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慕兰
风云际会
北伐时期的武汉风云际会，特别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7年一二月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当时，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汉口都有租界。
1926年圣诞节至1927年元旦期间，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狂欢酗酒，调戏女工，遭到抗议后，不认错，还打死打伤中国人。此举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掀起了收回租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总工会发动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英国领事馆，提出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降下领事馆前的英国国旗、撤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舰、责令行凶的英国水兵向中国人民道歉认罪等严正要求。
开始时，群众只是喊“英国鬼子滚回去”等不太文明的口号，是自发行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的伟大的反帝斗争。愤怒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英国领事馆周围，口号声不断。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身陷重围，出入不便，馆内的储备食品也所剩无几，就悄悄地派人出来，找围在馆外的码头工人，企图通过行贿，帮他们把人员和行李偷偷地摆渡，撤退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舰上去。但遭到工人们的严词拒绝。
他们说：“要服从总工会命令！只要降下你们的英国国旗（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就会保护你们安全撤退。”当时，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们采取了很好的斗争策略，虽然外面的群众把领事馆围得水泄不通，却没有切断领事馆跟伦敦英国政府间的电讯联系。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就不断地打电报，向英国政府诉苦告急。
英国政府见事已闹得不可收拾，只好回电，指示领事馆道歉和暂时撤退。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北伐期间大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妇女协会也发动和组织各界妇女群众，轮班日夜包围英国领事馆，高呼反帝口号，并且做好向示威群众送茶水、点心的后勤支援工作，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虽然后来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了，英帝国主义又回到汉口，恢复了英租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斗争，到1949年，终于在全中国大陆完全收回了外国租界，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并在1997年洗雪百年国耻，收回了被割让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这是历史性的飞跃！
这次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党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极深刻教育，体会到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很明显，没有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这个有力的后盾，英帝国主义是不会降下他们的国旗和从领事馆撤退的。但那时，就全党来说，特别是总书记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足。尽管我们党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还没能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只有经历了北伐战争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才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真正深深地体会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我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正好宋庆龄要开办全国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就指定我兼任这个培训班的筹备主任。为培训班找房子等许多具体事务工作，是由赵畹华、梁剑华等同志配合帮助我做好的。赵畹华在武汉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人也能干，所以很容易地就在汉口找到了房子。
我担任的主要是教导主任应做的筹备工作，就是制订培训计划，安排课程和聘请教师。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由宋庆龄主讲中国妇女运动史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讲国际妇女运动史，是用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和倍倍尔著《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中文译本为课本的。
李立三讲中国工人运动史，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讲女工运动史。还专门请宛希俨讲反对“妇女主义”这一课。
为什么要讲反对“妇女主义”呢？因为那时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同时，也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妇女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只讲妇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走向另一极端的偏激倾向；特别是有些妇女因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男子主义”，就主张独身主义，不愿意和男同志在一起合作共事。
此外，我们还请了好些国民党方面的知名人士来讲课，如徐谦夫人和王世杰等人讲法律和外交等课程。这些教师，是国共两党中具有很高水平和丰富经验的名人，但都很乐意地义务授课，不取报酬。
中央妇女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是由全国各地的妇女协会保送的，培训三个月，结业后发给证书，仍回各地去工作。这对培养各地妇女运动的领导骨干是很有意义的。主办者每个星期都邀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去培训班做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这对许多在大革命高潮中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妇女干部们也是很切合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
宋庆龄（1893~1981），近代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卓越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梅电龙和龚品娟同时在武汉结了婚，又同住于我父亲在法租界友益街租的两层楼三开间住宅中。我父亲的十几只大书箱放在一楼，二楼就让我们四人居住。品娟比我小三岁，入党后名冰若。她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梅向明的母亲，离休后住北京，2001年去世。真是“朋辈多凋零”，唯有友谊长存。
