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元宫 王宗易

1978年3月，邓小平与数学家陈景润亲切握手

作为一个深谙“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理念的政治家，自然对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痛心疾首，自然就会首先锁定教育和科研作为全国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事实上，早在“文革”时期的1975年，邓小平就曾对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过力所能及的整顿。

1975年5月19日上午，在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示，“你们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

8月3日下午，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9月26日下午，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遗憾的是，尽管那时邓小平“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在正式恢复工作和职务之前的1977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就约谈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等人，切中肯綮地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深思熟虑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请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5月24日上午，在同王震、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23日上午，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20多天后的8月8日，在其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快要结束发表讲话时，邓小平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10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在谈到教育和科技工作时再次指出：“我自告奋勇抓这方面的工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从教育和科学着手。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1978年7月10日上午，在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不过，我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

尽管邓小平一再自谦“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可是，事实上，正是邓小平全面而系统的顶层设计、领导，扎扎实实推进了我国教育和科技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并最终推进了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

倡导教育界要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9月19日上午，在与刘西尧等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健全领导班子。在“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际，一个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对于一个团队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和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健全教育战线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13日上午，在同方毅等人商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很厉害，现在中心的问题是把各级教育领导班子配起来。”对于教育部而言，他要求“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他要求“首先要把是非弄清楚，把班子搞好。配领导班子，一个是有派性的不能用，一个是打砸抢的不能用。凡是属于这两种人的，都要换掉，不能犹豫”。

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恢复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度和具体措施。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破坏了的恢复起来”。邓小平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工作特点和作风，在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这一事件中充分彰显出来。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9日，邓小平就提出了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

8月8日，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邓小平已经有了深思熟虑的决策：“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0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

正是因为邓小平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作风，一系列改革方针和措施的推进和落实，让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教育和科技的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中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才具有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储备。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