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结束与溥任家族的变迁
1911年12月6日，溥任的父亲载沣正式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彼时，辛亥革命的烽火已然席卷大半个中国，各地响应革命的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的控制力急速削弱。加之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和外部列强的虎视眈眈，这个曾经自诩“天命所归”的王朝显得岌岌可危。
辞职后不久，南北议和的谈判开始走向高潮。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天清晨，南京钟声响彻，新政府的成立仪式庄严举行。与此同时，留守紫禁城的清廷内部依旧一片压抑。宣统皇帝溥仪年仅六岁，皇太后隆裕与朝中大臣频繁商议后续安排。一些顽固守旧的势力仍在试图做最后的挣扎，甚至建议拥兵反抗。然而，隆裕太后却表现出少有的果决。她与载沣几次会面，两人多有共识，明白以武力试图挽回局势只会加速清廷覆灭。
1912年2月12日，经过一系列反复协商，隆裕太后以清廷名义发布退位诏书。这份诏书措辞谨慎，宣告清帝逊位，并明确指出大清帝国的结束以换取“优待皇室”的条件。诏书由太后亲自过目修改，之后由专人宣读。消息传到紫禁城外，城内的部分守卫士兵低声议论，有些甚至失声落泪。
当天，载沣带着家人安静地坐在王府的厅堂中，听闻退位的消息时只是点点头，随后让人撤下摆在案前的皇室印章。他没有对家人多说什么，只是吩咐管家整理府中事务，以备日后平稳过渡。溥任和几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在旁边玩闹，并不完全明白这一刻的分量。清朝的268年统治至此落幕，一个新政权逐渐取代了旧的封建制度。然而，对于载沣一家而言，生活的转变才刚刚开始。
溥任家族的东北之行与抗日情绪
“9·18”事变之后，溥任陪同父亲载沣以私人身份前往东北。这次行程安排得非常低调，他们一行人乘坐普通的列车，没有随从，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显得格外朴素。一路上，载沣很少开口，只是偶尔与溥任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嘱咐他到达后不要多言。
到达东北后，他们见到了溥仪和溥杰。那时，溥仪已经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而溥杰则身处日本人编织的体系中，表面上享有一定地位，实则行动受制。溥仪的府邸外有日军严密把守，他们进出都需要事先报备，日军派遣的联络官始终在旁监督，显得异常紧张。溥任和载沣进入府邸时，受到礼节性接待，但从接待人员的态度和语气中，明显感受到浓重的隔阂。
在与溥仪的会面中，载沣没有过多寒暄，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日常生活的状况。溥仪虽言辞得体，但从他对一些问题的模糊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被严格限制，甚至对自己的决定权几乎没有把握。溥任站在一旁默默观察，注意到溥仪桌上的文书大多印有日文，几位身着西装的日军官员时不时走进走出。
离开溥仪府邸后，载沣带着溥任来到溥杰的住所。相比溥仪的处境，溥杰的生活更加普通，但依然无法摆脱日本人的监视。溥杰陪同父亲和弟弟一起用餐时，提到最近的工作安排，话语间流露出小心谨慎。载沣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太多评价。饭后，溥杰送他们到院门外，低声嘱咐几句，眼神复杂。
这趟东北之行让载沣的情绪愈发沉重。在返回途中，他终于忍不住对溥任说道：“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这句话让溥任记忆深刻。他看着父亲眉头紧锁的模样，一时无言。回京后，载沣闭门谢客，很少再提这次旅行的细节。
后海府里的竞业小学
1947年，溥任在后海府的空房间里创立了一所私立学校，名为竞业小学。起初，他与父亲载沣商量时，载沣有些犹豫，毕竟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拮据。但溥任的想法很明确，他说：“总不能让房子空着发霉，倒不如让它有点用处。”载沣最终同意了这个计划，并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以表支持。
学校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变卖家中的一些值钱物品。溥任拿出了家里存放多年的瓷器和古玩，甚至有些是曾经用于装饰的皇家用品。他请来信得过的中间人，将这些物品卖给有收藏需求的人。
