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一战、二战中的德军，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德国明明输掉了世界大战，还是两次，但为什么依旧还会觉得德军的实力很强呢？

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兵力、武器、科技、后勤、民众的作战意愿和国力等等，而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德军在这些领域明显都比不上同盟国。

二战德军的一些顶尖武器，诸如MG42和虎式坦克，虽然对盟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盟军这边并不是没有办法进行压制，西线英美盟军的空中打击和苏联斯大林系列重型坦克，都可以有效的对付德军所使用的武器。

而在兵力、后勤能力等方面，德军显然也无法和英、美。苏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抗。

唯一可以说德军比盟军做的更出色的地方，似乎只有一些非物质领域的力量，比如很多人说的：德军更加热衷于革新战术，盟军战术呆板，或者是德军士兵的战斗意志很高。

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德军虽然热衷于革新战术，但二战中欧洲战场的盟军也很乐于革新战术。

北非战场上，英军发明了“乔克纵队”战术，专门用来袭击北非轴心国军队的后方；而美军则是把德国人首次运用的“空降兵”战术发挥到了极致，诺曼底登陆和市场花园行动行动都是空降部队的大规模运用；而苏军更是在历次和德军的交战中，将“大纵深作战理论”发展成熟，攻击力要比德军的闪电战要更加巨大。

那能不能说是德军运气比较好呢？当德军在欧洲开战的时候，一开始的敌人只有波兰，而西线的英法却选择了按兵不动，使得德军可以各个击破，等到同盟国反应过来之后，英、美、苏三国同心协力没到几年就彻底击败了德国。

这种说法显然也无法服众：首先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是在1944年，而在1941年到1944年间，德国陆军的精锐已经在东线消耗殆尽，可即便是这样，西线的盟军也不能说是战斗力碾压德军。相反，据战后统计，即便是在西线盟军占据绝对火力优势和制空权的情况下，西线盟军与德军的总战损比也才在1：1左右，也就是说每击毙一个德国人就需要付出一个盟军士兵的生命，而东线苏军的战损比这个数值更加难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德军看起来似乎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战斗力会比盟军更强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任务式指挥”。

所谓的任务式指挥，即上级通过简洁的命令向下级明确任务目的和意图，不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赋予下级最大限度的决策自主权和行动自由权。本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了讲解德军的“任务式指挥法”和其创造的神话与悲剧。

最早的任务式指挥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普鲁士。

虽然腓特烈大帝用最严格的纪律来训练他的部队，让他的士兵变成一具严格服从命令的机器，但是对于他的将军，腓特烈大帝却赋予了巨大的行动自由权。只要这个将军的做法有助于普鲁士军队取得在战场上的胜利，腓特烈大帝就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但当时的任务式指挥还只是腓特烈大帝个人的爱好，并没有什么条令规定规定普鲁士军队必须采用任务式指挥，所以在腓特烈大帝死后，普鲁士军队便快速走向僵化，并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大军摧枯拉朽般地击败。

随后不甘失败的普鲁士在国内展开了军事革命，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等人在军事改革的过程中，开始将“任务式指挥”这一指挥方法推向普鲁士全军。根据瓦尔特·戈尔茨在《德军总参谋部: 1650- 1945年》一书中的说法:“格奈泽瑙创造了典型的普鲁士的指挥方法。他要求拟定命令要简洁明了，下达命令要准确快捷，尽量下达概略性指示，给下级留出在总任务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和独立定下决心的空间。正是这个依靠下达指示的间接指挥法，需要在未来有一个接受统一教育训练、 具有统一思维方式的军官集团。虽然这样一个军官 集团还远没有产生，但已经有了基础样板。早在腓特烈二世时代，当腓特烈大帝对不同战场上分散作战的部队下达任务时，也经常利用下达指示的方式进行指挥。民众军队组织机构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在总计划范围内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

