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献身革命
从小备受父母宠爱的我，又怎么会忽然离家献身革命呢？
当时我对革命大道理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动机只是反对家庭的包办婚姻。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对方是位娇生惯养、脾气很大的公子少爷，比我大四岁，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已抽上了鸦片烟。
我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就已听说了这件事。回家后就向父母抗议，不愿嫁给那人。但父母认为，一方面是看在媒人的面子上；另一方面是对方的父母也与我家有过友谊交往，已经订下的婚约，不好意思解除掉。于是只好再三劝慰我，让我先嫁过去再说。
我难违亲命，1923年就与对方拜堂，正式成亲了。
因为是铁路局黄课长家的大小姐出嫁，特意包了一节车厢，父母为我预备了丰盛的嫁妆。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风光，但是嫁过去之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恶习惯，他不但抽鸦片，还随意打骂家里的丫环。虽然他还不敢打骂我，但我却觉得嫁给这样一个丈夫，这一辈子岂不完了吗？因此非常痛苦，郁郁寡欢。
后来趁父亲前来探望我，我偷偷地写了一张小字条塞给他，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我回家去。1925年，父亲以母亲生病为由，叫舅舅接我回家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户人家。
这时，正好赶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父亲很崇拜秋瑾这位妇女革命先烈，而秋瑾也是因为对家庭包办婚姻不满意，独自去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投身于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我以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先烈为榜样，对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奋起抗争。幸运的是我父母开明，支持我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慕兰崇拜的革命先烈—秋瑾
1926年的春天，广东方面已经在准备进行北伐战争，粤汉铁路的工会亦对北伐予以支持和声援。潘炳文表兄经常给我家带来铁路工会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准备北伐的文章、传单、简报。
我从中知道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领导骨干，特别是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下的广州妇女运动，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
父亲和我一起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学说和《总理遗嘱》：“深知欲达到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推动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兴起起了巨大的作用。
父亲认为，孙中山先生从同盟会时期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晚年提出新的三民主义，实现国共合作，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父亲很热心地欢迎和支持北伐战争，认为这样可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想。
我的求知欲极强，又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运动，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族权、夫权对我的束缚，求得自身的解放。正好这时，从铁路工会的传单上得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我就在父亲的默许和支持下，带了一点钱，从武昌渡过长江，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会的人，他们问我的身份，我说是个学生，现在又是个家庭妇女，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我说，读了他们的传单后，认为烟草公司的女工姐妹们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都是非常合理的，决心走出家庭来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
正在对谈中，遇到了在那里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子芬同志。他接见了我，并跟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出身经历，我都如实地对他讲了。
他说：“欢迎你前来参加革命，我介绍你去见一位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杜韫章同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章蕴同志）。”
那时杜韫章同志是中共党员，任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她接见我时说：“欢迎你参加革命。首先把你的长头发剪掉！”
我感到很高兴，这不就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先要把辫子剪掉一样吗！就忙说：“好的！”立即去理发店剪掉了长发。
回家后，兴奋地将这一切向父母亲报告，他们都对我的举动表示支持，还说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领导人，这也是奇遇。就这样我离开了家里，搬到妇女部和总工会共同的招待所，和同志们一起住集体宿舍了。
过了没多久，大约是6月下旬吧，李子芬同志找我谈了好几次话，让我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问我有没有愿望参加共青团。
我说自己刚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需要有领导和组织上的帮助，这将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有决定性的意义，我非常愿意加入共青团的组织。就这样，由李子芬同志介绍我入了团。
那时正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好些革命的青年男女都和我一样，在这前后参加了共青团。大家都成了同志，好像比亲兄弟姐妹还要亲，感到非常兴奋。我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飞跃进步，是和杜韫章、李子芬同志对我的启蒙教育和辅导帮助分不开的。
入团后，我当了杜韫章同志的秘书，她介绍我认识了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同志。在北伐军还没有到达武汉之前，宛希俨跟董必武同志一起办《楚光日报》，并指导其他进步团体，开展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董必武同志时任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先驱、和蔼可亲的领导。宛希俨是报社总编辑，并兼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他和李子芬、杜韫章同志一样，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那时，军阀吴佩孚占据湖北、湖南，军阀孙传芳盘踞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从广东出师，一路由第四、七、八军进攻湖南、湖北，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7月进入长沙，8月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由第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占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主力；第三路由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军，因敌人内部分化，于12月占领了两省。
随着北伐军的日益逼近武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很多领导人也纷纷来到武汉，武汉即将取代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陈潭秋和董必武同志，以前都在湖北做过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受到他们的启发教育参加了革命。
其中一位是1994年逝世的袁溥之同志，当年她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妇女部长（湖北省党部和武汉特别市党部是并列的，都直属国共两党临时中央领导），她还参加过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认识了宛希俨和贺昌同志。
袁大姐住在邓颖超大姐家中。那时邓大姐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一般人都尊称她为廖师母或廖夫人，而我们这些妇女工作干部则都叫她“何部长”。
