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赦1959》中，被抓后关进白公馆的徐远举和周养浩一个哭了两天，一个睡了两天，宋希濂因此很是鄙视这两个老熟人，同样是熟人的沈醉告诉宋希濂：“那时候这里关了二三百地下党，你知道他们每天在干什么吗？他们在开会，检讨自己的工作得失，他们在起草文件，规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他们甚至开展整风运动，要求自己戒骄戒躁！”

宋希濂惊得站了起来：“天哪，这都是什么人呢！”

沈醉感慨：“他们取得胜利，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风范，他们的气节，他们的信仰，这些我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登峰造极啊！”

沈醉这番话，是有历史依据的，而且基本也是从相关回忆录复制而来，地下党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总结出的“狱中八条”也确有其事——罗广斌在狱中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狱中八条”就是出自这份报告：“第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第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第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第五，切勿轻视敌人；第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第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经验教训，现在看来仍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当年被俘的重庆地下党绝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也出了五个叛徒，我们细看其中三个叛徒的叛变经过，也确实令人痛心疾首——他们几乎都犯了“狱中八条”所提到的错误。

作为徐远举周养浩因《挺进报》案争功互掐的调停者，沈醉对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了解得十分清楚：“4月初，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破获，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达哉很快叛变，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

沈醉的回忆录在提及他跟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行时，行文比较简练，有一笔带过之嫌，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像沈醉说的那样简单，用“狱中八条”来衡量和深挖，才能找出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根源。

据当时在狱中的地下党分析总结，任达哉被捕变节的原因是“不执行纪律，缺失了对组织的敬畏之心”。

任达哉叛变，还真不是因为受刑不过，而是被徐远举抓住了把柄，徐远举在自供状《挺进报被破坏内幕》中回忆，1948年，他在重庆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期间，派遣特务打入地下党内部，首先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这才使任达哉屈服。

徐远举没有说明他用什么办法使任达哉变节，那份《报告》揭开了真相：“任达哉有觉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任达哉被捕以后，一开始确实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是敌人抓到的第一个认为有价值的人，但他没有畏惧酷刑甚至死亡的威胁，令审讯难以有所突破。由于任达哉的被捕是他错误地决定去考察、发展人员所致，所以被捕后他抱定一个决心：决不能再错，不能从自己口中再有任何过失。”

任达哉如何受刑，徐远举和沈醉当然不会写，他们也怕写得太详细激起众怒而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狱中难友可以作证，当时特务们剥掉了任达哉的全部衣服，还揪住两腿之间最重要的部位乱拧，但即使这样，任达哉也没有屈服招供，是徐远举亲自出马，拿出一张纸，断了任达哉后路。

徐远举拿出的是一张登记表：“任同志，你早点儿说清楚是我们的人，我们干嘛这么整你？”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年老蒋那边，也是互称同志的，比如小蒋就比较喜欢别人称他为“建丰同志”，很多蒋系高官互赠照片，也是常写“赠某某同志”，中山先生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大家也都极为熟悉。

任达哉当时还很奇怪：“我怎么变成你们的人了？”

徐远举阴笑着抖动那张登记表：“我把这张表公布出去，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卧底共党的内奸！你们党怎么锄奸，你比我清楚，现在你除了跟我合作，别无他途可循。”

任达哉这才想起来，1939年上级下发通知，要求重庆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就地卧倒，自谋职业，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任达哉在自谋职业期间，先是在一家报社当排字工人，后来加入了3458信息研究所，那是军统情报搜集部门，要加入就必须填表、登记、照相，也就有了徐远举手里那张登记表。

其实任达哉加入军统也是潜伏纪律允许的，他的错误在于在1946年上级通知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甄别，恢复关系，参加活动的时候隐去了自己这段经历，没有向组织交代。

更倒霉的是任达哉被审讯他的军统重庆站站长李克昌认了出来，李克昌回去一翻档案，就找到了那张登记表。

如果任达哉早跟组织说明情况，或者继续潜伏在军统，那他就是风筝或峨眉峰，但是他隐瞒了那段半年的经历（因为不能提供情报，只干了半年，拿了四次津贴就被开除了），现在却成了徐远举拿捏他的致命弱点。