而和格奈森瑙处于同一时代的克劳塞维茨，不久之后便在他的著作《战争论》一书中，详细解释了为何要实行任务式指挥：

“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危险、疲劳、地形、情报、偶然性和敌人的抵抗都会产生阻力，而战争中的行动像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这种可怕的阻力，不像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井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概念的。而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 指挥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便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为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

“……不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经常保持各部分的步调一致既是极为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调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E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加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调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更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调一致的问题， 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部队离统帅越远，下级指挥官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就越大”

“组织各个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的可靠办法是，使每支部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 都各自寻找敌人，并不惜一切牺牲地攻击敌人。 力图从一个地点来指挥各个师或军，使它们虽然在相隔很远、甚至被敌人分割的情况下，仍然经常保持联系和准确的步调一致，用这种方法使各个师或军在进攻中协同动作是没有必要的。这种组织协同动作的方法是错误的、拙劣的。采用这种方法会遇到千百次偶然情况，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却肯定会被勇猛的敌人彻底击败。正确的方法是给每个军或师的指挥官分别规定他们部队主要的行军方向，指定他们的目标——敌人，规定他们的目的——战胜敌人。这样，发现敌人时，每个纵队的指挥官都有权命令部队以全力向敌人进攻。”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军事思想，在不久之后成为了德国的近代军事思想，并在后继者的手中发扬光大，但在克劳塞维茨本人的手中，这种军事思想还尚未展露锋芒。

真正将克劳塞维茨的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的人，是在克劳塞维茨死去27年后才成为普鲁士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也就是著名的老毛奇。

虽然克劳塞维茨从未给老毛奇上过课，但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却被老毛奇全面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老毛奇坚信“一支部队永远不会因为太过强大而无法取得胜利”，所以指挥官要做的就是在一场战役中确保将人数优势最大化。只要可以在战场上保持数量优势，并能够在确保供应的同时控制大规模军事力量的行动，老毛奇相信如此他便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可随着19世纪科技的迅速发展，欧洲各国军队的人数都在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依靠个人实现对大规模军队的有效控制几乎不可能。而同时将大量的部队聚集在一个地方对后勤而言也是一个灾难，对此老毛奇的解决办法是“分进合击”。

老毛奇将普鲁士军队分为若干野战军，由总司令直接指挥，从而实现在远程空间、时间上安排战役，这样他们就可以更高效的前往战场并执行战斗任务。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各个野战军在分别前往指定战场的时候都势必会出现不可预料的意外情况，这个时候如果要由总司令来决定怎么处理这些情况，来回传达消息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在战场上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极有可能导致整个战役计划失败。

同时，由于总司令不在前线，也就不能对这种意外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很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于是，老毛奇决心采用任务式指挥法。

“老毛奇这么做，必然推动了战役思想的发展，因为此后的指挥与控制不仅通过命令，也通过对一个战斗理念的理解来执行。在不干扰他们具体规划的情况下，总参谋长将目的指向的任务分派给部队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他们需要在整体规划的框架内将其完成……这一程序让指挥官在行动的时候能够对不可预见的事情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但也存在着诸如下级领导人不能在上级领导理想框架内行动，或者下级犯错等风险。为了显而易见的更大好处，老毛奇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而想要在军队中实行任务式指挥，就势必要具备以下各项条件：1、上级对下级的信任；2、军官团队的教育；3、训练的标准化——尤其是总参谋部军官；4、部队成员独立自主的评估局势的能力和执行相应决策的能力。

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制度确保了任务式指挥这一军事原则的推行。

通过一般军事学院的教导、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对总参谋部军官的统一训练、总参谋部的考察训练和兵棋推演，德国的军官接受了相同的训练和教育，这让在同一组织层面上的总参谋部军官很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彼此理解。