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
同时在报上还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宛希俨同志在自己家乡亦有原配夫人，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是家庭包办的婚姻，希俨早就跟她分居。这位原配夫人不愿意再嫁，仍旧留在宛家，新中国成立后还享受了烈属待遇，我认为是应当的。
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期间，男女青年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自主另择配偶，已成为屡见不鲜的时代潮流。像鲁迅、郭沫若等好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原先在家里都有夫人，后来另择佳侣，但都没有与原配正式离婚。他们并不是要像旧社会的男人那样娶三妻四妾，而是以实际行动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至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到新中国颁布《婚姻法》时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我俩的结婚启事登报后，熟识我们的同志都说“皇后”嫁给“皇帝”了。因为那时我代表妇女界参加各种群众大会，经常坐在主席台上，非常活跃，所以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戏称我为“皇后”；而宛希俨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还兼任全国新闻记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新闻记者素有“无冕皇帝”之称，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祝词，赞扬我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勇敢举动。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宛希俨同志的情况。
希俨生于1903年2月10日，湖北黄梅人。他的父亲宛志瀛（号瑶峰）是秀才，也是黄梅的一位开明地方绅士。希俨在湖北读书时，就在进步教师的启蒙教育下阅读了不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
1923年，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有许多东南大学的同乡、同学，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他。
希俨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董必武和陈潭秋这两位革命先驱者的影响和引导。希俨在东南大学读书时，在董老和潭秋同志的影响下，湖北各地的进步青年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
希俨时常返回湖北家乡，黄梅地方的中共组织就是宛希俨等八位同志创建起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黄梅，革命势力发展得很大，曾有“小莫斯科”之称。现在那里已建立了革命纪念馆。
后来希俨在上海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以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董必武、袁溥之等同志一起去广州开会。
在那次会上，他认识了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柳亚子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希俨是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起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俨牺牲后，柳亚子还专门写过沉痛哀悼的诗句。
1925年冬，希俨被调回武汉，协助董老编辑出版《楚光日报》。希俨很会写文章，也很会演讲，能慷慨激昂地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冬，在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党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希俨再次当选为武汉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
原图片说明：1925年8月，由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
右起：杨明暄（女）、糜辉、柳亚子、宛希俨、董亦湘、王觉新、张曙时、侯绍裘、王春林、朱季恂、姜长林、戴盆天、黄麟书、李一谔、高尔松、黄竞西
我和希俨是1926年在武汉相识的。
那时，在民国日报社他是总编辑，我是副刊编辑；在市党部，他是宣传部长，我是妇女部长。朝夕见面，彼此就从了解进而相爱。希俨支持妇女争取自身独立的解放运动，但是反对妇女抱独身主义。他鼓励我彻底摆脱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要在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新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相爱而结婚的思想基础。
当年希俨和我的结合，形式虽然简单，却是在董必武、瞿秋白同志登门与先父作恳谈之后，得到家中父母同意和支持的正式婚姻。父亲是位旧民主主义者，非常欣赏宛希俨的才华，称赞希俨在《民国日报》上写的社论很好。希俨对父亲也很尊敬。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希俨延请了名医，陪同医生过江去给父亲看病。所以，父亲不但认为希俨是乘龙快婿，而且十分同情和支持我们投身于国民革命。
友益街上有许多革命机关、团体，开会时，不少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知名人士和第一流的政治家都顺道光临我家，例如董必武、瞿秋白，就曾与我父亲作长谈。大家都夸奖我父母亲生了我这么一个好女儿，两老自然甚感欣慰。
1927年，武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我被推举为纪念活动的筹备主任。筹备委员会由社会各界（总工会、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农会、商会……）派代表组成。
在每一次群众大会或纪念日上，我和希俨、耿丹等同志都是主席团的成员。耿丹是北伐军第十五军的副军长，后来又兼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由董必武和吴玉章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和张笃和大姐喜结良缘。
我很荣幸，在武汉三镇二十万妇女和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担任总主席。那时，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刚开过，提出了妇女解放的若干条要求。武汉市妇女代表大会也提出了若干条要求，由我以大会总主席的名义，将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向国民政府当时在武汉的临时中央主席谭延闿当面呈递了申请书，并由我签名，分别向苏联和国际的妇女组织致敬。
在大会上，我讲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简史，讲了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妇女解放等等，慷慨激昂，意气风发。我的讲话被报纸全文刊登了出来。这是我生平感到最光荣的一次纪念活动。
虽然如此，我自己并没有骄傲自满的情绪。当时何葆贞、杨开慧等同志都在妇女协会工作，在组织上是受我们妇女部领导的，还有张笃和等许多民主大姐们，论年龄，讲资历，都比我高。我始终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向先驱同志学习，尊重民主大姐。对所受到的党的爱护和工作中的愉快，有深厚的感情，至今怀念。
这次三八节纪念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妇女大游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娘子军”队伍。