何香凝和廖仲恺一起，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帮助中山先生筹备革命活动经费、建立黄埔军校，出了很大的力。廖先生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和国民革命军的总党代表，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尊称何香凝为廖师母。
曾与慕兰丈夫宛希俨一起工作的革命先驱—董必武
在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任秘书时，杜韫章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拟写标语口号，怎样草拟妇女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章程。好在我有相当的文化基础，对这些新鲜事一学就会，就这样跟着她一起去搞群众运动，一起筹备成立妇女协会的工作。
因为事先都已做好了充分的筹备工作，等北伐军一到武汉，妇女协会、总工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农民协会、商会等各个群众团体都挂出了牌子，宣布公开成立。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正好赶上迎接北伐军的各项工作，在革命实践中，为我思想认识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黄定慧（慕兰）与北伐老战友袁溥之
我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参加听团课、党课，时间是晚上七到九时，每次两小时。
陈潭秋同志给我们讲党史和革命形势，讲为什么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参加国民党，搞国共合作。他从李大钊同志和孙中山先生结成革命友谊讲起：当时对孙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了一个字的不同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国民党内的右派不主张“联”共的提法，要求改为“容”共。这一字之差，虽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了。“联共”说明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则使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失去了独立自主性。
因为事关国共合作的本质问题，是非争不可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同志当然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孙中山先生非常开明，主张仍要提“联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响到国共平等合作。对那些顽固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他曾生气地说：“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才算把右派的错误主张压了下去。这正说明了孙先生伟大的大公无私精神。
可惜他在1925年就过早地逝世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如果孙先生还在的话，就不会有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导致国共两党分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后果。
以宋庆龄和何香凝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始终继承孙先生的遗志，踉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长期亲密合作，共同迎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要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日，并在天安门广场等一些重要场合悬挂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画像，以资纪念。
除了听陈潭秋同志讲党史外，我们还听过苏兆征同志讲工人运动史，他不但讲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还讲广九工人的省港大罢工，连城市环卫清洁工人都罢工了，垃圾遍地无人清扫，使香港变成“臭港”；还讲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彭湃同志则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史。
在北伐军尚未进入武汉之前，在我们秘密筹备迎接北伐革命军时，大家就学会了唱一首歌，歌词和曲谱都很简单，但很有革命激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打倒列强”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除军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求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这两句简短明确的歌词，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和纲领都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代表到广州去开过会的，都学会了唱这首歌，并把它带到各地，作为发动当地工农群众迎接北伐革命的有力宣传工具。所以北伐军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差不多人人都会唱这首歌，真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当然，我们党团员通过学习还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这只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它在基本目标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符合的，因此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与三民主义比较起来，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更高级、更彻底的革命目标。
那时，我们入党献身，满腔壮志豪情，从不考虑征途中有多少曲折险阻，入党宣誓，即已决定一生服从组织，永不叛变。对光明、理想、前途，充满信心。今天自问一生，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正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湖南、江西。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公开的各地国民党党部的领导下，北伐军开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列队热烈欢迎，举行军民联欢会，齐声高唱国民革命歌。
那时，北伐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党代表，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人民对北伐革命的反映很好：北伐军里文官不要钱（不贪污腐败），武官不怕死（将士们在前线战场上都奋勇当先不怕流血牺牲）。真是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派惊天动地的欣欣向荣的大革命景象。
我们在武汉筹备欢迎北伐革命军的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后，妇女部就派张笃和大姐到长沙去迎接由湘进鄂的国民革命军，派赵畹华大姐到南昌去迎接统率北伐中路军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慰问北伐军将士的同时，也向当地的妇女运动领袖们学习，然后回来汇报。
赵畹华动身去江西的时候，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武汉，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李民智（李一氓）为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袁文彬为宣传科副科长。潘汉年（1927年2月在南昌参军，为《革命军周报》总编，“四一二”后，赴武汉任宣传科编纂股股长）也在宣传科工作过。
当时是由袁文彬和赵畹华一起到南昌迎接蒋介石。那时赵畹华还没有入党，她和梁剑华、汪华贞等负责交际组的工作，王文秋任文娱组组长。
去湖南的张笃和，受到北伐军第十五军副军长耿丹（号仲钊）的接待。张笃和比我们先认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和刘少奇夫人何葆贞。何葆贞原先和刘少奇一起在安源做矿工的工运工作，她在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师时，张笃和任工读学校的主任。
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后，我们武汉的妇女运动又增添了生力军。原先武汉的妇女运动是由妇女部长杜韫章领导的，这时已经成立了武汉、汉阳、汉口三镇的妇女协会，杨开慧任妇女协会的宣传组长，何葆贞任女工组长。随着革命形势高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妇女协会发展就更快了。