因此上级部门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就只需要明确作战意图，不需要规定具体的执行方法，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官们就会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依靠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直觉去尽力实现这个作战意图。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种：一是让德军指挥官可以自由处理前线的突发状况，避免因为指挥呆板而导致击败；另一方面权力下放和上级的信任，都让前线的指挥官不无骄傲的认为自己的战术指挥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最终的胜利，因而他们大多倾心于主动行动，希望凭借自己的战术为德军带来最终的胜利，这就使得德军军官极具进攻性；

普法战争的胜利，直接证明了任务式指挥法的成功。于是在成功统一德意志之后，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也被普鲁士军队带入了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

1888年，德意志帝国便在在《步兵训练教令》中，正式将任务式指挥拓展到战术层次。该条令规定，初级军官应当发挥主动性并利用战机，士官对如何运用班内的士兵负有责任;营长、团长、旅长赋予下级任务，帮助下级理解战斗计划的总体构想，但是将怎么完成任务的方法留给下级决定。

该条令甚至还确立了越级指挥的原则，“(营长)通过向下级赋予任务来实施作战，只有当明显的误解或错误将战斗引向背离意图的方向时，他才有正当理由越过连长直接指挥到排....营长给连长下达的命令应当简短、明了、准确，完成任务的方法则应留给下级选择...各连在完成任务时， 则应注意整体意图的贯彻。”

此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已经从上到下全面接受了“任务式指挥”的军事思想，并且马上就要引来世界大战的检验。

一战后，根据协约国制定的凡尔赛合约，德国陆军的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而且空军、海军等基本上不让发展。

但是德军却并没有抛弃任务式指挥，反而在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进一步将这种指挥方法进一步改进，并且将之全面制度化。

在塞克特的主持下，德军组织了57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由在各专业领域里最有声望的109名军官参加，全面总结并且研究了一战中的战争经验和教训。

1921年至1923年，德军颁布了新的战术条令——《合成部队的指挥与战斗》。

该条令要求各级指挥官要根据具体情况独立做出决策，“当任务不能再作为行动的基础时，或者事态要求推迟任务时，指挥官的决策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情况。指挥官对放弃或改变命令负全责。但是，他必须在总体意图下行动.……”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防部正式出版了《作战指挥》一书。正如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1934年被希特勒免职）在序章里所说，“《作战指挥》包含指挥、战地勤务和战争中联合作战的基本原则。这本手册设想的是一支拥有巨大资源的军队中的实力、武器和装备”。而在该书中，德军特别强调了“指挥官必须阐明总体意图，以便辖内部队在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加以贯彻，但执行方式留给下属决定”，任务式指挥法彻底成熟并且以一种制度的形式融入了德国军队之中。

为了更好的贯彻任务式指挥的原则，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德国军队都做出了巨大的调整。

例如，在1914年一战刚爆发的时候，德军步兵师的基本编制是两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旅，步兵旅下面两个步兵团，步兵团下面三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连，步兵营下面四个步兵连。而到了二战爆发的前夕，德军步兵师的编制变为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炮兵团又下辖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同时步兵团之内还会有一个反坦克连、一个通讯排、一个侦察排和一个工兵排。

这种部队编成的变化，使得德军从团级单位开始就可以独立作战，大大增强了指挥官在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下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而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贯彻任务式指挥的原则，在德军中，一个装甲师或者摩托化师在他的编成内一定还有炮兵、工兵和步兵，从而确保每支部队都可以通过灵活的指挥有效地推动战略意图的实现。

在整个二战中，德军便在这一指挥原则的领导下执行任务。

德军的将领诸如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霍特、隆美尔、曼陀菲尔就经常在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走向成功，使得德军在二战初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堪称“神话”的伟大成就。

28天击败波兰，4小时击败丹麦，5天击败荷兰，18天击败比利时，39天击败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更是在短短的5个月的时间里，从布列斯特推进到了莫斯科郊外，而苏军将德军推回出发点却足足花了3年时间。

德军给世人的强大印象便是由此而来。

虽然德军在一战和二战中都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德军并没有靠着任务式指挥取得任何一战、二战的最终胜利。