叛变后的任达哉确实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但是他还有一丝天良未泯，在白公馆看见被他出卖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没有屈服，就悔恨得痛不欲生，所以拒绝加入军统当特务，徐远举给他住单间、吃小灶，他也拒绝，并在狱中反思、交代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不说实话，酿成大错，毁掉人生。”

1949年10月，徐远举在大坪刑场枪杀的十个人中，有七人被认定为烈士，包括任达哉在内的另外三人，则定性为叛徒。

基层联络员出身的任达哉被定为叛徒一点都不冤，他被枪杀，也算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而比他级别高很多的刘国定和冉益智，则是死心塌地当了军统鹰犬和刽子手。

与任达哉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同，“狱中八条”总结刘国定叛变的原因是“以权谋私，思想腐化，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上失衡”。

刘国定刚被守候的特务抓捕前就已经除了问题，在地下工作期间与刘国定共事的肖泽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市组织部长）揭露：“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刘国定开始为自己盘算：解放后少说自己也是一个地厅级，但是住的房子和生活支出不可能还是党费开支，必须自己有钱；他还想找一个漂亮的知识女性做伴侣。”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揭发：“他被捕前一直想结姨太太，有一次他私人找何忠发借钱做生意，何说，‘组织上的钱不能借，我自己没有钱借给你’，刘国定叛变时，第一个就将何忠发出卖。”

刘国定叛变前是跟徐远举讲了价钱的，他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书记，要当少将、处长才行。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他叛变后的丑态：“刘国定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国民党的校官军服，一进来就冲徐远举和我各敬了个室内军礼。徐远举像对待奴才似的，远远地扔给了他一支烟，他受宠若惊地双手接住……徐远举挥挥手，他便学着其他特务的样子，两腿一并，立正敬礼，然后来个向后转。他这一转，就把那冒牌货的马脚露了出来——人家都是从右边向后转，他却来了个从左边向后转。我冷眼旁观地注视着这个叛徒的一言一行，看着他那穿着军装可还向前佝偻着的水蛇腰，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厌恶之情。这个五尺男人却这样奴颜婢膝，我真有些替他脸红……”

沈醉和徐远举都没把刘国定当人，毛人凤逃走的时候把叛徒都甩下，刘国定抱着毛人凤的大腿哭着哀求也没用，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对他公审后执行了枪决。

肖泽宽在《我在川东地下党的经历》一文中回忆：“王璞在上海时曾向钱瑛汇报，认为刘国定在城市工作太久，生活不艰苦，经济上不检点，打算调他到农村，但他不愿意。钱瑛说，那就暂时不忙动，以后再说。”

如果钱瑛是电视剧《风筝》中钱副部长的历史原型，刘国定就可能是袁农的历史原型，这样一想，问题可就大了：袁农确实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号负责人，而且也曾被逮捕过，至于他后来怎么向组织交代经历并进入公安局工作，那也是一个教训。

冉益智作为刘国定的副手，跟刘国定有一些相似之处，《报告》总结他叛变的原因是“不严于律己，信仰缺失，生死关头选择苟且偷生”。

冉益智被捕后基本没有受刑就叛变了：几个特务将旅社床上的被子抓起来，将冉益智的头蒙在下面，他摆手求饶。

《报告》分析了冉益智叛变如此容易、迅速的原因：“他是典型的动摇知识分子，被捕前一直隐藏着自私、卑污的弱点。他一再强调气节、人格、革命精神，被捕前一天还高谈气节问题，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合乎辩证的。”

看沈醉回忆录和“狱中八条”，读者诸君肯定会感慨良多，从这三个叛徒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影子，比如像任达哉那样隐瞒经历的地下工作者，就不止一个，像刘国定、冉益智那样善于夸夸其谈却一心想着个人享受的，当然也不少。

世上没有天生的叛徒，但叛变却是有迹可循，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都不是偶然，看了相关史料，读者诸君对这三个叛徒，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您在这三个叛徒的身上，是不是也看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