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德生接见一位“老红军”,攀谈几句后,断定:此人一定有问题

方圆文史 2022-06-24 23:26:03

上世纪50年代,“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创作了一部名为《西望长安》的话剧。

剧中讲述了骗子栗晚成骗取身份、骗荣誉、骗飞机票、骗生活补助费,欺骗组织、欺骗群众,连骗了3年,最终骗局被揭穿、伏法认罪的故事。

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栗晚成’并非凭空编造的人物,而是有原型的。

栗晚成的原型,正是有着“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人”之称的——李万铭。

比起栗晚成来,李万铭的行骗故事更为“精彩”!

李万铭,192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县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奸商”形象。

他家先后开过粮栈、酒铺、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就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牟取暴利。

可笑的是,为了招揽生意,在他家店铺的柜台上,竟然还挂着“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自幼耳濡目染的李万铭,渐渐也变成像其父一样喜欢弄虚作假,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比如在读小学的时候,李万铭就曾偷过考卷和图书;上中学后,又偷过老师的手表。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万铭的这种品行不仅没有得到改正,反而越演越烈。

他利用哥哥当邮差的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偷窃得来的钱款交给父母,谎称是自己在路上捡到的……

李万铭的这些欺骗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地制止和批评教育,反而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的表扬和肯定,因此这必然极大助长其无端品行。

1945年1月,18岁的李万铭进入陕西安康兴安师范学校就读。在这里,他加入了国民党。

没过多久,他又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任二○七师准尉政治干事。

这里所说的“青年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

李万铭所在的第二○七师,是当年1月在云南曲靖,由昆明防守司令部与第48师改编而成的。

1946年9月正式扩编为整编第二○七师,下辖第619、第620、第621三个团,师长是罗又伦将军。

在青年军服役期间,李万铭曾书写过很多反动的墙报、标语等,对老蒋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外,李万铭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曾对身边的同学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当委员长。”

然而,有此“野心”的李万铭,却不思努力、上进,而是专心于歪门邪道。

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这段时间,真本事没学到,各种坑蒙拐骗、馋懒占贪倒是学了不少。

年轻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脚踏实地!

但一心只想当大官享福的李万铭,却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只想着如何一步登天。

那么,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望呢?

他想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欺骗”!

在他看来,什么名利地位、高官厚禄,无一不是“骗”来的。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骗成不了大事”,“我不骗人,人就骗我”,“冒险才能享大福”。

就这样,“欺骗”便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进入青年军后不久,李万铭就开始实行他的信条。

有一次,部队进行新旧交替整编,李万铭就趁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

由于是初犯,经验不足,所以很快就被发现了,之后被关进了国民党沈阳陆军监狱3个月。

幸运的是,李万铭因为有一定的文化被一国民党军官开脱,才避免了长久的牢狱之灾。

1948年中旬,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打响,李万铭随军来到了东北战场前线。

战役打响后,我东北野战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取得了锦州、沈阳、长春等多个战场的胜利。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同年11月2日结束,总历时52天,我军以伤亡近7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并俘虏少将以上军官186名。

此战后,敌我双方的兵力发生了转变,我军兵力上升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下降到了290万人。

这是我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方面超过国民党军!为此,毛主席还曾信心十足地说: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战役结束后,李万铭趁乱从东北一路逃到了江苏,在此过了一段时间的平静生活。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步入尾声,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次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当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战线上兵分三路强渡长江。

23日晚,由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正式占领南京。

毛主席闻讯后,当即便激动地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不朽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看到国民党军一败涂地,李万铭决心“改旗易帜”,转投共产党,谋个一官半职。

但李万铭也很清楚,他曾有过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如果贸然投靠的话,非但不会受到任用,反而还有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就在李万铭为此感到苦恼不已的时候,突然心生一计——伪造证件,骗取信任。

说干就干!

李万铭隐藏自己的过去,伪造证件,并谎称自己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之后成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同年10月,李万铭从二野军政大学结业后,扬言要到西南工作团的工作,骗得了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

之后,他又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还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

原本以为获得一个国家公职后的李万铭会就此收手,但他却觉得这个职务太低了。

于是他又故技重施,伪造了印信,谎称自己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在淮海战役中不幸受伤,落下了残疾,要求组织给予分配工作。

然而这一次,李万铭并没有瞒天过海,很快就被苏南行署人事部门给识破了。

之后,李万铭被送交当地人民法院,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时间到了1951年,李万铭服刑期未满,就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恕,被提前假释了。

然而,出狱后的李万铭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他的脑子里,没有脚踏实地,更没有勤恳努力,有的只是一夜暴富和升官发财。

为了实现他当官享福的目的,从出狱后的那一刻起,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骗取更大的权力。

尽管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但在他看来:“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获得的收益就越高。

当然他也知道,之前他之所以会栽进去,主要是因为伪造的印信不够逼真,加之经验不足,所以才会失手。

所以,李万铭决定:要做就要做大、做精!