诚然，任务式指挥的原则让德军变成了一台有灵魂的战争机器，赋予了其军官们极大的进攻性，让德军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享有在战术上的优势。

就比如说在勒热夫战役中，莫德尔召集了八个师的侦察营组成了“莫德尔骑兵旅”，从苏军意想不到的沼泽方向发起攻击，打了苏军一个措手不及，全歼了渗透到勒热夫以南的苏联第39集团军。

而反观盟军方面，由于采用集权式指挥方法，使得英、法、苏联等国的军队都难以适应快速变换的战况，因而在具体的战斗中都经常输给他们的对手。还是以勒热夫战役举例，这场战役虽然牵制了德军大量兵力，间接确保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的伟大胜利，但短短的25天之内，苏军就付出了10万人阵亡、23.5万人受伤的巨大代价，而德军的伤亡仅4万人。

可即便如此，德国还是输掉了战争。

任务式指挥虽然让德军享有在战术上的优势，但任务式指挥也很有可能会让德军输掉一场本该到手的胜利。

正如格罗斯在《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一书中所说：“在不干扰他们具体规划的情况下，总参谋长将目的指向的任务分派给部队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他们需要在整体规划的框架内将其完成……这一程序让指挥官在行动的时候能够对不可预见的事情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但也存在着诸如下级领导人不能在上级领导理想框架内行动，或者下级犯错等风险。”

这个问题在一战中就已经暴露无遗，在一战初期德军根据施里芬计划已经取得了在边境交战中的巨大胜利，但德军第1、第2集团军却为追歼法第5集团军主力，在指挥官的自主发挥下偏离原定进攻方向，暴露了第1集团军的右翼，使得德军被迫停下来防御，直接导致了德军速胜计划的破产。

老毛奇和施里芬都曾警告自己的后继者，任务式指挥需要有一个铁腕的统帅，否则任务式指挥便会失控。

在普法战争中，老毛奇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老毛奇不仅仅是擅长谋划和军事革新的总参谋长，他还是一个不会轻易犯错的军人，这使得普鲁士军队军队能以最高效的方法实现战略意图，最终取得胜利。

但在一战中，性格软弱小毛奇却没有老毛奇这般魄力和实力，所以他不仅没有加强施里芬极力要求增强的右翼，反而削弱了德军在右翼的兵力。同时，小毛奇也没有能力约束自己手下的集团军长官，从而使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德军防线暴露出巨大的弱点，直接导致了施里芬计划的破产。

而到了二战时期，哈尔德无疑是一个合格的总参谋长，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中，哈尔德再次将德军任务式指挥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命令简短、意图明确、同时做出果断的决策，让德国的前线指挥官们可以在实现战略意图的框架下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有德军在协同作战、机动作战领域的优势。

在哈尔德之后，曼施坦因也灵活运用任务式指挥这一原则，其在克里木战役中的伟大胜利和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的反手一击，都让德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随着哈尔德、曼施坦因的相继离开，希特勒亲自介入德军的前线指挥，这让德军在任务式指挥方面的优势被大幅度削弱。虽然希特勒可以做到比小毛奇更加铁腕，但是他却不具备像小毛奇那样专业的军事技能，于是导致德军在之后的数次战役中都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进而遭遇惨败。

无论是一战和二战，德军的失败都不是团、师、军甚至集团军层面的失败，真正失败的是德国整个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

德军似乎更喜欢研究怎么在战术击败对手，这使得一战、二战中的德军可以在军事领域傲视群雄，但德国却很少研究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敌人，这就使得无论哪一场战争德军都要同时面对好几个国家的联手进攻，最终在对手的绝对物质优势下败下阵来。

老毛奇认为，战争一旦开始政治就要让位于军事；但失去了政治的参与，纯粹的军事胜利却只会让德国为自己树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敌人，直到德国因为流光了血而彻底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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