北伐军于9月上旬先后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攻打武昌城则经过了一番血战，直到1926年的10月10日才胜利进入武昌城。
那时武汉三镇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军民联欢会，到处是歌声、口号声，还有露天演讲和露天戏剧演出，军民同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大家都非常兴奋。我参加了武汉各界群众庆祝武昌城解放的文娱演出大会。
这次大会是我们妇女协会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李之龙同志（团长就是袁文彬同志）一起组织的。
我们妇女协会的梁剑华很有才华，能自己编写剧本，她写了一出独幕剧，由三人演出，是宣传妇女放足的。由汪华贞在剧中饰演恶婆婆，张笃和饰演隔壁阿姨，她俩的身材都比较高大；而由长得瘦小（体重只有八十几斤）的我饰演剧中的童养媳，她俩都比我高出一个头，演出时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还蛮像的。
我虽然平时也很爱看话剧，但上台演出还是第一次，而且一生中也只演出过这一次。剧中表演那恶婆婆虐待童养媳，强逼她缠小脚，那是很痛苦的事，我就边装作缠脚边装作战战兢兢的样子，咬紧牙关含泪不语。
黄定慧（慕兰）与北伐老战友张笃和
虽然在台上我没有讲话，像哑巴一样，居然演得还非常像，受到观众们的同情和欢迎。国共两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联欢会，在会上我认识了郭沫若和沈雁冰（茅盾）同志。会后，我对他们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小说月报》上的文学作品，对我的思想进步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北伐大革命的高潮中，我感到自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能执笔写文章，还能不用讲稿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不但会做群众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还能上台演戏，好像一下子突然聪明能干起来，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
这一切进步，自然要深深地感激党、团组织对我的培养教育，感激杜韫章、李子芬和宛希俨等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对我的传帮带，使我得以在大革命的熔炉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我终生铭记不忘的！
我后来回想，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
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我加入共青团以后，通过听团课、党课，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接受各方面的革命教育，才开阔了眼界，知道投身革命不仅仅为了求自身的解放，更要争取全体妇女姐妹以至全人类的解放；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坚定的理想和信仰，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克服困难，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革命的理想。如果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参加革命的组织，而是单枪匹马地个人奋斗，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决不能成大事的。
1926年11月，我由共青团组织提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1日，即孙中山先生诞辰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中共党团决定在汉口召开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定我作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
会上，我当选为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我是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然后以跨党的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的执委，而不是先加入国民党，后参加共产党的。这一点，对于我个人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必须在这里讲清楚。
这时市党部原先的妇女部长杜韫章同志已被调到汉口的工业区硚口区去搞工人运动了，由武汉市长刘文岛夫人廖世勋任妇女部长，她以病辞职。我当选执行委员后，公推我升任妇女部长职务。
11月23日，中国济难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1925年9月20日由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联合各界名流杨杏佛、郑振铎、于右任等共同发起成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募捐等各种方法，救济那些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迫害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其家属。总会设于上海，部分省市设有分会。
当时的总干事是阮仲一同志，潘汉年同志是上海分会的代表。武汉妇女协会是其团体会员，我是理事。会议期间组织了多次报告会，有毛泽东同志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李立三同志作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作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李硕勋同志作学生运动报告……当时的武汉真是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各地许多杰出的革命先驱者。能亲聆那么多领导同志的教诲，真是一生中的大幸。
我自参加革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进步很快，特别是记忆力强，听领导同志的讲话，能很快地领会接受，能立即到群众中去报告传达，进行宣传鼓动。
在武汉，人们眼里的我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那时，我除了担任武汉市特别市党部的执委和妇女部长之外，还兼《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的筹备主任、女子放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及在济难会、红十字会里兼职等等。
我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协助她们从事各项具体工作。例如：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到达武汉的大会，就是由我担任主席的；欢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武汉的群众大会，由宛希俨任主席，郭沫若致欢迎词，我也坐在主席台上。
12月间，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我自然很高兴。虽然我参加革命后工作还能胜任，但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原有的那点文化知识，特别是在理论修养方面很不够，能有机会去苏联留学，既可以多学些革命理论，又能充实斗争经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妈妈听说后，也很高兴，替我缝制了皮大衣，打点好了行李。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也都为我感到高兴，还专门举行了茶话会欢送我。
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袁溥之同志，也和我同时被选派去苏联留学，我就跟袁大姐一同乘船到上海，住在大江南饭店，等候开往海参崴的班轮，准备到海参崴后再横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
在上海接待我们的是阳翰笙和梅电龙（龚彬）同志，他们当时是在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的领导下工作的。阳翰笙同志是搞文化工作的，因此在大江南饭店等待的期间，我通过他认识了高尔柏、高尔松兄弟俩。
当我们还在候船时，董必武同志从武汉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同志，说是“因工作需要，说服黄慕兰放弃赴苏联学习，转回武汉”。秋白同志收到电报之后，就和夫人杨之华一起来看我，并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谈话，做说服工作。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因为我思想我一生中曾多次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调动工作，这个优点，应该说是1926年冬在武汉时就已形成的。
曾劝说慕兰放弃赴苏学习机会而转回武汉的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