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古籍资料的正确引用对于文章的准确、有力关系甚大，而现实中因作者学力不足、识读不精或疏忽大意，误引之例时有发生。本文列举了笔者经眼的一些论文和专著中因未能准确理解古籍原文的内容以致误断、误识、误录以及沿袭谬误等几个方面的案例，以期研究者今后能尽量严谨细致，减少错讹。

【关键词】古籍 引用 标点讹误

引用古籍文献所衍生的讹误辨析

仇家京

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作者，通过对古籍的查阅、爬梳并引用其中某些段落进行标点和解读，或为所撰之文的观点提供论据以增强说服力。古籍引文通常为某一段落，篇幅短小，撰著者在研究或征引时理应了然于胸，而实际上往往存在一些对古文的识读不精以及粗疏所造成的失误。识者因其琐小或不屑为之考辨订讹，阅读之人若不明就理，听之信之，以讹传讹，则易谬种流传。就撰者的通篇而言，虽属瑕疵或谓无关宏旨，但一经问世后，则会导致既厚诬古人又误导读者的后果。笔者不嫌其琐碎，就经眼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因未能准确理解古籍原文的内容，所产生的误断、误识、误录以及沿袭谬误等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辨析，以期学者在引用古籍以及校核时务必严谨细致，尽量减少错讹而臻于完善。

一、论文作者因未谙古籍原文词句所产生的标点错误例

1.不识古籍篇名而误。《<皇清诰封一品夫人陈尚书继配许夫人墓志铭并序>考略》一文的作者，在节录《许夫人墓志铭并序》时标点为：“夫人性敏慧，读内则《二南》诸篇，能通大谊”。[1]按：“内则”原为《礼记》中的第12篇，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称：“名曰‘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别录》属《子法》。以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曰《内则》”。[2]其内容即为家庭内部父子、男女应遵循的规则。“《二南》”则是《诗经·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作者不明“内则”为《礼记》一书之篇名，致有此误，正确的标点应该是“夫人性敏慧，读《内则》、《二南》诸篇，能通大谊”。

2.不明出典以及稿本释文之误。杭州图书馆所藏《黄遵宪致陆元鼎札》稿本，内容为黄遵宪回复江苏按察使陆元鼎电询拟发薪酬汇寄何处一事，并以未襄办苏州商务不便再领薪水为辞而婉拒。《新发现黄遵宪手札一通》的作者将此段标点为“若特出于中丞厚意,敬求阁下喜为婉辞。万一辞不获已,责以厚思九百之栗,则力却转近囗矫廉。一俟颁发到日,自当缮领，缴呈备案”。[3]

正确的标点应是“万一辞不获已,责以原思九百之栗则，力却转近于矫廉”（作者注：稿本“转近”之下原缺一字，疑为“于”）。所用出典来自于《论语·雍也》篇：“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4]原思（姓原，名宪，字子思）为孔子弟子。意谓原思作孔子家臣之时，孔子给他小米九百斗作为俸禄，原思以为酬劳过丰，辞而不取。孔子则劝他不要推辞，嘱其可以把多余的粮食送给他乡里的穷人。该文作者未明了“原思”本为人名，仅凭自己的语感将“原思”妄改为“厚思”，强古人以就我，脱离了原文的语境，致使句义不明。“则”当属上文，即“准则、法则”之义；下句“力却转近于矫廉”意谓“竭力辞领薪水则有假装廉洁之嫌”。继而联系下文“一俟颁发到日,自当缮领，缴呈备案”，文句则怡然理顺。

《新发现黄遵宪手札一通》除了上述标点失误以外，对信札中部份手迹的释文亦有讹误。[5]经勘核信札原稿，诸如“昨次星夜入吴”当作“昨以星夜入吴”，以字在该信札中出现4次，不难比对；“汇寄何复”当作“汇寄何处”；“弟即未襄办苏州商务”当作“弟既未襄办苏州商务”；“新议各条”当作“所议各条”；“且上渐大宪、下愧同寮”当作“且上惭大宪、下愧同寮”。按“惭”与“愧”是为了避免重复而错综使用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即“互文”。又见《说文》：慙者，媿也；媿者，慙也。今作“惭愧”。“敬求阁下喜为婉辞”句，“善”讹作“喜”，信札原稿为“敬求阁下善为婉辞”。信札末尾“即请勋要”当作“即请勋安”。按“勋要”为贵官显要之意，“勋安”则多用于政界书信的问候语。