这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紫东刻字铺,私刻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及政委邓小平的印章,并伪造了给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

此外,他还伪造了残废军人证、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以及鉴定表等等。

可以说,李万铭这一次完全是有备而来的!

当月抵达西安后,李万铭便要求陕西省人民政府给他分配工作。

尽管李万铭携带的这些假印信比之前的确实“逼真”了许多,但只要稍加辨别,就能分辨其真假。

然而,政府的人事组织部门却没有丝毫察觉,不仅让他混进了安康专署,还当上了民政科科员。

除此之外,李万铭原本虚假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此刻竟摇身一变成了真的。

组织上不仅承认了他这一身份,而且还授予他“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证书。

短短半年后,李万铭还被组织上选为了“重点培养”的对象,派往陕西西北农学院学习。

此时的李万铭,无论是名气,还是级别,都不算低了,但他仍不满足,他觉得自己还可以爬得更高、走得更远。

4个月后,时任陕西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梁得柱,收到了一封写着由李万铭转交给农学院的信。

这封信可不简单!它是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军事调令”。

信中称:任李万铭同志为第12军35师103团参谋长,并令其迅速赶赴中南局报到。

可笑的是,西北农学院的领导却对此毫不怀疑,当即便批准李万铭回部队报到。

此外,西北农学院还给李万铭开具了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并办理了调动手续,甚至还与他拍照留念。

即将调离西北农学院,前往新的岗位“任职”,李万铭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这预示着,他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但同时,他也担心自己伪造的信件材料被识破。

于是,他利用自带档案之便,乘机销毁了部分档案,又装进了之前的档案。该档案中这样写道:

“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长、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除了基本的履历表和鉴定书外,李万铭还带着骗得的西北局的党员介绍信,以及伪造的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

1952年2月,李万铭正式抵达湖北武汉!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此时的李万铭,已经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诈骗高手”。

因此在抵达武汉后,李万铭决定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将自己包装成一名“老红军”、“老革命”、“战斗英雄”、“团参谋长”、“模范共产党员”等。

这些华丽的头衔果然帮了他的大忙!

很快,李万铭就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而且还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秘书主任。

尔后,中国农业考察团奉命前往苏联参观、考察,而李万铭就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同年9月回国后,尝到甜头的李万铭又故技重施,伪造了时任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开国中将)的来信,诡称:

“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第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同样地,中南农业部的领导也对此毫无察觉,不仅信以为真,还将其提拔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

在此期间,有一位年轻女同志还被李万铭的“英雄事迹”给感动了,渐渐对他萌生了爱意,最后竟与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此时的李万铭,可谓名利、爱情双丰收!

但极度膨胀的野心,已经无法让李万铭满足于现状,他想爬上更高的职位,获得更大的权力。

1952年12月,李万铭捏造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指示:通知他赴京会见陈赓司令员。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电话指示”很容易就能辨别其真假。

首先来说,当时陈赓已经被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之后又兼任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手头的工作非常忙。

其次,负责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轮换等一系列繁杂工作的聂荣臻,当时已经因劳累过度被送进了医院。

就算聂老总真的打电话来指示,让李万铭赴京会见陈赓,最起码得先给他的上级领导打个招呼吧?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真实度并不高的“电话指示”,中南农林部的领导不仅毫不怀疑,反而还批准了。

要知道,李万铭在给中南农林部领导传达此消息时,只是简单的用一张纸把这几句话写上,而没有其他的佐证。

但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指示,却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批准。

我们在感叹李万铭骗术高超的同时,也不由得对这些领导的马虎大意感到惊叹。

为了避免谎言破灭,李万铭来到北京后,又伪造了陈赓给中南农林部领导的回复信,称:

“军委已决定调李万铭任第12军参谋长,但因身体欠佳,暂回中南休养。”

之后,李万铭又回到了武汉,并被中南农林部领导特别安排住进了东湖疗养院,还让他到杭州等地游玩。

在杭州期间,李万铭又编造谎言,谎称陈赓司令员也在那里,并且还决定将他改任即将组建的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让他等候通知,准备随时启程。

事实上,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知道李万铭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暂且不说当时陈赓有没有在杭州,就说让他担任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一事,怎会由陈赓亲自任命呢?

