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份，杨勇在失业四年多后，终于要去沈阳军区开始新工作了。他坐车到了机场，一看，嘿，好家伙，那儿停着100多辆红旗车，排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在京的大多数高级干部都特意赶过来，就为了给他送一送行。
上了飞机，杨勇往舷窗外一瞧，看到远处阳光下那上百辆小车闪闪发光，心里不由得回想起这四年的点点滴滴。
1967年1月的一个大清早，几辆大货车轰隆隆地停在了杨勇家楼下，接着，一帮人大声嚷嚷着从车上蹦了下来。警卫小孙一听楼下这动静，立马就去把杨勇叫醒，然后护着他坐电梯直奔地下室。他们从后门溜出去，上了一辆车，很快就开上了长安街。
开了一阵子车后，杨勇注意到后面的车还紧跟着，于是他就让司机把车拐进了中南海。这时候回家太冒险了，军区那边也不能去，想来想去，唯一安全点的地方就是北京卫戍区了。
杨勇开着车，在街上溜达了快俩钟头，这才缓缓开进了北京卫戍区的大门。可谁承想，那些想抓他的人，连着扑了两次空，最后还是在那卫戍区的礼堂里头，把杨勇给逮着了。
对峙了一会儿，杨勇轻轻地把小孙推到一旁，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然后就跟着那帮人走了。
从那以后，总有人逼着杨勇认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错，可杨勇硬是不肯屈服。那个所谓的“专案组”，因为实在挖不出杨勇的半点问题，最后只能把他打发到石家庄的农场去干活。
1971年春节过完没多久，杨勇不小心把右腿给摔骨折了，随后被紧急送到了石家庄的一家医院。但杨勇硬是不肯在当地动手术，非得让医院赶紧给中央打个报告，说他想回北京治。这事儿传到周总理耳朵里，他二话不说，立马拿起电话给总参打了过去，吩咐他们赶紧派架专机，把杨勇接回北京来。
在301医院待了两个多月，杨勇的腿伤好得差不多了。他觉得没必要再住院，周围不少人也都建议他离开北京去外地。但因为杨勇的事情还没个定论，去哪儿都不太方便。所以，他办完出院手续后，就先在总政招待所住下了。
没多久，济南军区当时的司令员杨得志就来探望杨勇了，他还热情邀请杨勇去山东养身体。于是，杨勇就拄着拐杖，带上老婆和闺女，一块儿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
1972年春天那会儿，周总理吩咐秘书去探探杨勇的近况，可总政那边回话说他不在北京。周总理心里不踏实，又让秘书再去问问，到底杨勇人在哪儿。后来得知杨勇在青岛休养身体，周总理这才松了口气。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杨勇腿伤还没好利索，就急着回了北京。那天，好多好久没见的老朋友都赶过来探望他。杨勇一见到大家，就上前搂得紧紧的，跟以前那个就算心里再激动也会憋着不一样了。
在京城调理身体数月之后，中央军委给杨勇下了新任务，让他去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员。杨勇被停职四年后，这次开开心心地接下了任命，不过，还是有挺多人为他觉得冤屈。
说到底，在政治风波闹起来之前，杨勇在军队里可都是一把手，这回却要被安排个低点的职位。不过杨勇本人倒是一点也不在意这事儿。他心里明白，珍宝岛那事儿过后，中苏边境那边儿气氛挺紧张的。这次让他去沈阳，中央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接到任务后，杨勇立马联系了沈阳军区在北京的办事人员，想多了解些情况。他原本打算早点去沈阳军区报到，但先去找了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建议他，等八一招待会办完再走。
那时候，只要名字能上报纸，就说明这人还在掌权。周总理想让杨勇的名字登报，好给他公开正名。杨勇离开北京去上任前，中央还特意安排了在京的高官们给他送行，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边境要迎来一位大将了。
杨勇一辈子都在战场上拼杀，受过五次伤。其中最狠的一次，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让他掉了6颗牙。那时候，他满脸是血，话都说不出，但杨勇硬是用笔坚持写命令，直到最后倒在血堆里不省人事。
1938年那会儿，日军想在吕梁地区搞大动作，就在汾阳城里囤了好多东西。杨勇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琢磨着要给日军来个突袭。他先带着几个军中的头头脑脑去看了看地形，结果发现那些最适合埋伏的地方都被敌人的碉堡给占了。于是，杨勇一拍大腿，说咱们得一边打碉堡，一边搞阻击，双管齐下！
日军动手搬汾阳城里的物资时，杨勇早早就让队伍藏好了，一下子干掉了200多鬼子。前线的日军没了吃的喝的，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运，还试着派了好多兵力，就为了送一小车粮食过去。