该文发表以后，又被《对<黄遵宪集>的补遗与正误》[6]的作者全文转录，承袭了上文的谬误。

3.不察古籍词句的文理或粗疏而误。《唐仲友刻<荀子>遭劾真相》一文，征引《（康熙）金华府志》卷十六段落时标点为：“仲友史学精绝，尤邃于诸经，下至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7]

此标点乍看似也读得通，细加揣摩推敲，却非古人原意。“穷探”和“力索”、“会通”与“其故”均不应断开，“正确的标点应是“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

又如《民国孟昭涵<长乐县志>略述》一文，在征引《长乐县志·山川志》段落时标点为：“长乐负山际海，疆域不宽而气势雄厚。山岩，石谷磅礴，瑰异峙立。海滨贯以支，川汇以大河”。[8]

正确的标点应为：“长乐，负山际海，疆域不宽而气势雄厚；山岩石谷，磅礴瑰异，峙立海滨，贯以支川，汇以大河”。

作者不明所引之文的词句以及文理，将引文的原四字句离析为“山岩，石谷磅礴，瑰异峙立”，并将“峙立海滨”动宾词组拆散，应属下文的“峙立”误断为上句，应属上文的“海滨”误断为下句，以致下文的标点一错再错。

4.人名之间的并列关系误用逗号。《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一书，征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之语：“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9]引文中的“操”与“莽”，分别指东汉末的曹操以及西汉时王莽，两者人名之间表示并列的词或词组的停顿，通常使用顿号“、”，当作“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5.引用了错误的标点段落以致作者所撰之文自相矛盾。硕士论文《王文韶研究》在“摘要”中说到：“云南报销案后王文韶去职，又因丁母忧回籍，但复出后很快得以荣登高位，烜赫一时”。[10]正文中又称：“王文韶再一次请求开缺，朝廷方准许其开缺回籍养亲”；“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而被降两级使用，旋又丁母忧回籍”。[11]究竟是“丁母忧回籍”抑或是“回籍养亲”？前后文中存有抵牾的两种说辞，莫衷一是，令人费解。而考述王文韶“去职”史实的本末，作者或因引用了错误的标点段落所致。

光绪八年（1882）七月，云南省为报销军需派人携带巨款到北京活动欲打通关节，户部官员则借机索贿一事外泄，御史陈启泰奏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继之御史洪良品上奏，据传闻直接点出时任军机大臣的户部尚书景廉、左侍郎王文韶均受贿巨万。清廷著派刑部尚书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务成信谳。期间，邓承修、张佩纶数度上疏，在并无坐实王文韶收受贿赂的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攻讦王文韶贪污并要求朝廷将其速行罢斥。遭劾后，王文韶不安于位，以回籍奉养母亲为名请求辞职。虽经慈禧太后一再慰留，但是在张佩纶再三弹劾之下，王文韶去意已决，并在日记中载道：“余以请开缺养亲折内曾声明，俟云南报销案结再行回籍”。[12]十一月初五，上谕称：“王文韶两次奏恳开缺养亲，未允所请。本日召见，军机大臣复据王文韶再三陈请，情词恳挚，出于至诚，王文韶著准其开缺，回籍养亲，俾遂孝思”。[13]光绪九年（1883）七月五日，王文韶获悉云南军需案以“失察书吏，夺两级”了结，随后偕八十四岁的老母以及家眷赴津乘船南下，七月十八日抵达杭州，当天记道：“余自蒙恩准归养，至此初愿始遂”。[14]直至光绪十年（1884）十月二十日其母吴氏辞世，这也与王文韶之父《王又沂墓志铭》所记载的丧母之日吻合。