当时，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武汉开办分校，并且第一次招收女生。她们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唱各种革命歌曲，列队前来参加大会游行。威严的队伍，整齐的步伐，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这些杰出的黄埔军校女兵中有《女兵日记》的作者谢冰莹、《在狱中》的作者胡兰畦。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她们的实践创作的。还有黄浩（静汶，1930年冬任互济总会营救部干事，现卫生部离休干部）、骆剑冰等等。
这些女兵进入黄埔六期学习，都是考进去的，而不是征兵入伍的。因为要跟男兵们一样进行艰苦的入伍训练，所以必须进行体格检查，还要经过政治文化各种测验，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后才能被录取。这批红色娘子军，不仅为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增光彩，还曾参加教导团出征讨伐叛徒夏斗寅。
那时，宛希俨已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军委会同妇女部欢送出征，欢迎凯旋，希俨和我都演讲赞扬她们，说黄埔军校的女生队在北伐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惜不久后国共分裂，各自西东。至二次国共合作，才又再会师。
1991年3月，黄定慧（慕兰）与三弟彰任夫妇同访北伐老友、作家谢冰莹女士于美国旧金山老人公寓
就在这次空前盛大的游行中，反动派阴谋策划了一场丑剧。
他们预先花钱买通一群十二三岁还不能接客却已能唱歌娱宾的雏妓，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冲进我们的游行队伍进行捣乱。妓女们一冲进游行队伍，就被纠察队发现，抓了起来。
但因反动派早有预谋，当半裸体的妓女们冲进游行队伍的一刹那，他们就抢拍下了游行队伍的照片，并四处刊印散发，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举行裸体大游行”。
后公安机关查明了策划这场丑剧的反动机构，对其严加查办。开庭时，各界派代表参加会审，我是会审人之一。为了反击反动派的这一阴谋，公安局和妇女部、妇女协会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除了澄清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造谣污蔑的阴谋之外，还商定取缔武汉市内妓院。
我是代表妇女部去参加会议的，会上议定由妇女部承担收容教养妓女的责任。因为当时武汉的地方政权和军权都在革命左派的手里，所以取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把有执照的妓院封闭，把所有明的妓女和暗的“野鸡”都抓起来，进行强制性的收容。成立了专门收容改造妓女的“新人习艺院”，由妇女协会的汪华贞担任院长。
习艺院替患有性病的妓女们治病，教她们学习缝纫等自力更生的劳动技艺，还把她们每个人的照片和姓名、年龄等张贴在院内大厅的墙上，帮助她们自由择偶结婚成家。这些妓女中的多数人都是贫苦人家出身，被迫卖身求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从事这种出卖肉体的职业，因此很快就接受教育改造，决心寻找新的生活道路。
那时，店员工会和搬运工会里有很多因为贫穷而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我们就让他们到习艺院去看照片和简历，双方互相挑选。如有男女双方都中意的，就帮助他们自由婚配成家。后来这些人家生了孩子，还认汪华贞为“外婆”呢！虽然国共分裂后武汉又恢复了妓院，但这也是我们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项实际工作。
我是妇女放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当时，在工厂、农村里很多妇女还是缠小脚的，我们的放足宣传工作非常深入，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发现哪一个凶恶的婆婆或妈妈还要强迫媳妇或女儿缠小脚，就批评；坚持不改、情节严重的，还要罚钱，甚至受到法律惩罚。
一些大户人家看到放足已是时代的潮流，怕将来小脚女子嫁不出去，也不让小姐们缠脚了；而工厂的老板们，也觉得让女工们放了脚有利于劳动生产，所以除了少数顽固守旧的家庭以外，社会各界都是支持放足运动的。可以说，直到北伐期间，中国妇女的放足运动才在各地普遍地打下了基础。
另外，我们还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但还无法律规定），不许男人再纳妾，不许再买丫头和虐待婢女。但是对于已经娶妾或买了丫头的人家，已经做了第二房、第三房的姨太太，因为无法安置，我们也不能把她们强拉出来，所以只能宣传今后不许再纳妾蓄婢。这也是在旧社会里妇女解放运动所碰到的问题。要真正禁止纳妾蓄婢，实行一夫一妻，也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3月18日是学生运动的纪念日，由市党部组织纪念活动。团组织领导的歌唱队带领大家高唱《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热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奋斗，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记得三八妇女节时，我还将《国民革命歌》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词改成：“三八到了，三八到了，齐欢唱，齐欢唱，妇女解放万岁，妇女解放万岁，齐欢唱，齐欢唱！”歌词在妇女队伍中广泛传唱。那时的武汉，大大小小的群众性活动几乎天天都有，革命的歌声响彻三镇上空，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新气象。
与武汉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遥相呼应，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
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大革命迅猛发展的胜利形势，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剧烈震动，他们很快就集合在蒋介石的周围。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指使军队和流氓暴徒诱杀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以及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打死打伤多人。
随军出发东征，在九江、安庆等地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写了题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真面目。
郭沫若派勤务兵将文章连夜送到武汉。文章送来时，希俨因发烧住在医院里治疗，所以是由我收下的，我立即呈送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看了后，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还不能马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为了防备重兵在握的蒋介石对临时中央所在地武汉形成军事威胁，决定把贺龙、叶挺所指挥的北伐军从河南前线抽调回来，作为防备。
这时，北伐军在长江中上游已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在苏、浙、闽、赣一带又击溃了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北洋军阀的垮台已成定局。但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江浙沪大资产阶级资助的蒋介石则已羽翼丰满，决心攫取北伐胜利的果实。
4月12日，他突然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清党”反共的口号下，血腥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工人纠察队员和革命群众。苏、浙、皖、闽、粤、桂等省的右派势力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各地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也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