学校的开办条件非常简陋。空房经过简单打扫后就成了教室，用的桌椅还是从别处低价收购的旧家具。溥任自己动手刷墙，将破旧的地方重新粉饰。他还亲自跑到北京一些商铺，请求他们捐赠些文具和课本。几家店主被他的坚持打动，答应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一部分教学用品。开学那天，教室里摆着的桌椅虽然颜色不统一，但摆放得整整齐齐。
溥任除了担任校长，他还充当教务主任的角色，每天安排课程、协调教师的时间表。如果有老师因为突发状况无法上课，他就亲自站上讲台代课。他教过语文、数学，甚至音乐和体育。他的课堂风格很特别，经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引入知识点，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由于溥任和载沣的努力，竞业小学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刚开办时的几十名学生，到后来的两百多人，学校的发展出乎意料。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交不起学费，溥任就让他们免费入学。他还时常用自己卖东西攒下的钱给贫困学生买书包和衣服。
解放前夕的生活困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关驻进王府后，原本幽静的院落变得嘈杂而混乱。王府正宅被军队占据，用作办公和指挥中心，部分房间甚至被改成了临时监狱，关押一些政治犯或情报人员。溥任一家无奈，只能退居到后花园的偏僻角落。那里原本是种植花草和闲暇时休憩的地方，条件非常简陋，但一家人硬是挤在一起，简单搭建了住处。
特务机关在王府内的活动十分高调，常常昼夜不分地审讯囚犯，发出的嘶喊声和铁器撞击声清晰可闻。有时，溥任从花园经过，还能看到几个被关押的人被押送着从院中穿过。他不敢停留，带着父亲和其他家人尽量避开这些场景。特务们对王府的其他区域也毫不尊重，许多原本保存完好的文物和家具被肆意破坏，有些直接被拿走充作私用。
特务机关对王府的控制十分严格，进出都要受到盘查。家里稍有外人来访，就会引来特务们的询问甚至威胁。同时，外部局势也愈加紧张。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城市，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让王府内外的气氛更加沉重。特务机关对家里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警惕，甚至有人趁机试图威逼溥任提供一些清廷遗留下来的文物和藏品作为交换，以便他们换取资金和资源。溥任一边安抚家人，一边想办法拒绝这些无理要求。
王府的转变与文化遗产的捐赠
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时，王府里还残留着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痕迹。一些士兵和特务试图藏匿，但很快被清除。解放军进入北京后，溥任一家在花园中的日子终于迎来了喘息的机会。溥任第一时间带着家人整理住所，修缮已经破旧不堪的花园房屋，清理特务遗留的杂物。到了1949年10月，载沣决定将王府出售。他与溥任商量后，确定将这座府邸出售给一个高级工业学校。
出售王府后，全家迁至东城区的一个较大的宅院。新居虽比花园内的简陋住所舒适，但相比昔日王府的规模仍然大不相同。溥任将全家的生活逐步安顿好，同时开始整理王府内存留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这些物品大多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有些甚至是宫廷的孤本或稀有品。载沣再三叮嘱溥任：“这些东西留在手里，终究要有用武之地，不如送去国家能更好保存。”
1951年3月，溥任正式向文化部文物局捐赠了4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印、银册等重要清代遗物。这些物品运送时，他亲自监督装箱，确保包装完好。他还将七千多册图书分别捐赠给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是清廷收藏的珍本史籍，溥任在整理时仔细核对，确保没有遗漏。文物局接收后，向溥任表示了感谢，并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仪式。溥任在场时只简单说了一句：“这原本就是大家的东西，现在让它们回到该去的地方。”
2015年春天，溥任在北京去世。遗体告别会在八宝山举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清朝皇室后裔纷纷前来为他送行。在送别仪式结束后，一些晚辈围在一起讨论溥任的过往。
参考资料：[1]末代皇弟溥任:平凡的“怪人”[J].农家之友,2015,0(6):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