如果是说陈赓建议由他出任顾问团参谋长,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对他直接任命,这就不太可信了。

但无奈,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并未察觉这其中的猫腻,反而还给了他很多优渥的待遇。

1953年,李万铭被调到中央林业部任行政处处长。

不知道是因为害怕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是闲散惯了不想工作,他竟以“喉咙中毒”为由,装病不去上班。

上级领导也很近人情,不仅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还批准他继续“休养”。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到1954年时,李万铭终于“闲”不住了,他又伪造了航空司令部周士第司令员的亲笔信,以及抄转志愿军第十二军军长给他的紧急电报各一份,谎称:

“令其担任第十二军参谋长兼第35师师长,迅速飞往兰州商谈军务。”

为了彰显这封信的真实性,他还特地骗得了防空司令部的信封,装好后送至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

事实上,这封信件的内容真实与否,只需打电话去核实一下就真相大白了,但有关领导却还是被骗过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热心地为李万铭购买了一张民用机票。

但假的毕竟是假的,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无论李万铭包装得如何逼真,终有被识破的一天。

李万铭抵达西安后,马上去见了曾经的领导——原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

此时的梁得柱,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的办公室主任了。

“老友”相聚,分外亲切,李万铭当即就把他在中南和北京的经历吹嘘了一番。

梁得柱对此也是深信不疑,还给他安排了住处。

之后,李万铭又拟写了一封周士第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称:

“李万铭的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

李万铭此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目的就是想骗取中央林业部副部长的职位。

但不幸的是,他的这封信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就彻底栽在了西安城。

李万铭在西安住了几日后,梁得柱见他没有什么动静,于是就问他关于参加“军事会议”的事情。

谁知李万铭在回答时言辞闪烁,避重就轻,引起了梁得柱的怀疑,但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就没说什么。

这时,恰逢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来梁得柱家中做客,梁得柱就向他介绍了李万铭,说他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此次来西北参加高干军事会议,会后还要去第12军任参谋长兼第35师师长。

听完梁得柱的介绍后,张德生不由得感到疑惑,自己身为陕西省委书记,怎么会不知道西北要开军事会议呢?

于是,张德生就好奇地问李万铭:“西北军事会议在什么地方开?要开多久?”

接着,张德生又问李万铭第十二军的驻地在哪里,番号、代号又是什么等等。

李万铭的任职本身就是假的,对于这些问题,他哪里答得上来,当即便露出了马脚。

尽管如此,张德生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需要进一步确认后才能得出答案。

张德生回去后,便立即打电话给军委,询问李万铭的信息,结果查无此人,更无任命李万铭为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一事。

很快,李万铭就被捕了!

此案一经曝光,就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一度出现了好几种猜测。

有人怀疑李万铭是国民党特务,甚至是美国间谍,其目的就是打入我党内部窃取情报。

也有人说李万铭是一个政治野心家,甚至怀疑他背后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否则他怎么能隐藏这么久才被发现……

总而言之,当时人们对李万铭真实身份的猜测非常多,但大都并不正确。

经过审理后发现:李万铭行骗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政治野心,更没有骗取公款,为他人牟利等经济目的,他就是想利用欺诈的手段来骗取荣誉、不劳而获,贪图个人享受。

当然了,李万铭虽然没有政治背景,但他通过政治手段来行骗,本身就已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最后,李万铭因“政治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李万铭的认罪态度非常好,可谓供认不讳,对于宣判的结果,他也没有选择上述。

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判刑后的李万铭,被送到了北京市监狱进行劳动改造,之后又转到西安市东南郊新安劳改砖厂。

1968年,李万铭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又被加刑了10年。

1978年3月,在狱中度过了20多个春秋的李万铭,终于获得了党和人民的宽恕,被提前释放了。

在服刑期间,李万铭劳动态度端正,年年出满勤,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

此外,在工业学大庆‘六比’竞赛中,李万铭还曾先后4次被评为优胜工人,多次受到奖励。

李万铭出狱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脸上写满了沧桑,但他这一次是真正获得了新生。

李万铭获得新生后,连添了4件大喜事:1968年加的10年冤狱平了反,并得到了一笔500元的“冤狱费”;组建了新的家庭;找到了亲生儿子;转为了国家正式工人。

1992年4月24日,李万铭在西安病逝,终年65岁。

在临终前,李万铭曾请求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国家,用于医学解剖研究之用。但最终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反观李万铭诈骗案,也许我们很多人会感到疑惑: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干部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呢?

这其中除了李万铭的行骗手段“史无前例”外,当时的人们也缺乏一定的抵抗力。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那时候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制度上难免出现漏洞,加之信息不畅、机构人员变动频繁,以及当时的官僚主义、崇尚英雄等,都是造成李万铭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

即便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打着“首长”、“英雄”等旗号招摇撞骗,比如那个假军官董大维,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此人行骗15年,军衔从“大校”升到了“少将”,行骗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最后被捕时,还在做着“将军梦”。

当然了,无论是李万铭,还是董大维,他们的行为都是不值得提倡的,玩火者必然自焚。

但他们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切不可为了荣华富贵,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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