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由先后继任湖北巡抚的郑敦谨、曾国荃负责发刻，而最早负责编纂胡氏遗集的是汪士铎。汪士铎在编纂之初，便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但所编同治三年（1864）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却未得到曾国荃的认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刊刻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曾国藩的刻书理念在于一个“精”字：内容之“精”与数量之“精”。由此来看，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让曾国藩的隐忧“一语成谶”。

《胡文忠公遗集》是晚清名臣胡林翼的个人遗集。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亦字咏芝，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改庶吉士，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授编修。历任四川按察使、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湘军重要首领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去世，赐谥文忠。胡林翼的军事才干，深得曾国藩推崇：“安庆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

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扉页有双行牌记云：“同治六年季夏镌于黄鹤楼。”后附时任湖广总督官文、江苏巡抚李瀚章所作序文。卷首为《本传》《行状》。全书共86卷，其中奏疏52卷、书牍31卷、批札3卷。由先后继任湖北巡抚的郑敦谨、曾国荃负责刊刻。

曩岁尝裒公文牍之存者刊成若干卷。乙丑、丙寅之交，长沙郑公、湘乡曾公先后抚鄂，复取官私所藏庋者，勒为遗集八十六卷，为文若干首。

实际上，在胡氏遗集编纂之初，此工作是由胡林翼生前的幕僚汪士铎负责。曾国藩在得知此消息后，数次与汪士铎书信往来，对胡氏遗集的编纂提出若干建议，其建议得到了汪士铎的认可。但汪士铎所编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却未得到曾国荃的认可。同治六年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八十六卷本《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产生了“身后亦不免此一劫”的隐忧。

本文拟以同治三年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的编纂过程为切入点，以曾国藩在汪士铎主持编纂胡氏遗集时给出的建议为线索，结合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的刊刻成书，探讨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产生了怎样的“隐忧”，进而深究曾国藩“隐忧”的背后，折射出其个人怎样的文集编刊理念。

图丨胡林翼

曾国藩与《胡文忠公遗集》的刊刻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林翼卒后，负责胡氏遗集编纂的是汪士铎：“九月胡林翼卒于武昌节署，先生为删定遗集□卷刊行。”

汪士铎（1802—1889），江苏江宁人，字振庵，别字梅村，号悔翁，晚号无不悔翁。精于三《礼》，工于舆地，被誉为“江宁一大儒宗”。著有《水经注图》《南北史补志》《汪梅村先生集》《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等。汪士铎的学识与人品，深受胡林翼赏识：“雅性好学，藏书二万六千馀卷，闭户绝庆吊，莳花木、读书为乐。国朝学人率自经史秦汉诸子外，天官、历算、舆地、职官、苍雅、典礼之属，靡不综核。”咸丰八年（1858）冬，应座师胡林翼之召赴鄂，入胡氏幕府。

汪士铎入幕后，在胡林翼的指派下，负责《读史兵略》《大清一统舆图》的编纂与刊刻。胡林翼去世后，受继任巡抚严树森的委派，负责胡林翼遗集的编纂。

胡文忠公延先生辑《读史兵略》成，复属为《大清中外一统舆地全图》，垂成，而胡公薨于位。楚督官文恭公及继胡公抚军新繁严公树森，复延先生续成之。

汪士铎入胡幕后不久，便与曾国藩相识，据曾国藩日记所载，咸丰九年（1859）八月廿五日，两人在武昌府城首次会面：

饭后会汪梅村，名士铎，绩学士也，江宁人，庚子举人，出胡中丞门下。江宁城破，陷贼中年余。后逃出，至绩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请之来鄂督，修《读史兵略》一书。其学精于舆地，曾补画《水经注》图，又精于小学，又曾作《南北史补注》。

得知汪士铎编纂胡氏遗集后，曾国藩多次致书汪士铎，对胡氏遗集的选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致书汪士铎，对胡林翼遗集的编纂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奏议、批牍、尺牍等应为急刊之书；第二，选录文章数量贵“精”不贵“多”。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庆云先睹之情。其批牍曾蒙抄出二册，惠寄敝处，实为希世之珍；尺牍、奏议二者，计亦美不胜收。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曾国藩认为，个人著作的选编应以政论文为重，胡林翼奏议、批牍、尺牍等文章，与时务紧密相关，应先行刊刻：

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为实际。董江都《春秋》断狱，胡文定经义治事，皆不尚词华。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近人会稽章氏尝谓古无私门著述，《六经》皆官守之书，官先其职而后书，师弟子传之以为学业，论者韪之。

