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3日，被称为“文胆”的陈布雷通过大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自1927年成为国民党成员后，凭借其犀利深刻的写作风格，迅速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为回馈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他倾注全力，撰写了包括《西安半月谈》在内的多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
在离世前一年，陈布雷曾在一个傍晚独自前往周恩来在南京的临时住所，进入周恩来的房间后，两人交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深夜，陈布雷才离开。
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陈布雷为何会秘密与周恩来会面？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陈布雷作为国民党高层，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私下接触，显然不是普通的社交活动。两人会谈的具体议题，可能涉及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事务，或是探讨时局发展的可能性。这次会面反映了当时复杂政治环境下，各方势力间的微妙互动与博弈。
【报刊文章见功夫，蒋介石亲邀加入国民党】
1927年，蒋介石与当时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陈布雷首次会面。蒋介石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够说服陈布雷加入自己的阵营，为其所用。
北伐战争打响后，国民革命军与各地军阀展开激烈交锋。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共产党通过实际革命行动，逐步掌握了宝贵的斗争策略与经验。
我党的力量日益增强，国民党感到威胁，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秘密策划政变，企图在早期阶段消灭我党。
在那个时期，我们党组织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的拥护。通过一系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信任和好感。这些文字不仅阐述了党的理念，还增强了人民对党的认同感，使党的影响力在群众中迅速扩大。
在北伐战争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对我党采取了进攻策略，这一行动不仅需要充足的资金和武器装备，还需要强大的舆论支持。
他琢磨着，眼下文学圈里哪些作家和记者影响力够大，适合拉过来做宣传。
张静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向蒋介石提议让陈布雷来处理。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新政权的承认，孙中山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撰写了《对外宣言》。这份文件旨在通过外交途径向世界各国传达新政权的主张，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可。孙中山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为新生政权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合法地位，从而巩固革命成果。
这篇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由陈布雷完成，并在《天译报》上刊载。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布雷凭借其犀利的写作风格和勇于揭露社会问题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公众认可。他的文章不仅深刻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还积极为普通民众发声，这使得他在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蒋介石早就听说过陈布雷的本事，一直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特意寄了一张自己穿着军装、亲手签名的照片给陈布雷，想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关系。
当前蒋介石手下急需这类能人，听完张静江的建议后，他马上派人去上海找陈布雷见面。
第二天，陈布雷一到南昌，就和蒋介石碰面了。
经过简短的对话，蒋介石试探性地让陈布雷起草一份《告黄埔同学书》。面对这一考验，陈布雷迅速回应，仅隔一天就提交了一份令人称赞的文稿。
初次相遇时，蒋介石就尊称陈布雷为"布雷先生"，言谈举止中处处流露出对他的器重与敬重。两人的交流中，蒋介石始终保持着谦逊有礼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对陈布雷的重视。这种相互尊重的氛围，奠定了他们日后密切合作的基础。
陈布雷深受传统思想熏陶，心中一直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蒋介石为了吸纳人才，放下身段，以谦逊姿态示人，这种态度深深触动了陈布雷的内心。作为一位重视忠诚与知遇之恩的知识分子，陈布雷对蒋介石这种礼贤下士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源于蒋介石的个人魅力，更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政治领袖的期待与向往。陈布雷内心对蒋介石的认可，既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也展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陈布雷离开报社后，选择加入国民党，专职为蒋介石效力。
【深得蒋介石信任，却私下密会周恩来】
陈布雷的笔杆子，成了蒋介石操控舆论的关键武器。他通过文字为蒋介石造势，影响公众看法，成为蒋介石在舆论场上的得力助手。陈布雷的文字不仅传递了蒋介石的意志，还在舆论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蒋介石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占据有利位置。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实现全民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目标，在西安采取了军事行动。
陈布雷照常负责起草文件，但这次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让他感到棘手。
蒋介石试图塑造自己为顾全大局的明智领导者形象，希望公众认可他的决策。然而，他视张学良等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人物为居心叵测的政客，认为他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布雷在起草文件时内心充满矛盾和挣扎，然而他最终还是完成了符合蒋介石要求的文稿。
陈布雷早已惯于通过篡改真相来协助蒋介石操控公众舆论。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压制那些批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出版物，以此达到控制舆论的效果。