由此可知，王文韶“去职”时其母尚健在于世，故有“回籍养亲”之名，何来“又因丁母忧回籍”？又见该文作者在文末，附录之一有王先谦《王文勤墓志铭》云：“（光绪）八年，署户部尚书。寻回任，兼署礼部、吏部。屡乞归养，奉俞旨，回籍丁母忧。十三年，服阕”。[15]其中“奉俞旨，回籍丁母忧”的标点之讹或为作者误解之缘由，正确的标点应是“奉俞旨，回籍。丁母忧”。即先“回籍”，后“丁母忧”之意。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王文韶“服阕”，即守丧期满除服，接阅皇上“著自病痊后即行来京听候简用”[16]的朱批，上奏以“病体未复”为辞，仍滞留杭州。次年四月，清廷再次任命王文韶为湖南巡抚，于是应诏赴任。史实经过即如《清史稿》所称：“（光绪）八年，御史洪良品、邓承修劾云南军需案，文韶坐失察，夺二级。乞养归，终母丧，还前除”。[17]

二、因作者未能详明古籍的客观内容而望文生义所导致的错误解读例

阅读古籍并征引某一段落或解读某一事件时，在内容上应切合古籍原意，避免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兹对引用《王文韶日记》而撰写的一些文章所作的错误解读进行辨析。

《王文韶日记》稿本第一册首叶，杭州图书馆藏。

1.《王文韶楹联活动述论》一文称：“王文韶就专程请左宗棠与翁同龢两位给自己分别题写了‘红蝠山房’匾额，回到杭州后，又请丁丙（松生）帮忙制成匾额”。[18]根据“参考文献”的指向，该解读依据来源于《王文韶日记》，即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松生以红蝠山房初刻见贻。获此家珍，致足喜也”。[19]按：丁丙，字松生，八千卷楼主人，清末杭州著名藏书家。王文韶在杭闲居期间，与丁丙多有往来，过从甚密，所获丁丙赠书“红蝠山房初刻”即是他的族祖王乃斌《红蝠山房诗钞》的初刻本，而非“红蝠山房初刻”的匾额，有日记为证。他在得到此书后，随即在次年五月进行校订，继而“香雪叔祖《红蝠山房诗钞》刻成，同长沙所刻二编订作六册，初编有跋，二编有后序，志幸也”。[20]经王文韶校印流传的刻本仅浙江图书馆还藏有多个复本。而该文作者在日记中看到前有左宗棠与翁同龢为王文韶题写“红蝠山房”匾额，后有丁丙“以红蝠山房初刻见贻”，想当然地联想为一事，故有此解读之误。

2.《杭州全书》中“王文韶条”称：“王文韶任宰相后，不惜以巨款买下清吟巷前后左右大片土地，兴建了恢宏的相府”。[21]《王文韶研究》[22]、《人文荟萃话杭州》[23]等书的作者均持此说。而从存世的第一手资料《王文韶日记》中的记述来看，史实并非如此。

光绪元年（1875），王文韶长子庆均赴杭应乡试，首次以九千元价格购定清吟巷瞿氏房屋，“相传是宅为我家康雍间旧基”，时王文韶尚在湖南巡抚任上。六年（1880）四月，庆钧再度花费一千余元从清吟巷宅旁包姓手中购得其曾祖在嘉庆十七年时售与包姓的宅基四亩多地，为此而记道：“相隔七十年，仍归于我，此亦数有前定也。”[24]当时王已从军机大臣行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到了光绪十年正月间，王文韶继又购得清吟巷宅第周边将近三亩的“隙地”，后建成“退圃”，拟作养息之所，正值他因受云南军费报销案的牵连被劾回杭后归养老母期间。

就“宰相”这一官职而言，在明初朱元璋时业已废除，清代军机大臣满汉两班首领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上文所注释的“王文韶是以大学士身份入直军机处，官居极品，如同宰相”，[25]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的事情。可见，王文韶买入清吟巷祖居以及周边“隙地”时，既无“大学士”名份，亦未担任事实上的“宰相”。

