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在清理完国内的叛臣先榖、稳定了局势之后，晋景公开始将目标转向国外——因为卫国违反了“清丘之盟”中的约定，出兵救助楚国的盟友陈国，有违盟誓（陈国原本依附楚国，本来是要被晋国联盟中的宋国所讨伐的，但卫国当时的执政大夫孔达坚守卫、陈之间盟约，在陈国被宋国攻打时坚持出兵救陈），所以晋景公将开始追究卫国背弃‘清丘盟约’、私自援助陈国的‘背盟’举动。
决定讨伐卫国后，晋景公先派使臣前往卫国，拜会卫国君臣，传达晋景公的君命说：
“当初，我们的盟友宋国遵照清丘盟约中的约定，去攻打陈国，而你们卫国竟然趁机偷袭宋国；如果你们不处置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的话，那我们晋国就将派兵前来讨伐卫国，以惩罚你们的‘背盟’行为。”
早在在去年出兵救陈时，孔达就想到了晋国可能会因此而对卫国加罪，但他已经做好了为此承担责任的准备，于是，在晋国使者前来责难时，孔达主动站出来，对晋国使者解释说：
“我是卫国的执政大夫，只要做的事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就算让我去死，我也毫无怨言；大国（晋国）既然要追究这件事的责任，那么一切罪过都由我承担，我愿意为此而死，请不要为难寡君及其他卫国大夫、国人。”
随后，为了保护卫国社稷和卫国国君卫穆公的安全，孔达主动自缢而死，承担了责任。而卫穆公也很明白孔达之前曾为国家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国家（和国君）而主动自尽，这完全是晋国的逼迫所致；于是，卫穆公在孔达死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又让自己的女婿、孔达之子继承了孔达生前的官职，继续为国家效力。
不过，为了能让盟主（老大）晋国满意，并宽恕卫国所犯下的过错，卫穆公在表面上还是做出冠冕堂皇的样子，以卫国卿士的名义，发布了对孔达的处罚决定，并将孔达的罪名通告给天下诸侯：
“我们寡君有个不令之臣叫孔达，都是由于他的挑拨，所以才使得敝国（卫国）与大国（晋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如今他已经认罪伏法，敝国特此通告各位诸侯，以正视听。”
但实际上此事是个什么情况，诸侯们心里都明白，就是晋景公和晋国卿士们，其实也明白——人心一旦起了异动，那么队伍就不好带了。
威慑并压服了不奉号令的卫国之后，晋景公又在这一年的夏天，出兵讨伐因邲之战‘晋败楚胜’的结果、而叛盟归附楚国的原盟友——郑国；晋景公是想以此来打击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先私下挑唆晋楚相争、又暗地里‘帮助、支持’楚国的骑墙之举。
另外，晋景公之所以这么快就开始伐郑，其实是心里的一口郁闷之气久久吐不出去，见不得已经控制在手的郑国就这样脱离了晋国的掌握，而倒向死敌楚国。所以，晋景公才以此向郑国施加军事压力，让郑国心怀惶恐，不敢再继续留在楚国联盟之中。
可郑国既然已经决定归附于楚国，就不可能轻易地再向晋国服软（邲之战，晋国已经惨败，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是晋国战胜楚国、或者和楚国打平了，那么郑襄公几乎可以肯定将继续骑墙观望）。
因此，当晋国大军隆隆杀到新郑之时，郑襄公虽然有些惊慌畏惧，但没像之前几次晋楚之争时一样，立马改换门庭，投靠先杀来的晋国，而是一边组织郑军做好防守的准备，一面亲自跑到楚国去求援，请楚军出兵支援郑国抵御晋国的进攻。
晋军这一次出征伐郑，其实是戴罪留任的中军将荀林父向晋景公所建议的，其目的就是：
“向诸侯们展示晋国的军威，让他们看到晋军队伍的严整，使诸侯们受到震慑，然后主动归服于晋国。”
而荀林父这里所指的诸侯，其实就是不点名的说郑国。
话说白了，晋军此次大举伐郑，就是就是来摆一摆样子、威慑、震撼一下郑国（以及郑国背后的楚国），让诸侯们知道——我们晋国还是诸侯霸主，领导诸侯主盟的霸主地位依旧存在，不要轻视晋国。
因此，晋景公听从了荀林父的意见，在出兵之前就专门派使者分头出使，将晋军即将伐郑的行动计划告诉了联盟内的盟友们（以扩大出兵的声势）；随后，晋景公亲率军队来到了晋郑两国的边境上，在检阅了军队、举行了演习后，就迅速撤兵回国了，没和郑军直接交战。
晋景公之所以只摆出个‘伐郑’的架子、在晋、郑边境上检阅完军队后就迅速撤军，就是因为‘邲之战’刚刚才结束，实力受损的晋国不但要对付赤狄、秦国的骚扰进攻，还要防备东方蠢蠢欲动、挑战晋国权威的齐国，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和郑国打一架了；所以，这一次寡人就摆一摆架子算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晋军，郑襄公之所以决定亲自去楚国求援，首先是要求楚军能够出兵给予郑国帮助、抵御晋军；其次，郑襄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把自己最得力的治国助手、郑国最重要的卿士、郑襄公本人的亲弟弟公子去疾（子良）给要回来——