蒋介石极为重视这一能够有效操控舆论的关键工具。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蒋介石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侍从室。尽管这个部门在名义上地位并不显赫，但它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却远超国民政府其他机构。侍从室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成为他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在党内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内部存在严重的推卸责任现象，许多事务处理效率低下。然而，一旦文件末尾标注了“侍秘二”（即侍从室二处），相关事宜通常能迅速得到有效执行。这种现象反映了侍从室二处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地位和执行力，使得标注其名称的文件在众多推诿中脱颖而出，迅速落实。
陈布雷作为侍从室二处的负责人，在蒋介石身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侍从室的核心人物，更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得力助手。
尽管此人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深得蒋介石器重，但他却暗中与周恩来进行了秘密接触。这种行为显然与其公开身份不符，显示出其在政治立场上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或特殊考量。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他本应严格遵循国民党的政治路线，然而私下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这一举动无疑令人费解，也反映出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某些政治人物可能存在的双重立场或特殊使命。
1947年11月13日，重庆谈判宣告失败，国共双方矛盾加剧。尽管如此，陈布雷仅携副官居亦桥，前往拜访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在拜访周恩来住所前，陈布雷特意在城里兜了个圈子。
在会面过程中，陈布雷特意让随行的副官在接待室等候，独自前往周恩来的办公室进行密谈。这次对话持续了超过两小时，期间两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离开之际，周总理以坚定的语气强调：
我来处理这件事，你不用操心。我保证把事情办妥，你尽管安心。
居亦桥作为副官，同样听到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内心充满不解。然而，陈布雷只是简单解释道，这次行动纯属个人性质，与公务无关。
【呕心沥血半辈子，最终选择自杀】
居亦桥后来了解到，陈布雷去见周总理，其实是为了安排自己身后事，把子女托付给他。
陈布雷长期服务于国民党阵营，然而他的子女及女婿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这种家庭成员的政见分歧，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政治格局。
陈布雷的幼女陈琏，年仅二十便秘密加入了中共组织，这一重要决定甚至连她最亲近的父亲也毫不知情。
深夜，陈琏与袁永熙正酣睡，突闻玻璃碎裂声刺耳，几名军统特务破窗而入，强行押走了这对夫妇。
面对军统的多次审讯，陈琏始终坚称袁永熙并非共产党员。尽管对方不断施压，她始终没有改变说辞。由于无法从她口中获取有效证据，军统最终只能释放袁永熙。
陈布雷对蒋介石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认为蒋对自己有提拔之恩，因此多年来始终忠心耿耿地协助他。然而，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陈布雷也发现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存在问题，并不完全认同。
国民党内部早已陷入腐朽衰败的境地，表面上看似完整，实则空有其表。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曾针对如何扭转党内困境，向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陈布雷曾建议四大家族退还非法所得，这一主张触动了蒋介石的切身利益，导致两人关系出现裂痕。陈布雷的直言不讳虽然出于公心，却无意间得罪了蒋介石，使原本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蒙上阴影。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也揭示了陈布雷在坚持原则与维护关系之间的艰难抉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无视民众历经多年战乱的苦难，悍然挑起内战，将短暂的安宁局面彻底打破。他急于巩固个人权力，全然不顾百姓渴望休养生息的愿望，使得刚见曙光的中国再次陷入战火。蒋介石这一举动，不仅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更将国家推向了新的动荡之中。
这种状况让陈布雷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去信心。
在重庆谈判期间，陈布雷作为侍从室的重要成员，与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频繁互动。经过多次交流，彼此都给予对方高度评价。
在重庆谈判破裂后，陈布雷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作为曾为国民党政府效力的一员，他深知局势已无法挽回。出于对子女未来的担忧，他主动联系了周恩来，请求其关照自己的儿女。这一举动反映了陈布雷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和对家人安全的深切忧虑。
1949年，在多次进言未获采纳后，陈布雷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改变时局，最终选择服用安眠药结束生命。这位曾抱着"士为知己者死"信念的政治家，早年加入国民党并追随蒋介石，最终却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临终之际，他选择了以死相谏的方式，试图通过牺牲自己来触动蒋介石的内心。
陈布雷曾坦言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命运却让他踏上了从政之路，这无疑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加入国民党后，他被迫按照上级指示撰写文章，篡改事实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为民众代言的他，如今却沦为操控舆论的工具。
陈布雷若仅是缺乏主见的应声虫，蒋介石当初就不会挑中他。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他也不会屡次直言进谏，为挽救危局出谋划策。
陈布雷以生命为代价，试图劝诫蒋介石回归正途。他的一生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希望自己的牺牲能产生影响。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顾问，以其清廉和勤奋著称。他的生活简朴，工作态度严谨，深受同僚尊重。然而，陈布雷的家庭成员却走上了与他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他的女儿和女婿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这一家庭内部的政见分歧，不仅反映了个人信仰的差异，也映射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政治格局。陈布雷的故事，是近代中国历史中一个关于忠诚、信仰和家庭矛盾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