3.《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一书云：“根据《王文韶日记》的记载，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王若农曾奉左宗棠之命进京，找到王文韶，或许是希望署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帮忙使胡雪岩的银号免于破产命运”。[26]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值两江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奉朝廷谕旨全权处理胡雪岩案之时，王文韶在日记中记道：“王若农观察（加敏）自金陵来，盛旭翁、吴殿臣观察（崇阶）先后来晤。若农为雪岩账务奉左相命来此，意欲设法保全也。”[27]虽透露了曾任驻汉口陕甘后路粮台的王加敏（字若农）奉左宗棠之命专程来杭，拟出手保全胡雪岩的意图，但并非如上述作者所称。

按之《王文韶日记》的记载，首先日记原文中并无“进京”字样。其次，文中称“署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却是光绪八年正月间之事。王文韶自光绪八年七月因“云南军费报销案”受贿嫌疑被劾，次年六月获朝廷允准归养后已回到杭州，直至十四年四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期间，除了短期赴嘉定等地探亲访友外，一直在杭州闲居，又何来“署户部尚书”一职？再则，王若农来杭的第三天，王文韶去杭州横河桥范宅吊唁，继而“答王若农未值”，又去原兵部侍郎时在家乡养病的朱智（字茗笙，前兵部侍郎）住处晤谈。况且是年十一月初九王文韶探望胡雪岩后，日记中尚有“看胡岩（原稿脱一“雪”字，作者注），阛阓之雄，一蹶不能复振，对之颇难为怀”[28]的记录。于此可见，撰著者在阅读《王文韶日记》时颇为粗疏，既不了解王文韶官职的变迁，又未谙他被劾后在杭州闲居的经过，师心自用，以致有此错误的解读。

上述举例中，部份涉及古籍引文时的语句标点错误，并不影响到史实，而在一些专题论文中，因粗疏等原因对一些关键词句的误读，似是而非，却无意中曲解了客观事实，影响到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认识。

三、古籍整理过程中因识读不精或点校者的粗疏所产生的讹误例

古文献标点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出版后也是古籍征引者的来源之一，标点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它的传播效能。标点后的古文应该是讲得通、读得懂，并揣摩上下文的文意语气，使之文理通顺才是，这就需要力求减少一些标点失误以及避免录入时的脱文、误录等差错。而校勘古籍，正如前人所谓“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鲜有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虽说即便是饱学之士，标点误断误释的现象在所难免，但古籍整理中标点、引文或解读等，一般都经过作者目验心识，编撰为专著刊印流传，旨在便于现代人阅读与研究利用，务必审慎再三。

1.“脱文”例。《王文韶日记》一书中作者为拟晚香小筑楹联，上联“清风明月何时无？记前尘梦幻，尽偷闲脱巾读画、拄笏看山，总觉得利锁名韁，不如老圃”；下联“布袜青鞋从此始，趁暮飞腾，聊就近叠石栽花、疏泉种竹，却早与莺盟燕约，还我西湖”。[29]按：联语的对仗通常有句法相同、字数相等诸要求，该上联出句 “记前尘梦幻”与下联的对句“趁暮飞腾”，显然不符合对联的基本格式，疑有脱文。经查阅杭州图书馆所藏稿本，遗漏一“景”字，原文应作“趁暮景飞腾”。

2.“误录”例。近日无意中翻阅顾炎武《日知录》，读到“依仕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呜不已”。[30] 其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源出于《诗经·郑风·风雨》，这古代经典中的名句本不应产生的错讹，显然是作者误录后又失之于校对所致。

