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开国上将有57位，他们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你可知道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并授衔时，只授予了55位将领上将军衔，他们是：

正兵团级33名：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许世友、刘亚楼、邓华、杨得志、王宏坤、李克农、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傅钟、周士第、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副兵团级19名：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陈伯钧、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吕正操。

准兵团级1名：贺炳炎。

无军队级别者2名：乌兰夫、阎红彦。

原来，除去上述的这55为上将外，后来又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分别授予王建安、李聚奎上将军衔，共计57位。那么，这两人为何后来才获授上将军衔呢?且看在下慢慢道来。

王建安是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参加了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斗争。1949年2月解放军全军整编，以原山东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第7兵团领导机关，下辖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共13.3万余人；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可见解放前，王建安就是妥妥的正兵团级高级将领。

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替宋时轮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多次身受重伤，在朝鲜恶劣的环境下，再次病倒，不得已只好在1954年春回国休养。1955年授衔时，王建安正好在离职休养，并没有在军队担任任何实职，所以才没有参加授衔。1956年身体好转的王建安复出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军队已经全面实行军衔制，故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网上最流行的说法是，王建安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顶撞陈老总，激动之下竟然拍桌子拂袖而去，这件事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所以在授衔时主席将王建安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并补注建议授中将衔，因为争议比较大，最后他的军衔被暂时搁置，第2年才以单独补授的形式评为上将。这个就当故事听听算了，千万不可当真。

不过，王建安正直、无私，脾气不好则大概是真的，这势必影响团结同志，作为高级领导，绝对是一个大的缺陷。建国之后王建安的职务一直没有大的提升，只在在沈阳、济南、福州三大军区担任过军区副司令员，在正兵团级的开国上将里面，这种经历算是独一份，非常罕见，似乎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叶帅曾对王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相对于王建安，李聚奎的军衔则没有这么多“故事”。1928年他追随彭老总参加平江起义，上了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保卫战。早期，李聚奎还是很能打的。1933年8月1日，他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表彰，荣获二等红星奖章。这可是含金量极高的荣誉，获得者寥寥无几，它只授予“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可见他的军事才能。

长征时李聚奎任红1师师长，一路斩关夺隘，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要知道“红一师”是毛主席1933年6月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藤田整编）亲手创建，并从井冈山上走出来的英雄部队，是主力中的主力。

1935年5月，在李聚奎的指挥下，红1师1团冒雨抢占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由17名官兵组成渡河敢死队，勇往直前，为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开辟一条通道，在长征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看看红1师下面的几个团级主官，就知道它是多么牛的存在：1团团长杨得志，2团政委邓华、3团团长黄永胜。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总理盛赞：红1团是“天下第一团”。对于盛誉，杨得志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瞧这话说的多有水平，难怪人家能做总长！

1955年7月，我石油工业部成立，李聚奎担任部长，退出军队，遗憾的与授衔失之交臂。1958年2月，他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作为一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他从不居功骄傲，一生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光明磊落，节操高尚，在开国将军中，有“将圣”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