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25岁了，打算和对象小红谈婚论嫁。小红对我说，她的母亲说了，彩礼可以不要，但是我家必须建造三间大瓦房，总不能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吧。

这个要求不过分，我家的老房子，还是我爷爷年轻时建造的土坯房，已经破旧不堪了，虽然能住人，但是比较寒酸。再说了，结婚后我得分出去住，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不方便。

我回家把建房子的事情对父母讲了，父亲沉默片刻说：“我家存了一些钱，但是不够新房子，还差大几千块钱。”母亲却说她想办法借钱，必须把新房子建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送来一张汇款单，上面的金额竟然是三万元，落款的名字很陌生。我询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苦笑了一下说：“是你的大伯，我们给他写信了，把情况对他讲了，他答应寄钱回来给你建房子。”

我依稀记得，确实有一个大伯，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小时候见过几次。每一次来，母亲总是躲着他，却又在他走后在房间里偷偷抹泪。健谈的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气氛显得有一些凝重。大伯总是把我喊到面前，问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吃饭，总是坐一会儿就走，顺手留下一点钱。

没想到，这一次大伯出手真大方，一下子汇来了三万元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父亲却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苦笑呢？

新房子如期建造了起来，小红也嫁过来了，我们住在新房子里，却和一家人在老房子里一起吃饭，没有分家。母亲说，过几年两个弟弟都成家了，再分家。

一转眼，到了1994年。这一天，我正在田里除草，太阳很大，汗水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淌，浸透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母亲急匆匆地赶来，远远地喊：“老大，你快回来！”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大伯家里来电话了，他快不行了，想见你最后一面。”

我愣在原地，锄头从手中滑落。大伯才五十多岁，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我结婚时，他也没有回来喝喜酒，只是来了一封祝贺的信，汇了几百元钱来，说是身体欠佳，行动不便而已。如今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我赶紧往家里跑，母亲早就收拾好一个布包，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和几个煮鸡蛋。她的眼睛红肿，显然哭过。母亲轻声说：“你现在就走，能在县城里赶上去省城的火车，电话里说，他住在二医院里，三楼第五间房。”

我皱眉问：“妈，你和爸不一起去吗？”

母亲的手突然攥紧了我的袖子，又像被烫到似的松开。她摇头，眼泪又涌出来，轻声说：“我不能去，你的父亲也不愿去。他要见的是你，你抓紧时间吧。”话没说完，她捂住嘴转身进了里屋。

我心里顿时充满了怀疑，母亲为何不能去？父亲又为何不愿去呢？我站在院子里，困惑不已。母亲在屋里催促我快走，我只得急匆匆地走了。

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我出现在病房里，我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若不是那双依然锐利的眼睛，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大伯了。

大伯看见我，虚弱地抬起手，算是打了招呼。我快步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柔声说：“大伯，您别说话，好好休息。”

他摇头，呼吸急促，断断续续地说：“时间不多了，有些事情该告诉你了。”他示意身边的几个人出去，病房里就我两个人。他示意我靠近，声音轻得像羽毛拂过，“我不是你大伯，其实，我才是你的父亲。”

我猛地直起身子，血液冲上太阳穴嗡嗡作响，我压抑住情绪，轻声说：“大伯，你不要乱说。”大伯艰难地吞咽着，“二十六年前，我和你母亲，我们。”声音戛然而止。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接受不了这种现实，没想到，二十六年来的人生突然变成了一场骗局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唯独我蒙在鼓里。

大伯的亲属们冲了进来，响起了一片哭声，我却一个也不认识。这几天里，我昏昏沉沉的，办完了大伯的身后事后，我告辞回家。大妈，一个看起来比我母亲年轻了好几岁的女人，保养得很好的女人，拿出一个存折，说是给我的。这是大伯专门给我存的。

我没有要，连存折也没有打开过，转身就走了。

回到家里后，我询问母亲，大伯临终说的话，是真的吗？母亲颤抖着点点头，眼泪闪闪发亮，讲起了往事。

那时候，大伯转业到县城里，却和我的母亲偷偷地谈恋爱，私下里有了我。可是，大伯却选择了抛弃，说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子女不能在城里上户口，他选择了城里的姑娘，表示愿意给我母亲一笔赔偿。

我的母亲要强，坚持要把我生下来，要去县城里闹。我的爷爷奶奶担心大伯因此丢掉了工作，就劝说我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就这样，我的母亲怀着我，嫁了过来。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这种种事情的处理，想法和方式都不一样，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就因为如此，大伯很少回来，除了爷爷奶奶过世，就是偶尔回来看望我一下，留下一点钱。后来，大伯平步青云，调到了省城里。

母亲说完，伸手抹眼泪，我知道她的心里很苦，大伯始乱终弃的行为，她是不可能释怀的，所以大伯每一次回来，她都躲着。这也是大伯为什么那么大方，送给我三万元钱建房的真实原因。

我劝了母亲几句，一回头，发现父亲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我笑了笑走过去，拉着父亲的手说：“爸，我都知道了，你永远都是我爸。”父亲笑了笑，伸手在我的肩头拍了拍。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什么是父亲。不是血缘，不是名分，而是这个沉默的男人二十六年来无声的爱。我上前抱住他，感受到他瞬间僵硬的背脊和随后轻微的颤抖。

后来，妻子小红笑我傻，说我不该拒绝存折，这是大伯应该补偿我的。我笑着说：“我过得很好，不缺乏父爱母爱，不需要他的补偿。有一些事情，再多的金钱也是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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