3.“张冠李带”例。如杭州图书馆藏稿本《王金铦诗稿》一书，上世纪九十年代编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此书，根据收藏单位上报书目作“刘燕庭诗稿一卷 清刘喜海撰 稿本”。[31]按：书尾有未署名的题跋云：“自咸丰庚申年，避寇至越东，侨居无事，始所握管为诗。……至省垣收复后，乙丑回杭，俗冗纷纭，而此调遂不复弹矣。”跋文所称“庚申”即咸丰十年（1860），“乙丑”则为同治四年（1865），交待《诗稿》起迄年代与太平军李秀成攻入杭州时的“避寇”侨居之事甚详，且与《诗稿》内容、形式相契合，当是出自著者之手。前衬页则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汪芑评论该诗稿的题跋。而刘喜海早在咸丰二年（1852）即已辞世，可见他并非此书的著者。造成张冠李戴的原因，就在于编目者见诗作之末多钤有“燕庭”的印文，于是将刘喜海（字燕庭。1793-1852）当作著者。殊不知所钤多达一百余枚的“燕庭”朱文印，均为汪芑经眼选定之诗加盖的印记，部份诗作的天头处还粘有汪芑手书评语的浮签，下署“芑读”字样。原编目者将此批跋者印文“燕庭”（汪芑字）臆断为著者“刘喜海”（字燕庭），此为致误之由。

遗憾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印行以来，该条目又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目相继沿用。此后，笔者作为《浙江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编目员之一，亦未能审慎考证，而是对原书目信息贸然信从，乃致沿袭其谬误。直至近年借全国古籍普查之际，数度审阅此书，通过对其内容、钤印、题跋墨迹等逐一查核，得以考订此书系杭州藏书家王金铦的未刊诗稿。[32]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颜之推“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3]的切中肯綮之论。

梁启超论及读书时曾说过：“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34]古籍整理、标点或征引等亦当如此。必须掌握扎实的句读知识，开阔文史哲的阅读视野，解读与考据则应持论谨严，同时力戒浮躁，避免撰著在刊发印行后衍生出新的舛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以笔者不揣翦陋，将所经眼的文章或著作中涉及古籍的部份标点、错误解读等舛讹，逐条梳理成文，并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注释

[1]沈建中：《皇清诰封一品夫人陈尚书继配许夫人墓志铭并序》第5期，《杭州文博》，中国书店，2007年，第55页。

[2]（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27，《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61页。

[3]《新发现黄遵宪手札一通》，《文献》第1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年，第288页。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3，《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5]见《新发现黄遵宪手札一通》，《文献》第1期，第288页。

[6]郭真义：《对黄遵宪集的补遗与正误》，《嘉应学院学报》第1期，2007年，第13-17页。

[7]李致忠：《唐仲友刻荀子遭劾真相》，《文献》第3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8]林艳：《民国孟昭涵长乐县志略述》，《图书馆的现代化服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9]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秘辛亥秘档》，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10]张宏东：《王文韶研究》，[2016-5-1] ．http://www.hzlib.net:7080/rwt/CNKI．2013年，第1页。

[11]同上，分别见第34页、第39页。

[12]（清）王文韶：《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09页。

[13]（清）张佩纶：《涧于集》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46页。

[14]《王文韶日记》，第618页。

[15]《王文韶研究》，第66页。

[16]《王文韶日记》，第697页。

[17]赵尔巽：《清史稿》卷43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65页。

[18]李文君：《王文韶楹联活动述论》第9期，《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9页。

[19]《王文韶日记》，第631页。

[20]《王文韶日记》，第647页。

[21]薛志中：《晚清宰相王文韶》，《西溪名人》，《杭州丛书》，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22]《王文韶研究》，第7页。

[23]宋宪章：《人文荟萃话杭州》，东方出版中心 ，2015年，第101页。

[24]以上两条分别见《王文韶日记》第341页、第512页。

[25]《人文荟萃话杭州》，第101页。

[26]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 ，岳麓书社 , 2017年，第353页。

[27]《王文韶日记》，第626页。

[28]同上。

[29]《王文韶日记》，第684页。

[30]秦克诚：《日知录集释》，张岂之《顾炎武日知录》，岳麓书社 , 1994年，第9页。

[3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13页。

[32]仇家京．刘燕庭诗稿作者系王金铦而非刘喜海[J]//《文献》，2016（6）：123-129。

[33]颜之推．颜氏家训（卷3）［Ｍ］//中华传世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11.118。

[34]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Ｍ］//大家学术文库．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201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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