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场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党内一小撮走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提到一件事，感慨说：“许世友60多岁的人，尚不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

毛主席提到的这件事，正是困扰周总理数十年的“伍豪事件”。在这一敏感时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差点上了“敌人”的当，造成误判。

革命时期，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更好地展开工作，大多数中央领导人都有化名。比如毛主席，就曾用过“李德胜”的化名。

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央工作，也曾化名“伍豪”。以至于现在人们规避周恩来的名讳，也用“伍豪”代称。

周恩来为什么化名“伍豪”？这还要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说起。当年9月，周恩来刚刚被国民党北京当局释放，坐火车返回天津。

在回津的火车站上，周恩来与郭隆真等进步学生热烈交谈。几人商量后认为，五四运动初期，男女学生是分开的，不能形成合力，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新要求。必须打破男女界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

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把以男生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与以女生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到一起。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要学习北京的经验，创办刊物，宣传学生运动，引领潮流。

9月16日，进步团体《觉悟社》应运而出，社刊《觉悟》也问世，不定期更新。

周恩来作为《觉悟》的主编，在创刊之初提出一个要求：进步学生发表社论不为出名，只为通过发声改变社会，因此不使用真名，20名成员都必须使用化名。

起名的方式很简单，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每个人抽一个号码，用号码的谐音取名。周恩来抽签的时候，抽中5号，于是化名“伍豪”。邓颖超作为女子社团代表，抽中了1号，化名“逸豪”。

另外像赵光宸，他抽中9号，根据英文发音化名“奈因”。

也是从这时起，“伍豪”成为周恩来最常用的化名之一。

觉悟社的成员，只有在发表文章的时候才使用化名。但周恩来不一样，“伍豪”成为他最常用、最喜欢的化名，后来从事革命斗争也用这个名字。

从天津卫到上海滩，再到主持中央地下工作，周恩来都用“伍豪”的化名，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周恩来编制我党第一本无线电密码时，使用“豪密”的名字，也出自他的化名。

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后，为了应对白色恐怖，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也是周恩来一手创办的。中央特科，也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伍豪之剑。

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保卫领导人安全，同时惩治叛徒。因为身处隐秘战线，时时面对危险，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都有化名。

比如情报科科长陈赓，就化名“王庸”在上海活动。陈赓善于交友，上海的三教九流都认识他，亲切地称呼他“王先生”，关系好的直接叫“老王”。

又如陈云。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中央遭到严重破坏，临危受命领导特科工作的。主持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化名是“李介生”。

说起来，顾顺章的叛变对上海中央、特科影响非常大。1931年4月，特科红队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逗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了解党的机密，供出了一大批活跃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名单。他甚至知道钱壮飞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以此作为资本，向蒋介石发密电邀功。

不料电报发到南京，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出去跳舞去了，没有及时看到这封密电。顾顺章长叹一声：“这下糟了，周恩来抓不住了！”

这一夜，钱壮飞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立马派女婿到上海，向李克农汇报顾顺章叛变，出卖同志的情况。

收到情报后，周恩来展现出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智慧，立马开会研究。周恩来决定，果断清理顾顺章在上海的关系，同时通知上海中央、江苏省委迅速转移，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央多年在上海的经营毁于一旦，必须寻找新的落脚点。周恩来得知，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出大片根据地，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赣南。

1931年12月，周恩来一行人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打开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然而在国民党眼里，让周恩来离开上海，无异于放虎归山。国民党非常恼火，决定采用舆论战的手段，污蔑周恩来，让中共党内自乱阵脚。

为了攻击周恩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策划了“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张冲通过上海《时报》《申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名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污蔑周恩来叛变，脱离共产党。

张冲不仅是特务头子，撰写文章也极具迷惑性。他没有刻意抹黑共产党，说话很有分寸，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一时间社会震动，一片哗然，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真的以为周恩来叛变了。这起事件影响极大，给周恩来在党内的工作造成极大被动。

中共中央当即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在《申报》上发表《伍豪先生鉴》的文章，间接拆穿了国民党挑拨离间的阴谋。

接着陈云领导的中央特科也行动起来，专门请了一个法国律师辟谣。这封启事中写道，叛变的另有其人，只是也使用了“伍豪”的化名，请读者不要误读。

“伍豪事件”中，毛主席也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1931年12月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后接替毛主席，担任中央局书记，毛主席则去了东华山休养。

休养期间，毛主席读到“伍豪事件”的文章，亲自撰写一份布告，驳斥国民党发布的谣言。毛主席写道：事实是伍豪同志在苏维埃政府担当重要职务，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

毛主席虽然休养，但仍然是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且在中央苏区影响力巨大。他的发声，直接宣告国民党污蔑周恩来的阴谋破产。

值得一提的是，一手炮制出“伍豪事件”的特务头子张冲，后来与周恩来化干戈为玉帛。

西安事变后，张冲和周恩来分别作为国共双方代表，参加了谈判。周恩来没有因为“伍豪事件”迁怒于张冲，真诚相待。张冲大为感动，与周恩来结为好友。

张冲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为共同抗战做了不少事情。在谈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阻挠的时候，他设立秘密电台，专门负责周恩来与蒋介石联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裂痕，又是张冲极从中斡旋，极力弥补。半年后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送来3万元，并亲自出席追悼会，送上挽联。

主导“伍豪事件”的张冲去世了，然而数十年之后，这起事件又被翻了出去，矛头直指周恩来。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在“伍豪事件”中，毛主席曾三次表态，为总理说话。

第二次是在1967年5月。当初正出于“运动”初期，一些在上海的“小将们”翻出1932年的报纸，声称周恩来脱党，以此诬陷总理。上海军务归南京军区管辖，这些材料被送到许司令那里。

许世友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意识到这是敌人的阴谋，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1967年5月4日，许世友觐见毛主席，道出自己掌握的情况。

毛主席非常吃惊，不是怀疑总理，而是对许世友的疏忽大意感到难过。四天后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专门提及此事，哀叹说：“许世友60多岁了，尚不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可见了解当时情况是不容易的。”

随后，周恩来也写信给毛主席，讲述当年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8年1月，北大一名学生又旧事重提，写信反映“伍豪事件”，毛主席第三次表态：此事已经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援引：《周恩来纪念网》：周恩来紧急处置顾顺章叛变与“伍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