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必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20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格局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劳分配是主体，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就包括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一般而言涉及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近年来，包括投资、股票、债券等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收入分配方式的一种选择及其结果。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少数人暴富的情况。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居民收入不可或缺的渠道，但要让其投入和回报形成合理的匹配关系。
根据目前中国国情，对大部分人来说，劳动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扩大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制度安排。二十大报告提出，鼓励勤劳致富，也是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劳动收入的重要性。这些都要求我们扩大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保证劳动者处在收入有保障的环境下。
实际上，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不断增加人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较低，发达国家占比较高。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16.2%，而基尼系数却高达0.47，贫富差距十分严重。
世界各国工资占GDP比例如下：
美国，58%
英国，56%
日本，53%
法国，53%
加拿大，51%
澳大利亚，47%
韩国，44%
阿根廷，36%
墨西哥，33%
委内瑞拉，31%
泰国，28%
菲律宾，28%
伊朗，25%
土耳其，25%
中国，16.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普遍较高，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有关。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较低，这恰好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过低，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一直未能得以改变。
这种分配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不公平的分配结构，它不是按照对人们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其分配份额不是由参与分配者对生产的贡献，而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
从这一现象的成因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根源于社会产权结构失衡，少数人（政府与资本所有者）为所有者、受益者，而多数人（劳动者与居民）为无产者、受损者。
要对现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就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积极采取各种具体政策措施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又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特别是产权结构，构造新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分配关系不合理
分配关系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过低。另一方面，分配结构不合理，集中体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较大。
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许多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盈利，并非凭借其自身实力，而是依靠政府所赋予的行业垄断权力，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来获得利润。
现行分配制度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占比较低。而工资薪金所得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却高达67.26%，税负较重，而对高收入者影响较大的资本利得税，则征收偏少。
初次分配是指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总收益多少而进行的分配。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再分配过程中，更为强调对公平的重视，通过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2、多重因素影响收入增加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减弱。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已出现，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3年的68.71%下降为20203年的61.3%。
在要素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过低。我国近些年来金融业、房地产和互联网等虚拟经济发展迅猛，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挤压，劳动收入比例过低也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3、要素市场发展滞后
我国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发展较为滞后，要素流动不够顺畅畅，直接影响要素的优化配置效率，严重制约了居民通过要素价值实现稳定收入。
例如，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流动还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进城后难以获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
土地市场基本上还处于城乡分割状态，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非耕地等）按照不同准入规则进入市场，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还存在相关利益主体得失不公平，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目标冲突和职能错位，由此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4、腐败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
腐败是造成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一些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力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不是将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将其当作为自己谋取私利和捞钱的工具。
数据显示，我国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1万亿元，其中税收流失性腐败是腐败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形式之一。
贪污腐败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中国，许多资源如金钱、职位、权力等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通过滥用职权获取不正当利益，个人财富不断积累，而广大民众却难以享受到合理的资源分配。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阻碍了普通百姓的富裕之路。
不仅如此，贪污腐败还破坏了正常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公平竞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贪腐行为的存在，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竞争优势，操纵市场秩序，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其他企业无法得到正常发展壮大的机会。这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分配兼顾公平。
笔者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上？因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为应该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的比重。针对低收入劳动者，则应通过加大扶贫力度与最低工资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来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此外，分配制度改革还应注重公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持续深入，由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成为新的经济社会矛盾，社会公平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分配制度改革重点
1、规范工资收入
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一线工人的工资必须随着经济增长而平稳提高。
建立企业高管的收入增长与工人收入增长相挂钩的约束机制，要设置平均工资线。高管的收入必须在整个企业平均工资线的基础上设置一个合理的倍数。董监高的工资不能无上限，动辄就几个亿，是普通员工的几千上万倍。
如联想现任CEO杨元庆，2021年的薪酬高达2616.6亿美元，约为人民币12.6亿元，几十名高管也都拿着几千万元的年薪，而且这些高管有一半是外国人，已退休的CEO柳传志，仍然从企业拿着高达8570万元的退休金。数据显示，在联想负债率高达90%的情况下，其高管薪酬竟然占其利润的1/3，典型的“穷庙富方丈”。
对此，笔者认为，国家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一部《工资收入法》，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各行业的收入，调节收入差距。
2、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形成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并建立分配新格局
我国未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企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要形成适应各自特点的薪酬制度，最终形成“两头小、中间大、不悬殊、分层次”的新格局。要让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人数都不多，收入差距不是很悬殊，改变目前的“金字塔”型结构，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形态，中等收入群体要非常大，还要区分高中低几个层次。
这种橄榄型的分配格局更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可以适应中国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带来合理的生产产出，从而形成分配、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
3、充分发挥三次分配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
三次分配，是在人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发挥第三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可以改善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也是文明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它可以间接完善一些基本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从而解决各种慈善捐赠活动日益高涨，与社会整体的经济规模还不相匹配的问题。同时它可以激励富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总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阻力就是内循环不畅，而导致消费低迷的原因，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而他们现在的低收入状况限制了其消费能力，尤其是3年疫情后，百姓生活更是捉襟见肘，这也是当前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消费降级现象的原因。
在此情况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因此，希望我国有关部门能够加快制度改革进程，尽快对现有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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