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在品级与权力方面的比较，成为读者通过私信提出的一项疑问。鉴于此，御史基于清代官制架构，并结合这两个职位的职能特征，展开了相应对比分析。
【先来说品级问题】
于清代地方官职体系中，漕运总督衙署设于江苏淮安，而江苏巡抚之驻地则为苏州。二者同处一省，在进行职官比较时，从地域层面而言，具备相对便利之条件。通常情况下，不少人持有一种观点，即认定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的品秩相同，皆为正二品。然而，此观点实则有失全面。
漕运，在专业语境中，即通过水路进行物资运输的方式。自明代开凿会通河后，便摒弃了海运与陆运，转而全面采用河运。彼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这八省，地处沿江沿海区域，其征收的粮米，均经由特定水路航线，有序运往京师。
在清代，漕粮征收有着明确的定额规定，每年为400万石。于这一总量之中，除去部分折征银两的折色以及留存地方的部分，约300万石漕粮会历经漕运，最终运达京城。这些漕粮肩负着重要使命，主要用于保障在京八旗及文武官员禄米的正常发放。由此可见，漕运的畅通与否，对京城局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漕运顺畅，京城便能维持稳定；若漕运受阻，京城则易陷入混乱。
漕运，在历史经济与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自清朝顺治二年伊始，于淮安之地设漕运总督一职，此官员全权掌管八省漕政事宜。八省之内，无论是负责漕务管理的文职官员，还是承担相关事务的武职官吏，皆归其统辖节制。
在清朝初期，漕运总督的官阶设定为正二品；若其兼任兵部尚书一职，则官阶晋升为从一品，此际与各省总督官阶等同，同时会被授予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据相关文献记载，自顺治朝起始，历经康熙朝，直至雍正朝，在这一历史阶段内，漕运总督的地位一直与各省总督平行对等，仅有极少数情况，漕运总督未兼任兵部尚书衔。
清康熙二十一年，朝廷确立一项定制：每年漕粮征收结束并起运京师之际，漕运总督需随船北上。其间，对运道的险阻与平顺进行详细勘查，并对沿途涉及漕政的官吏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行为予以严格察核。待粮船抵达天津，漕运总督离船改由陆路进京，朝觐皇帝并汇报漕运政务情况。述职完毕后，返回淮安着手筹备下一年漕粮的征收与起运诸事。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中，漕运总督需遵循每年一次入朝觐见的严格制度。通过这一既定机制，皇帝得以深入洞察漕运总督的履职状况及个人品行。长此以往，基于充分的了解与信任，漕运总督常被皇帝视作心腹股肱之臣。
乾隆十八年，乾隆帝针对漕运总督官制实施了系列调整举措。在其理政理念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皆为执掌特定领域事务的高级官员，并不负有地方行政管理职责。基于此，乾隆帝将漕运总督原兼有的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官衔，变更为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从上述阐述可知，清初阶段，漕运总督与两江总督在行政级别上处于同一层级，且相较江苏巡抚略高。然而，自乾隆十八年起，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的级别已趋一致。需要指出的是，此情况并非绝对。自嘉庆年间始，不乏漕运总督加衔兵部尚书的现象，但此类情形并非普遍存在的常态。
【再来说权力问题】
在行政架构研究中，相较于条理较为明晰的品级划分，权力对比的探讨则颇具复杂性。以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为例，漕运总督司职特定领域，类似于当下中央部门的部长，而江苏巡抚则全面掌管一省具体政务，犹如地方的省委书记。二者虽职责侧重有所不同，但在实际政务推进中存在诸多交集，不仅体现在赋税征收与管理事务上，在地方人事安排方面亦有所关联。
在清朝乾隆朝之前，就官制体系而言，漕运总督的职权事实上高于江苏巡抚。清代官制遵循一项重要原则，即官员品级与权力大小呈正相关。以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的关系为例，可对这一原则窥见一斑。尽管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在职责范畴上交集有限，然而二者权力差异依然存在，只是这种差异相对细微。
在晋升机制方面，于乾隆朝之前，漕运总督在仕途擢升路径上较江苏巡抚更具优势。彼时，若漕运总督获得晋升，通常会调任至六部尚书之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各省巡抚能够直接升任尚书的情形实属罕见。
自乾隆朝以降，鉴于漕运总督品秩的降低，加之地方政务日益繁杂，巡抚一职的地位逐步攀升。江苏，作为彼时全国经济最为昌盛、文化极度繁荣的省份，因其独特的经济与文化优势，相较于其他普通省份，对巡抚这一职位在任职条件上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
乾隆年间，漕运体制弊端丛生。据当时相关核算，自产地运输一石漕粮至京师，其价格已数倍于初始，平均而言，在京师以一石漕粮之价，足可购置三石同类粮食。
于是，各省督抚出于对利益的考量，径直差遣人员于京城购置粮食，而后将其充入京师各大粮仓。如此举措，在节省大量银两的同时，不难推断，其中大部分银两会流入各级官员之手。
自乾隆时期起，漕运改革的呼声便已在朝堂之上渐起。彼时，漕运体系弊端丛生，加之朝中对此多有诟病，致使漕运总督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与权威性显著下滑。此时，漕运总督在地位与权力方面，已远逊于各省巡抚，此情形于朝野间尽人皆知。观乾隆朝之后官员晋升态势，漕运总督转任各省巡抚的现象屡见不鲜。
更为窘迫的情形在于，漕运事务虽辐射八省范围，却缺乏实质的行政管辖权。故而，巡抚对漕督不予配合的状况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各省巡抚大多手握重权，俨然一方主宰，对漕督自然愈发轻视。
晚清时期，官制改革举措推行后，漕运总督一职旋即成为首批裁撤对象。光绪三十年，漕运总督之职改制为江淮巡抚，其衙署依旧设于淮安。同时，将江宁布政使所管辖区域内的四府、二州划归江淮巡抚治理，由此江苏一省形成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之局面，且二者皆隶属于两江总督兼辖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