曾氏的编纂理念与汪士铎不谋而合：“文以记政事，讲道德，载人物为质，徒文虽工，无益也。”这说明，曾国藩与汪士铎在胡氏遗集编纂之初，是达成了共识的。

余裒胡文忠公之遗集，凡公之它文率弗录，亦此意也。使后之览者知公当日经画危疆，转贫弱而富强之政斯足矣。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曾国藩再次致书汪士铎，反复强调胡氏批牍最具价值，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今足下拳拳于益阳胡公搜辑遗文，谊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著，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遗文，批牍自可贻则方来，何得摈之不登？

不仅如此，曾国藩非常关注胡林翼遗集的刊刻进展，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致书湖北按察使阎敬铭，询问胡氏遗集稿本是否已搜集完成：“润帅遗集稿本已就绪否？此事端赖梅村兄为主，敝处事繁，恐编校不审也。”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一日，曾国藩致书汪士铎，询问编纂进展：“文忠遗集编纂想已就绪，蠡测无术，先睹为快。”为加快此遗集的刊刻进程，当曾国藩听闻汪士铎生计艰难时，特意致书严树森，请其解决汪士铎的后顾之忧：

汪梅村兄为胡文忠公编集遗文，不知已就绪否？闻其景况甚窘，求阁下代谋月脩若干金。感祷感祷。

可以说，汪士铎虽然是受湖广巡抚严树森的委任，但在编纂过程中，离不开曾国藩的大力支持。直至同治二年（1863），汪士铎还在湖北负责胡氏遗集的编纂：“汪士铎本约今春来营，因为胡文忠公校刊遗集，尚留鄂省。”同治三年（1864）九月，因官文参劾，严树森降为道员，同年十月，汪士铎重返金陵，后在曾国藩的指派下任职于金陵书局：“汪梅村来，商校刊《四书》事。”

而严树森主持、汪士铎编纂的十卷本的《胡文忠公遗集》，已于同治三年在湖北武昌书局刊刻。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收到曾国藩赠送的同治三年版《胡文忠公遗集》，此集共有十卷，分为《奏疏》《守黔书牍》《抚鄂书牍》《抚鄂批牍》四部分。

节相送《益阳胡文忠遗集》来，凡奏疏一卷、守黔书牍二卷、抚鄂书牍四卷、抚鄂批牍三卷，其首卷则国史本传及年谱也。朝邑阎中丞敬铭所编，刊于武昌书局。文忠忠勇沈毅，干济多方，为节相所推服，读此集可见其概已。

在汪士铎返回金陵不久，郑敦谨、曾国荃先后继任湖北巡抚，但二人对同治三年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并不满意，认为内容太少，故进行了扩充，选刻内容多了将近两倍。

曩严渭春中丞有胡文忠公集之刻，删汰过多，人以不见全豹为恨。余去年抚湘，公哲弟钰轩拟蒐罗增益之，嘉其意贻以序，今年权督湖广同官示新镌公集，则并寻常章奏笺启尽录无去取，较严刻几三倍。

这表明，曾国荃主持编纂的扩充版《胡文忠公遗集》，才是曾国藩发出“身后亦不免此一劫”之叹的原因。那么，曾国藩为何会有此感叹，曾国藩对个人著作的刊刻又有哪些要求呢？

曾国藩的刻书理念

曾国藩对同治六年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的不满，体现在“选”“刻”两大方面。简言之，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的收录重点与文本数量与曾国藩的设想完全相反。首先，从“选”的内容来看，此遗集的文章收录，与曾国藩提出的“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的选编重心完全相反：《奏疏》占大部头，有52卷，《书牍》31卷，而曾国藩认为最有价值的《批牍》只有3卷，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最低。其次，“刻”的数量，打破了曾国藩在编纂之初提出的贵“精”不贵“多”刊刻理念（此集多达86卷）。从曾国藩对胡氏遗集的两大不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刊刻个人著作上，有着自己一贯的要求，既重视文章的内容，又重视文章刊刻的数量，是“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标准。

第一，内容之“精”，首先要求文章言之有物，故曾国藩最重政论文：“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这不仅是曾国藩评判胡林翼遗作的标尺，亦是曾国藩评判他人著作的标准。曾国藩对政论文的喜爱，尤为表现在对冯桂芬著作的欣赏，及对潘世恩、彭蕴章著作的不满上。

曾国藩非常欣赏冯桂芬的经世之作。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看到冯桂芬有关吏治与治夷之策的文章时，便大为赞赏：“近传冯敬亭《驭吏当议夷情议》一方，实为洞见垣方，附抄一览。”同年九月，冯桂芬向曾国藩投寄所作《校邠庐初稿》二册，曾国藩对此评价颇高：

