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理想实现，他们不计较得失荣辱，不在乎生活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打压、排挤的命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于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

苏轼少时成名，一夕之间，名满天下。即便现实不尽如人意，偶有辞职回乡的想法，但仍然对己任尽心尽责。然而，搏击长空的雄鹰翱翔千里，须经历折翼之痛，断喙之苦；风雅出尘的腊梅冰清玉骨，须承受凌霜之寒，风雪之摧。乌台诗案的重点不在诗，在“诬”和“案”。因此，少年得志的苏轼突遭乌台诗狱，犹如纵横磅礴的胸腔被生生撕裂。纵使生性随遇而安，也禁不住贬谪黄州、千里投荒的悲哀。初到黄州，苏轼仍未走出御史台狱“待宰之鸡”的恐惧，白天关起门来酣睡，到了晚上才一个人悄悄出门散步，偶有买酒浅尝也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后胡言乱语。苏轼此次任职与之前有所不同，黄州团练副使只是一个挂名的空衔而已，加之初来乍到没什么朋友，他又不喜欢和家里妇人聊天，只得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拄杖敲门，要求进去看看。

一个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人，无论何时都不会舍弃“求为世用”的初心。奈何淮河一水相隔，将他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绝了。正处四十多岁的盛年，这“奉事君父”的责任便似遥不可及，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理想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助的压迫和痛苦。自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万事无绝对。苏轼虽在仕途上突逢变故，然而他生性恬淡，来自农家，之前因公务繁忙，吏事压迫，使他一腔的艺术气质几乎被磨灭。此时，脱离了官场的身不由己，却有充裕的时间亲近大自然，从容体会尘世不同乐趣，使他尘封的性灵，渐渐觉醒。苏轼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向很高，经常独自一人芒鞋竹杖，布衣芒屩到各处漫游。除了名胜古迹，他也登高访寺。黄州在那时是个偏僻荒凉之地，本就不大，这个六尺之躯虽受困于法律限制范围，奈何生来好动，有时划船到崖下江边，或者捡拾彩色的石子，偶尔还会拿饼饵换取小朋友拾来的，有时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寻视鸟巢，抑或闲看缓缓蠕行崖边的大蛇......上苍所造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看似没有生命，但在朝夕相见中，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感情。这个漂泊的灵魂沉浸在大自然无穷的生机中，与敏感的心灵互相呼应，慕然顿觉世间万物顺应其性、各得其所。人，也是万物生灵的一部分，如同庄子《齐物论》所说“三籁相应”，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即与天地精神合一，挣脱出现实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江水千年不竭，月圆月缺周而复始，看似不断变化，实则亘古永恒，无所谓消长。人生若不被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就不至于被局限在特定的时间段，辗转沉吟，无力抗拒。因此，苏轼感慨“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如果从事物易变的一面来看，天地间万事万物瞬息万变，时刻都在变动；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与我们的生命一样无穷无尽，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