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身处抗日前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张浩病情加重，不得不回延安治疗休养。没过多久，中央军委一纸调令，派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一二九师是由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的，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以及5个师直属营、1个教导团，共13000余人。

邓小平奉命离开孝义县下堡镇，昼夜兼程，匆匆赶回八路军总部。

总部领导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孤军深入开辟晋西南的工作汇报后，对他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并向他通报了当前的战局形势，且郑重告诉他军委的任命令。

接受任务后，邓小平飞马直奔山西，向着着八路军一二九师所在位置进发。

1月18日，邓小平一行数骑风尘仆仆赶到驻扎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司令部。

邓小平早在1931年就认识刘伯承，并对刘伯承有如下评价：“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当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在四川东部的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降生时，与他相距200余公里的开县赵家场张家坝出生的刘伯承，已经长成堂堂的大男孩，进入了高等小学读书，比邓小平早出生12年。

遵义会议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共同参加的第一个关系到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会议。会议前后，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伯承第二次出任总参谋长。

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邓小平和刘伯承超越年龄的差异，逐步成为亲密战友。

1937年1月27日，刘伯承从洛阳参加第二战区军事会议后回到河头村，见到新到任的政委邓小平非常激动，张开有力的双臂相拥。

随后，他热情接待了这位新上任的政治同仁和军事合作者。

从此，这两位叱咤风云的时代伟人，同室运筹，同案布阵，同一个战场，同一条战壕，肩负着同一个历史使命，奔赴中国抗日最前线，在素有“天下之脊”之称的太行山区导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剧。

刘邓连在一起，就是一座魏巍太行山，就是我军历史上的一对“梦幻组合”！

邓小平和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同一属相。

1938年，一个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邓小平与一个军事家兼政治家的刘伯承走到一起，很快成为一对黄金搭档。邓小平对刘伯承视为长兄，十分尊敬；刘伯承对邓小平视为贤弟，相濡以沫。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共同撑起了太行山的脊梁。

在太行山的艰苦岁月，邓小平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年龄大些、身体弱些，司令部要特别注意照顾，有事要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司令是我们的“军神”，大事才找他决策。

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文武双全的好政委，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邓政委的。

邓小平曾表示，他与刘伯承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他还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和“朱毛”合称一样不可分割的是“刘邓”，他们携手并肩打造了“刘邓大军”这支威名赫赫的“铁军”。正如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李普所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参考史料：《刘邓大军史话》（解放军出版社）、《刘邓大军征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