就在两年前，楚军伐郑、并两次猛攻新郑，最终迫使郑襄公以‘肉袒牵羊’的形式向楚国投降求和，身为卿士的公子去疾也在那个时候被郑襄公派到楚国去作人质，以表示郑、楚盟约的坚定性。
而公子去疾为人贤良方正、品性仁厚、忠勤有才，郑襄公其实早就想把他从楚国接回来，以协助自己治理国家。
因此，当郑襄公抵达郢都后，就在第一时间拜见了楚庄王，除了原定的求援之事以外，还对他郑重请求说：
“晋国这一次又来伐郑，其势头咄咄逼人，为了郑国的安危考虑，我向您请求——请将公子去疾交由我带回国去，以帮助我来对付晋国的攻势；当然，郑国依旧会留质子在楚国，我这次就带了公孙黑肱同来，以替代在郢都为质子的公子去疾，还请您务必准允。”
（公孙黑肱，字子张，是郑穆公之孙、七穆之一公子印之子，也是郑襄公的亲侄子）。
为了安抚新归附的郑国，同时也是显示自己的不凡气度和格局，楚庄王便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让在郢都已经待了两年的公子去疾跟随郑襄公回郑国去，而留公孙黑肱在楚国，继续为质子。
也是在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为了和齐国交通、相互联系以对付晋国，楚庄王特命楚大夫申舟出使齐国，和齐国国君齐顷公行交聘之礼。
而从楚国去齐国，最便捷的道路就是从两国之间的宋国境内借道穿过，因此楚庄王便命申舟越过宋国国境，去齐国行聘礼。
可不知为何，楚庄王在让申舟出使齐国之前，特地吩咐他“不要向宋国主动请求借道、而直接穿行宋国国境，赶赴齐国”。
但当时的诸侯间外交礼仪，约定俗成的是——某个国家的使者要途经别的国家时，应按照一定的礼节，郑重地向所经过的国家提出‘借道’的请求，在获得对方的同意后，方可通过。
申舟身为楚国大夫、此次出使齐国的使者，其实和宋人之间还有着极为深刻的私人恩怨————二十二年前，即周顷王二年（前617年），还是楚庄王之父楚穆王在位期间；当时，楚穆王为了扩大楚国的影响、稳固自己的地位，收伏大敌晋国的忠实盟友宋国，便在当年的秋天特地‘邀请’了楚国的盟友陈共公、郑穆公，一起到楚国的息地举行会盟，重申三国之间的盟约。
会盟之后，楚穆王再‘邀请’了盟友蔡国的国君蔡庄侯一起出兵，联军驻军于厥貉（河南项城），准备以‘不服楚国号令’的借口，出兵攻打意图抗拒楚国联盟、紧跟晋国的宋国。
当时，晋国内部纷争不休，顾不上其他盟友的安危，而时任宋国国君宋昭公很明白眼前的状况，知道盟主（大哥）晋国这一次恐怕是指望不上了，因此在楚、蔡联军预备进攻宋国的前夕，就很痛快地主动向楚国求和（其实是投降）。然后，宋昭公还亲自跑到厥貉去迎接楚穆王的‘视察’，并向楚穆王表示——宋国以后将听候楚国的命令，不敢有其他。
对宋昭公如此识相知趣的做法，楚穆王非常地满意，当即将‘伐宋’之举改为在宋国境内进行‘打猎’（古时候，作战和狩猎其实过程都差不多，都属于大型军事行动）。
在楚穆王抵达孟诸之泽、并举行狩猎行动时，宋昭公以国君之尊亲自出面，为楚穆王担任狩猎引导者，带着楚穆王在孟诸之泽进行打猎；宋昭公率领行猎队伍的右边圆阵，执行围猎鸟兽的行动，而楚国的另一个盟友国君——郑穆公则担任另一位狩猎引导者，率领行猎队伍的左边圆阵。
可宋昭公在为楚穆王出任‘狩猎引导者’时，却一时疏忽，在如此严肃隆重的活动中，没有按照行猎时的规定，在自己的座车上装载取火的工具（以随时可以为获得猎物后的楚穆王进行处理烹制食物的工作）。
因此，当宋昭公在狩猎行动中行事出现纰漏后，正随同楚穆王一起参与狩猎行动的时任楚左司马申舟，便揪住了宋昭公的这个小错误不放，不但狠狠地训斥了身为诸侯国君的宋昭公（以臣诘君，本来就属于非常无礼的行为），还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鞭挞了宋昭公的车驾御戎（座车驾驶员），以此来作为对宋国‘失礼’的惩罚。
而就在派申舟出使齐国的同时，楚庄王还另外派遣公子冯出使晋国，并同样吩咐他——不要向途经的郑国‘借道’。当时，知道自己和宋人有深刻的冤仇的申舟，认为这一次使齐路过宋国、又不主动向宋国借道的话，恐怕会因此遭受不利、甚至是有去无回；于是，心中惶恐的申舟便对楚庄王求情说：
“郑国已经明白，但宋国还在糊涂之中，所以去晋国的使者没有什么危险，而公子冯与宋国也没有旧怨，还请王上您改派我去晋国，而让公子冯去齐国，这样可以么？”
早在决定在派申舟出使齐国时，楚庄王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让申舟为国家做出牺牲（故意送命），以便找到借口进行伐宋之役；于是，楚庄王便拒绝了申舟的请求，还对他说：
“如果这次宋人敢对你不利的话，我一定出兵攻打宋国，为你报仇，大夫你就放心去吧。”
国君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申舟只好自认倒霉、领命上路使齐(安安心心去送死）。
在临走之前，申舟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申犀，于是把他托付给楚庄王，请国君看在自己侍奉效力多年、一贯勤勤恳恳的份上，对申犀多加关照，那么就算自己这趟出使有去无回，也不算白死了。
在楚庄王的安排下，申舟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宋国，也接近了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