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宛如一个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一场围绕着领导权与革命路线的激烈较量在此悄然上演。王明、博古等人凭借着共产国际的支持，试图推行其“左”倾教条主义的理念，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正确路线发起了严峻挑战，试图将其架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1925年，王明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崭露头角，随后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道路。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中，王明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对理论的敏锐把握，迅速在一众留学生中脱颖而出。他不仅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还积极参与学校的政治活动，与苏联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为他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王明学成回国，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复杂的历史时期。立三路线刚刚被纠正，党内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革命策略存在着诸多分歧。王明抓住这个时机，以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为突破口，迅速在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他以极“左”的姿态示人，宣称自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他的积极运作下，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成功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掌握了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开始着手对中央苏区的权力布局。当时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红军和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领导红军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反革命“围剿”，使得中央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然而，王明却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深感威胁。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些主张和做法不符合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狭隘经验论”的体现。于是，他决定对毛泽东下手，试图将其从中央苏区的领导核心中排挤出去。
1931年4月，王明派出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三人团”肩负着王明的特殊使命，他们到达中央苏区后，迅速与当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项英产生了矛盾。王明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而项英是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因此，“三人团”对项英进行了排挤。不久之后，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由毛泽东代理。同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毛泽东担任主席，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王明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31年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
王明在离沪赴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中央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1931年9月1日，他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些电报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在中央苏区掀起了轩然大波，为后续王明、博古等人架空毛泽东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1933年初，随着国统区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共临时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博古和陈云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博古到达苏区后，为了统一领导，避免政出多门，决定将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在一起，并为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外，有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博古深知自己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为了弥补这一短板，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要求，将在远东局工作的李德调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经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博古的请求被批准。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为了保密起见，特地改用中文名李德。临时中央还特地为他在瑞金城郊的沙洲坝设置了“外宾公寓”，那是一座单独建造的房子，地点选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因此又称为“独立房子”。
几天后，博古便在李德的“独立房子”里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李德外，还有张闻天、项英、刘伯承等。当时周恩来与朱德在前方，王稼祥受伤住院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博古在会上宣布：从此李德直接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本来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但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一到苏区便给了他主管甚至领导军事工作的权力，博古与李德的私人关系也极为密切，两人经常用俄语说说笑笑，有时还一起打扑克或纵马出游。
博古和李德掌握了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大权后，开始全面推行他们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军事经验和理论，否定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博古和李德指挥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抵御敌人的进攻。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使得红军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挨打局面。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面对构筑绵密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围剿”军，经过近两个月浴血苦战，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遭受很大损失。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败之际，福建事变爆发了。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的爆发，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如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势必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胜利保障。然而，博古与李德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不仅不与十九路军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讨逆军”，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撤出闽赣边界。在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苏区红军错过了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天赐良机。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向广昌大举进攻。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方大门，敌军企图突破广昌，进入中央苏区中心，与红军主力在此决战。为了加强对广昌战斗的指挥，李德、博古决定将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在广昌南三官殿设立北路阵地野战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李德为实际上的总司令，并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红三军团彭德怀认为这种作战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强调：“广昌不能固守，我们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与装备远在我军之上。”但李德与博古听不进彭德怀的意见。从4月10日开始，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统一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飞机的配合下，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进攻，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尽管红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最终未能成功抵御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4月28日，红军撤出广昌。
广昌战败之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7月，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为了全面御敌，李德命令“分兵六路”，“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由于兵力分散，进攻时兵力不够，难以消灭敌人，防御时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六路把口全部被击溃，节节防御变为了节节败退，以致红军死伤惨重。10月初，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宣告失败。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中央红军主力与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虽然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左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有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二苏”大会后，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出任“总理”。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1934年下半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准备开始长征。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9月中旬离开瑞金前往于都。有观点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去于都调查只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这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
在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路线，使得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兵力锐减，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一惨痛的失败，让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满，也使得党内要求改变领导、纠正错误路线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深知，红军如果继续按照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走下去，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他开始在党内积极地做工作，与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进行沟通和交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先后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向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危害。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转变立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同时，周恩来也在反思自己在军事指挥中的责任和问题。他逐渐认识到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开始对他们的领导产生了动摇。在与毛泽东的交流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开始积极地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决策，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而博古和李德在面对红军的惨重损失时，却依然固执己见，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思路指挥红军，使得红军在长征途中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烈，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在暗流涌动中即将拉开帷幕。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导致了红军的重大损失。他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和赞同。
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是错误的，应该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也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对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了批评，并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在会议上也承担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中的责任，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面对众人的批评，博古虽然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李德则拒不接受批评，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王明、博古等人试图架空毛泽东的企图，也在遵义会议的光芒下彻底破灭，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