但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却仍被伪装成“左派”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所迷惑，一方面继续附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北伐讨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决策，反对东征讨蒋；另一方面还跟在右派势力后面，指责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过火”了，更反对发展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说什么“现在根本不用搞武装”、“共产党人掌握军队也会变成军阀”，甚至下令把童子军佩带的短木棍也全部收缴。
在这国内政治局势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四五月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任何办法，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决定继续拉住汪精卫，并策动在北伐战争中与我党合作英勇作战的唐生智、张发奎（当时很犹豫动摇）所指挥的部队，一起反蒋。
虽然对国民政府里那些反蒋的高级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取工作没能成功，但还是留下一些政治影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们都比较积极。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的部分黄埔军校学生，始终对他很崇敬。
1927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以英国工人汤姆斯为团长的国际工人代表团首次应邀来华访问。国共两党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假座于汉口普海春西餐社，设宴接待欢迎。
主持宴会的是国民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宋庆龄在会上致欢迎词，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邓演达、郭沫若，全国总工会的刘少奇夫妇、李立三夫妇，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以及社会各界的负责人，共有一百多人出席盛会。
我和赵畹华负责布置会场和接待事宜。我们不善外语，翻译是刘少文同志担任的。盛会以后，李芳非常热情地邀请郭沫若和几位朋友到他家吃夜宵，作长谈。
希俨想到，董必武同志曾嘱咐我们抓紧做工作，促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向他传达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他所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之所以未能公开发表，是由于陈独秀对伪装“左派”的汪精卫尚存幻想，并与汪发表了联合声明，如发表此文，怕吓跑了汪精卫。如今，中共中央正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批评……于是我们就决定利用这个相聚的机会，跟郭进行个别谈话。
我和希俨都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彼此间有深厚的友谊。那时郭沫若从北伐军东征途中因反蒋而返回武汉，时常借酒消愁，嘲讽日益动摇并向右转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并开玩笑地叫我和希俨“跨党分子”，可见彼此间相知之深，已不拘言笑。
郭沫若听到我们向他传达董必武同志对他的关怀，非常兴奋，托我们代他向董老致感激之忱。于是大家一齐举杯朗吟林则徐的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27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湖北宜昌的夏斗寅、湖南长沙的许克祥蠢蠢欲动与蒋介石遥相呼应，三股黑暗的反动武装势力企图合围袭击武汉之时。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都有预感，想到今日相见相聚，不久即将匆匆惜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沫若嗜酒，喝得特别多，趁机又采访了赵畹华与张笃和，殷殷询问她们何以会献身革命的情况。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为大革命的前途隐隐担忧。郭入党之志既决，遂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向党中央呈上了入党申请书。
自古以来，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恩来同志当时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就在火线上代表中央接受了一文（郭沫若）一武（贺龙）两员大将入党。南昌起义后，部分同志进入井冈山，散在各地的同志仍坚持斗争。
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北伐军夏斗寅部叛变反共；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仍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政策，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还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日益向右转，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这时，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开始做进行武装抵抗的准备，并且让在武汉常公开露面的党团员逐步撤退隐蔽或转移到别处。希俨也嘱我将短发蓄起来。
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传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6月中旬，我和希俨就在武汉报纸上登了启事，辞去本兼各项职务。希俨早已把《民国日报》的工作移交给了沈雁冰（茅盾）同志，这时又辞去了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委工作。我把妇女部的工作交给了刘清扬同志，并辞去了其他各项兼职。
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三千元的支票送交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7月中旬，中共中央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4日深夜，弟妹都已酣睡后，我们与父母告别，在大革命转入低潮的险恶风云中，开始职业革命者的生涯。离开我入党献身革命的策源地，离开慈爱的双亲和活泼可爱的弟妹们，离开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朋友们，别绪离愁自难抑制。但我还是忍住了眼泪，勉作欢容，安慰双亲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请二老放心！”随后毅然登船，离开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武汉。
父母为我们保守机密，对外说我“已出国留学了”。1927年初夏，武汉的《民国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对我父亲的专访报道，刊登了父亲的照片，还把他的著作和在铁路上的贡献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幸亏我父亲各方面的人缘很好，我们走了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他居然没有受到太大株连，只是降了职，迫使他很快就离开了粤汉铁路局而已。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终于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