冯敬亭，名桂芬，寄投《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是自名儒之论。

尽管曾国藩承认冯桂芬的治世之策在实际中难以践行，曾国藩的诸多幕僚亦指出这一点，如赵烈文：“总论全书，精当处皆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不如法夷之为得。其论驭夷尤善。”张文虎：“阅冯敬亭宫允所论时务诸篇，皆中窾要，至其救弊之术则有万不能行者。即使其得位行道，权自我操，恐未必一一能酬，故立言难。”但对曾国藩而言，此类文章已属难得，对治世而言亦多有裨益。与此相反，身处大位，对时事麻木不仁，所刻文集无关治世，曾国藩尤为不满此类著作。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彭蕴章《彭文敬公自订年谱》便因此受到曾国藩的鄙夷。

潘世恩（1770—1854），字槐堂，号芝轩，江苏省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历任礼部、兵部、户部侍郎等职，道光时擢军机大臣。曾国藩对潘世恩的不满，源起于潘世恩在林则徐禁烟前后的态度。在林则徐禁烟伊始，潘世恩极为赞同：“世恩等疏言：‘……该督等所议定章程五长，或为变通旧例，或循守成规。通商所以裕民，贵兴利而除弊；远近即以柔远，在因时而制宜。应如所请，行之以实，持之以恒，则夷情悦服而海防肃清矣。’”但当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因禁烟遭部议时，时为军机大臣的潘世恩，不置一词。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林则徐发配伊犁时，潘世恩仍未有一词。查道光二十一年五月潘世恩日记，内容无外乎新科进士引进、个人赏赐、派查仓大臣等。而在道光皇帝驾崩后，潘世恩又带头举荐林则徐，在曾国藩看来，潘世恩极善于钻营，做事的目的在于博得赞誉，其个人著作中无治世之言，更加证明潘世恩无治世之心。

犹记在都时，道光三十年，宣宗宾驭，潘忽上荐贤之疏，首林少穆，次姚石甫，朝论翕然归之。夫林、姚以夷务触圣怒，远戍锢狱，祸皆不测。其时潘正主撰席，得君之际，不稍匡救，大行骨肉未冷，遂翘君失以自文，其用心尚可言邪！顾以此转得盛誉，是非之不明也久矣。

彭蕴章（1792—1862），字咏莪，谥文敬，江苏长洲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彭蕴章与潘世恩交好：“十五年乙未，四十四岁，会试出场后即赴海子随扈，潘芝轩相国世恩在行幄中阅考作首艺，击节叹赏，决为抡元。”咸丰十年（1860），在咸丰皇帝出逃承德避暑山庄后，彭蕴章因关心家人的家人谈及儿子彭祖寿的来信：“接祖寿由上海来书，知嘉兴失陷，时受伤七处，晕绝坠马。乡民救受村庄得生，并往杭州验明伤处，一目几盲。巡抚令赴枫泾招郑勇，进剿嘉兴，因募勇未集，改令赴上海筹饷济浙。”而对江南形势不作一言评价。在曾国藩看来，个人著作若仅是生活日常与为官往来的记述，无涉时事，无关治道，此类书籍是不值一提的：

师曰：止此犹不足异，尝见彭文敬《自撰年谱》，于庚申大祸之时，但书云“苏州失守”，下不系一字之感伤，斯谓之无人心焉可也。

而曾国藩一正一反的态度，体现出的正是他对政论文的重视。

其次，刊刻个人著作，追求内容之精，曾国藩提倡“著书不是抄书”的刊刻理念：

著书须成片段，否则一知半解，终不能为大成。然说经又只能就己见之奇创者存之，若章解句说必蹈前人牙慧，是抄胥耳。

曾国藩便因此拒绝刊刻唐鉴遗作《朱子学案》：

其间有不满人意者，既已分门别目，为紫阳另开生面，即不能无所取舍于其间。乃如论撰案中尽抄墓碑、行状、祭文等篇，兴观群怨案中尺抄诗词，篇第皆仍其旧，则于为学之津途并非另有阐发高深之处，不过寻常抄写全书之例，恐未足以餍笃古好道者之心。

这便也解释了曾国藩生前为何屡次拒绝刊刻其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十分清楚，自己所辑《经史百家杂钞》，只是在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辑入史传文章，是选编书，而非个人著述之作。曾国藩的刊刻理念得到了莫友芝的认可：

朋好索涤老所钞《古文目录》甚众，时请以付梓，决不肯应。且力戒将来不许为刻文集、奏稿，且言：“明文家博大至荆川亦可矣，吾辈爱读荆川否乎？固知《史》、《汉》、韩、欧乃真不可废。古人集部存于今者，不过数十家，外皆若有若无之数耳。”言殊有见。