杨勇看穿了日军的把戏，就让那车粮食顺利通过了。日军觉得这样挺顺利，第二天就派了200多号人，押着18大车东西来，没想到又被我军给埋伏了，一个不剩全被打败了。
日军两次受挫后，没办法只能放弃继续攻打，打算撤退。杨勇猜透了日军的打算，大胆地在日军眼皮底下设下埋伏，结果又干掉了200多名日本兵。
杨勇指挥的那三次埋伏战，干掉了敌人差不多上千号人，还打死了一个日军少将，这可是我们抗战时的一个漂亮仗。就在杨勇正忙着开庆祝会的时候，日军头头儿送来了一封“邀战信”，说要跟杨勇在平原上比划比划。杨勇瞅了一眼，嘿嘿一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淮海战役那会儿，杨勇带着他的一纵部队，接到的任务是挡住黄维兵团，好让中野的主力能集结起来准备战斗。这时候的一纵啊，刚打完一场硬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人员也没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只能靠着2个旅的兄弟上战场。再说装备，那更是没法跟黄维兵团比。
杨勇二话不说，挑起了这副重担，带着手下官兵，用枪炮和生命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仅用了两个旅的兵力，就顶住了12万敌人的猛攻，硬生生地扛了三天。这一举动，为我军彻底消灭黄维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打那以后，杨勇就因“爱啃硬骨头”出了大名。一到沈阳军区，他又马不停蹄地干上了，整天忙活着调研、跑边防、琢磨战备计划。大家伙儿都心疼他，劝他悠着点，注意身体，杨勇却摆摆手，笑着说自己身子骨硬朗着呢。
可杨勇没考虑到，自己现在已经是58岁的人了，早过了能不顾一切拼命的时候。
刚到沈阳军区没多久，杨勇就因为肺源性心脏病病倒了，还好抢救得及时，命是保住了。大夫反复交代他，千万别再累着了，杨勇没办法，只好在家里凑合着养病。
虽说杨勇说是要在家休养，但他家门口还是热闹非凡，都是他打电话叫来商量工作的人。转眼间到了8月底，杨勇实在闲不住了，尽管医生和军区领导都劝他别急着动，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带着勘察小组上路了。
珍宝岛那事儿之后，苏联那边一直往边境加派人手，情况挺紧张的。杨勇他们一伙人先是奔哈尔滨去了，之后又跑到牡丹江和绥芬河，紧接着还去了满洲里和阿尔山。前前后后二十多天，光是在边境线上跑的路，加起来就有三四千公里了。
五十多岁的杨勇，一条腿不太方便，但他还是坚持亲自上山、下矿井。一路颠簸，年轻人走着都喊累，可他却越跑越有精神。到了晚上，他还不休息，拉着大家一起商量对策，那股子劲头，就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一样。
从勘察任务回来后，杨勇直接扎进了沈阳的作战室，整天和参谋们琢磨、调整各种方案，一遍又一遍地对比。回到家，他也是停不下来，直接站到地图前头想问题，一连好几个小时都不带挪窝的，连觉都不睡。
到东北已经仨月了，杨勇组织了个边防会议，聊聊怎么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他说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杨勇提出的这些点子，对提升东北战区的防守和军事安排，可真是帮了大忙。
第二年5月份，杨勇到北京去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工作会议。周总理找他聊了聊，说中央打算派他去新疆任职。杨勇对这次调动挺突然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所以他就提议让王恩茂去顶替自己。
中央确实有动过念头让王恩茂同志去，但遇到的困难不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决定派你去。”周总理关心地问杨勇：“你现在身子骨还硬朗不？”
“我打算在新疆再待几年，没啥大问题，而且我已经打算把烟戒了，这样身体能更顺畅地吸氧。”杨勇斩钉截铁地说。周总理一听，心里乐开了花，连忙鼓励他一定要下定决心，把烟瘾给戒了。
跟周总理聊过之后，杨勇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从此以后一根烟都没再碰过。他提到，自己已经向周总理许下承诺，觉得这样还能让自己多为工作出一份力，多干几年。
任命杨勇后，周总理又找他聊了聊，跟他讲了讲新疆那边的情况。总理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是重中之重，只要这个根基打牢了，新疆的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杨勇在新疆那四年，不管环境多艰难，情况多棘手，他都一直牢记周总理的话，照着做。就这样，新疆那边整体一直挺安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