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由濮人后裔建立的一个“政权”，其位置位置大约在今天云贵一带。

濮人，最早源头为周武王“伐纣”的会盟；濮族与庸、蜀、羌、髳、微、卢、彭等族群一起参加周武王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王。再之后楚人南下，在南方深耕壮大后，挤走了濮人。一部分濮人融入楚国，另一部分南下，朝着更偏的位置前进，比如贵州云南等地。

夜郎国，或者说濮人的社会形态并不高，夜郎国发展到西汉还处于“青铜文明”，社会阶层上类似奴隶社会早期，所以“夜郎国”类似部族联盟形态。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述，夜郎的兴起比较传奇：“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濮。氏以竹为姓。”

大意是一有女子在水边玩耍，有三节大竹子顺流而下，流到女子脚边，女子推开竹子，竹子又返回。又听见竹中有孩子的声音，破开竹子 ，里面有一男婴。男婴长成后，成为濮人的领袖，且以竹为氏。

这段传说与“姜嫄生后稷”类似，源头可直指母系氏族社会。只可惜濮人的被边缘化后，其文化的记录竟然是中原史书记录，自己没留下半分记录。

关于濮人在西南的生活状态，《史记》与《华阳国志》只提过一二句。如《史记》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主要靠种地与捕渔为生，“火耕”指“刀耕火种”，以火烧林，直接撒种，然后不管，收成全看天；“水耨”，意思是灌水除草，也是一种原始耕作法。

《华阳国志》也说古牂牁郡（今贵州一带）的农作“畲山为田”。“畲”字来源于“畬”字，没明显意义。不过古代开荒种地、畬耕、烧畬、刀耕火种游耕经济形式生活方式的农民被命名为畬民。

这也说明战国之前，夜郎一带的民众生活水平并不高，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也不为过。

到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入滇，打破了宁静。

《华阳国志·南中志》：“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椓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汉兴，遂不宾。”

楚将庄蹻进兵路线，“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得夜郎国后，秦军断了庄蹻归路，庄蹻无奈返回滇地称王。

至于楚国为何要兵攻取夜郎呢？可能与黄金有关。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述：“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

荆南之地，丽水中有金子，且楚人对丽水产金的严格控制。楚人要保障黄金的开采，并将黄金东运至楚国本土，而夜郎是黄金东运的重要通道，所以楚国决心要占领夜郎，出兵也就是必然的战略举措了。

后面的考古也有佐证，如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发掘将近三千座楚墓，其中有一百零一座墓葬中出土有殉葬的天平与砝码，就是衡量黄金之用的。

到秦一统天下后，今天贵州一带被编入黔中郡，下辖且兰（今福泉）、夜郎（今石阡）、鄨县（今遵义西）、汉阳（今赫章）、毋敛（今独山）、镡成（今黎平）等县，派驻了秦朝的官吏。

黔中郡相当偏，并没有完整的文官系统，而是与当地“土司”共治，《华阳国志·南中志》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秦朝只置”吏“，并没有派”官“，因”吏“是可以自辟的，通常是本地大族，而”官“是由朝廷派遣的。

经楚汉之争，西北地区的“土司”又独立了，与朝廷的联系又断了。

到了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在南越国尝到了蜀产的枸酱，得知是由蜀地的商人先贩运到夜郎，然后从夜郎沿牂牁江转运到南越去的。唐蒙回到长安后就上书汉武帝，提出通过夜郎国可通南越。

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汉武帝同意了，随即拜唐蒙为中郎将，带领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带着万余人规模的辎重礼物，前往夜郎。

唐蒙由巴符关（今四川合江附近）沿着赤水河谷南下进入南夷，见了夜郎侯多同。唐蒙以重礼诱夜郎侯多同“归降”——“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侯同意了。

夜郎的“归降”只是名义上的归降，没有实质意义，使者唐蒙也明白。唐蒙真正的目的是让夜郎国同意汉朝修一条通南越的路——“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唐蒙开辟夜郎道（或称南夷道）的工程比较艰巨，筑了数年，耗费无功，而死者甚众，西南夷又多次叛乱，这个计划也就停止了。

其后，张骞从西域返回，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时看见有蜀布、邛竹杖，据商人所言从蜀地有道路通往身毒国（古印度），然后贩运到大夏的。汉武帝相继派使者下西南，“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探索通往印度的商道。

这些使者没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倒是找到一些西南小国，诸如古滇国，且兰国等等。汉使出使古滇国，夜郎国时，其国君均向汉使问，“汉孰与我大？”惹得汉使捧腹大笑。“夜郎自大”的笑话，从此便流传开来。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吕嘉专权反汉。汉朝出兵平叛，夜郎国见汉军势大，立马入朝投降。

“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西汉王朝将夜郎侯封为夜郎王，可以说相当优待了。

到汉成帝时，又发生了夜郎王作乱事件，牂牁太守陈立设计召见夜郎王兴，兴与邑君数十人来见陈立，陈立谴责之，斩夜郎王兴，“邑君皆悦服”。

至此，夜郎王号废除，其治理完全纳入郡县管理。

夜郎有一种不同于中原文化的“习惯”——“套头葬”。

套头葬”指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此种埋葬方式见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的“可乐遗址”，也就是夜郎文化。

目前，“套头葬” 及这些特殊的墓葬在国内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国外也未见到类似报道，应是夜郎民族所特有的丧葬习俗。这种奇特的丧葬无疑是一种浓烈的原始宗教信念的反映。

以考古的角度上看，人类只有经历定居，才会有固定的墓葬群。也只有出现墓葬方式，此种部落才算出现“文化”。因为最原始的人类没有“墓葬”概念，如动物一般，人死了就死了，不会想到埋葬。

当“人”对自然有自己的想象，“人”会觉得“死去的人”会被动物咬而“痛苦”，所以要埋葬他们。当这种想法多了后，就会出现关于墓葬的“规则”，比如尸体是直曲直躺，还是侧身曲躺等，头向北或者向高山，墓葬器具有陶器，还是其它，等等。

夜郎这种头戴铜釜的方式很独特，目前没找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总之，夜郎拥有想当长的历史，文化相当独特。其社会形态应当是奴隶社会早期，能大量运用铜器，铁器很少，又以渔猎与种植为生，至于历史上说夜郎的“十万精兵”完全是胡扯，生产力跟不上，不可能养兵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