第二，从选编数量上看，文章不必求“多”。《胡文忠公遗集》多达86卷，其中《批札》只有3卷，《奏疏》多达52卷，不符合曾国藩精选文章的标准。在曾国藩的理念中，大部头书目实用性太低，既浪费钱财，又徒增虚名：

凡贵人巨室专求大部宏编，庋阁华屋，与金玉玩器杂陈，饰为观美。而书贾精装巨册，亦专拟之一二贵人，取索巨等之价。

简言之，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的编纂，无论是选录文章的内容，还是选录文章的数量，均不符合曾国藩对个人著作刊刻的要求。

而负责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刊刻的，正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这也让一向不轻易将自己论著示人的曾国藩产生了极大的触动。

曾国藩在刊刻个人著作一事上，不止一次拒绝过幕友的建议。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莫友芝向曾国藩建议刊刻其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时遭拒：“谒谢节相，呈二诗，因怂恿刻其昔抄文目，不应，且属他日不得听故旧门生刻其集，谓集如《研经室》，亦止盛年专力考证者，可存不过十之二三，馀皆决其不传。”同治六年（1867）六月，赵烈文以“师曷不以平生所撰示人，俾如余辈早为结集，否则千载以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为由，建议曾国藩刊刻个人著作亦被婉拒。但看到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的成书后，一向在个人撰述刊刻上十分坚决的曾国藩有了动摇。

他日见《胡文忠集》，选刻多不当，且多代笔，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

面对此部胡氏遗作，曾国藩开始担忧身后遗集的编纂之事，故而有意指定幕僚赵烈文作为其遗集编纂的负责人：

余曰：请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师曰：吾无所有，不足编纂，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耳。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同治元年（1862）入曾国藩幕府。入幕之后，主要办洋务、军务、盐务等事宜，后遂成为曾国藩幕府中最核心的幕僚之一，多次参与曾国藩重要事务的决策：“先生在两曾公幕所赞画，往往关天下大计。”

图丨赵烈文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去世。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刊刻成书。

《曾文正公全集》的刊刻

光绪二年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由清政府颁旨下谕，李瀚章编次，李鸿章校勘，共164卷，包括《首卷》（1卷）、《奏稿》（30卷）、《十八家诗钞》（28卷）、《经史百家杂钞》（26卷）、《经史百家简编》（2卷）、《鸣原堂论文》（2卷）、《诗集》（4卷）、《文集》（4卷）、《书札》（33卷）、《批牍》（6卷）、《杂著》（4卷）、《求阙斋读书录》（10卷）、《求阙斋日记类钞》（2卷）、《年谱》（12卷）。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是否符合曾国藩生前对个人著作的刊刻要求呢？

图丨曾国藩

从刊刻卷数而言，曾国藩“贵精不贵多”的选编理念未能完全落实。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有164卷，其卷数已超过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86卷之数。这164卷中，《书札》最多，《奏稿》次之。曾国藩选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简编》加起来有56卷，已占全部卷数的三分之一。

从文章内容上看，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简编》均刊刻成书，这是曾国藩生前一直拒绝的事情，亦与曾国藩“重政论文”“著书不是抄书”的刻书理念相悖。

不仅如此，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四，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带有遗书性质的书信中，特意交代个人所作古文亦不许刊刻成书：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这并非曾国藩沽名之举，亦是在同治九年，当汪士铎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曾氏刊刻个人古文之作以实现“立言”之不朽，遭到了曾国藩的明确拒绝。这说明，曾国藩在拒绝刊刻个人古文之作上，是相当坚决的：

南邦士庶，则皆愿副墨雒诵于公之文，公则谦抑固闭，秘不示人以端倪。士铎邦之小民也，向固戴公之功德于无量，尤愿公出其文章，寿诸贞木而使万民承之。

除此之外，曾国藩有心委派之人赵烈文并未主持或深入参与遗集的编纂工作。曾国藩去世时，赵烈文正任职易州。

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督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师于烈恩逾骨肉，非复寻常知遇。烈自问不肖，无一事足以报称，从此有生皆栽颜之日，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根据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记载，除李瀚章、李鸿章外，负责参校的人员有33位：李宗羲、沈葆桢、何璟、丁日昌、张树声、涂宗瀛、刘秉璋、彭玉麟、刘长佑、俞樾、钱应溥、梅启照、李文敏、孙衣言、李鸿裔、程桓生、王必达、洪汝奎、陈济清、李元度、郭崑焘、吴汝纶、赵烈文、薛福成、张裕钊、李士棻、黎庶昌、王定安、王闿运、贺宏勋、杨书霖、黄维申、杨文会。虽然其中列有赵烈文之名，但赵烈文同治十一年（1872）正官易州知州，光绪元年（1875），因无法忍受官场的尔虞我诈，赵烈文辞官回乡，此后便致力于金石考证及搜访书籍。查证赵烈文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的日记，并未有参与编纂曾氏遗集的记载。仅有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得知黎庶昌“已奉委至保定采访曾文正遗稿”的消息。

