升土兵的战斗力，要在规定的训练场里经过严格的训练。再派兵出征时，原本能统领千人的将领降为统领百人，以此类推。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使军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在每次受到朝廷征调派兵出征之前，永顺等土家族土司都会举行土家族特有的出征仪式,场面十分隆重，土家族土兵向土司首领宣誓不惧死亡、定求胜利的决心，以此来鼓舞出征将士们的士气。

一旦短兵交接，俍兵土兵各个勇猛直前。战斗中，土司的军事纪律更加严苛，进退动止皆有着严格的纪律规定。

（三）有效实用的兵器

土司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武装部队，其常行于崇山峻岭之间，要面对的除了土司间的征战，还要面对山里的凶猛野兽，故其武器不仅较为独特，而且极为有效实用，作战效果甚好。

抗倭战争中倭寇的主要武器包括匕首、倭刀、长枪和重剑，其作战特点是匕首、倭刀配合长枪等武器远近交替配合使用，可远攻可近战，因此在作战时威胁极大。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土家族土兵在抗倭斗争中使用的武器为钩镰枪，枪头十分锋利。整体长度约八尺，枪头长度约半尺，枪头下方还装置了倒勾，作战时通过刺挑可以造成严重的伤亡。

除进攻武器之外，作为防御性质的武器藤牌也在抗倭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抗倭战争中明军与土司兵的合作，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土司森严的行军纪律、独特的作战阵法与有效实用的兵器给予了抗倭首领戚继光灵感，训练出了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

创造出了闻名天下的“鸳鸯阵法”，为戚继光成长为一代抗倭名将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