赵烈文收到《曾文正公全集》，是在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他对《曾文正公全集》中《日记》的选编尤为不满：

公日记甚多，固无全刻之理，去取殊不易。此二卷中精粹虽有，芜累亦众。选家无识，足以贻累，如公曩日之虑矣。日记余曾见十馀册，如“品藻”一门，当十倍之，此之去取，不知以何为准。

传忠书局版《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是曾国藩日记最早的版本。该版本扉页有双行牌记云“光绪二年丙子冬传忠书局刊”。行款为竖排，繁体，黑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页十行二十四字，传文行字大小一致，刻写整齐。首目录，分上下二卷十个目类：上卷为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下卷为文艺、鉴赏、颐养、品藻、游览。所辑条目均以曾国藩的原本日记为蓝本，辑录体例为先抄录日记内容，后标注日期，日期仅列年月，部分条目仅列年份。王启原序中称“此编所钞，谬讬于《朱子语类》之义，而一句一字悉出于公之自记，不敢于中有所增损”。

赵烈文指出，《求阙斋日记类钞》虽保存有曾国藩日记的精华，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选编之人能力有限，导致选录的内容并不能真正彰显曾国藩日记的价值。《求阙斋日记类钞》中所涉十大类中，条目分别为：问学（142条）、省克（123条）、治道（34条）、军谋（20条）、伦理（13条）、文艺（181条）、鉴赏（24条）、颐养（34条）、品藻（64条）、游览（109条）。从数量可以看出，“文艺”类内容最多，“问学”“游览”次之，且“游览”条目竟有109条，但关于人物评品的“品藻”类只有64条。据赵烈文的记述，曾国藩多次评价当时权臣，如恭亲王弈葤“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李鸿章“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刘蓉“非能作事者也，其过亦在自命太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官文“城府甚深”；沈宝桢“其人大抵窄狭”；等等。甚至对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曾国藩也表达了对统治者执政能力的怀疑：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

基于对王启原个人能力及选编标准的怀疑，赵烈文认为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曾国藩思想精华的缺失。这也是赵烈文最不满的地方。据笔者考证，传忠书局版《求阙斋日记类钞》还存在着条目所注日期部分有误的问题，如：

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地夫是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壬寅正月）

经校，此条出自壬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一的日记，并非“正月”。

图丨郭嵩焘

郭嵩焘虽不怀疑王启原的个人能力，但他指出，在编纂《曾文正公全集》的过程中，校编人员之间不仅能力参差，且人事矛盾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的不尽人意：“鼎丞编辑《曾文正公读书记》《弟子记》，于文正公生平著录搜括无遗，而皆能撷其精英，足资后人搜讨。曹镜初才力百倍不逮鼎丞，而一味负气，所刻《文正公文集》，已多不惬人意矣。”

结 语

从同治三年十卷本的《胡文忠公遗集》，到同治六年八十六卷本的《胡文忠公遗集》，曾国藩“身后不免一劫”的隐忧并非空穴来风。结合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的成书来看，编纂负责人并没有重视曾国藩在个人著作刊刻上“求精”的理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按曾国藩对个人著作的刊刻要求来看，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而无论是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还是光绪二年版《曾文正公全集》，都可以看出，人事矛盾对于书籍刊刻的影响。在胡氏遗集的编纂过程中，汪士铎最初是在严树森的指派下参与编纂胡氏遗集。同治三年，严树森被官文弹劾后，汪士铎则重返金陵，而其所编的十卷本《胡文忠遗集》没有得到郑敦谨、曾国荃的认可。曾国荃正是在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刻出八十六卷本《胡文忠公遗集》。而曾国荃刊刻的八十六卷本《胡文忠公遗集》，没有得到曾国藩的认可，反而导致曾国藩担心个人遗集的编纂。曾国藩的担心不无道理。参与编纂《曾文正公全集》的人员不仅能力有高低，编纂人员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曾国藩生前有心委派的赵烈文在此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更是成为“边缘人”。曾国藩生前所期待的赵烈文主持编纂下的“持正之论”的愿景亦落空。这是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的遗憾，但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为后世研究者提供的研究材料与研究空间，却是不容忽视的。

张鑫洁，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