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甲子山战役结束后，操劳了两个月的罗荣桓感觉自己腰酸腿疼，他以为是最近太过劳累的缘故，就没有在意。

之后的一天晚上，罗荣桓从屋子里出来接手，夫人林月琴为他拿着手电筒为他照亮。那天晚上大雪刚过，林月琴看见罗荣桓解手的雪地上出现了一片血红。

林月琴大吃一惊，连忙找到卫生部的同志前来诊断。医生建议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还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

但是，此后罗荣桓尿血的症状一直没有化解，持续了一个多月，整个人变得脸色焦黄，身形消瘦。罗荣桓在大家的劝说下坐上了担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坚持办公。

朱瑞、陈光、肖华等同志深感问题严重，他们决定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中央。

这时，中央正准备让罗荣桓承担起领导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的重任，毛主席收到电报非常重视，和在延安的山东干部商量了如何处理，并和在太行山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

罗荣桓得知中央要他担负大任，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便发电报申请休养半年。毛主席、朱老总回电：“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兼代师长，把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重任交给了罗荣桓。

3个月之后，罗荣桓尿血的症状还是不见好转，当时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给中央发去了电报，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当时新四军里，有一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超。中央批准了陈毅的建议。

不久之后，罗荣桓来到了新四军的军部，见到了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等老战友，这让他非常高兴。

罗生特医生检查后认为，罗荣桓的膀胱并无病变，但左右两侧的肾却不容乐观。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罗生特也无法确定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只能采取保守手段治疗。

这次休养只进行了20多天，罗荣桓就匆匆踏上了返回山东的路——此时李仙洲的部队已经进入山东，形势非常复杂。在路上，他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无变化，争取再活五年。打败了日寇，我死也瞑目了。”

不久后，陈毅把罗生特和毕业于协和医院的黄农都派到了山东，为罗荣桓继续治疗。两位医生尽心尽力，为缓解罗荣桓的病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正是在他们的医治下，罗荣桓在山东完成了大量的工作，绽放了耀眼的光彩。到抗战胜利前，山东已经成了全国最大的根据地。

时间到了1945年5月，罗荣桓的病情又突然恶化，尿血不止。毛主席得知后给罗荣桓发电慰问：“病未好甚系念。拟派XX同志来鲁，尚未最后确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此时已经来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夕，罗荣桓根本不可能放心离开，他就这样硬拖着，拖到了8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投降的消息令罗荣桓兴奋不已，他对夫人林月琴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

很快，罗荣桓就接到了中央让他从山东抽调兵力奔赴东北的紧急电报，罗荣桓抱病调兵遣将，真可谓呕心沥血，费尽精力。1945年10月，他率领山东部队6万多人来到东北，并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

经过组织渡海几个月的操劳，罗荣桓在1946年1月病情急剧恶化。当时沈阳有日本留下的X光机，经过诊断，医生确诊他为肾癌。

东北局立刻向中央报告了这个消息，中央建议立即把罗荣桓送到平壤的苏军医院去治疗。之后，由于平壤的医疗条件也不好，罗荣桓返回大连继续工作。

1946年7月7日，中央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最终确定，罗荣桓才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8月上旬，罗荣桓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之后，苏联医生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那颗长了肿瘤的右肾。

在检查中，医生还发现罗荣桓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建议他休养3年再继续工作，并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3个小时。罗荣桓婉言谢绝了他们到俄罗斯南部休养的建议，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罗荣桓领导了东北野战军的建设工作，并把部队从东北带到北平。此时全国形势已定，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罗荣桓因病没有随军南下，而是留在了北京休养。

8月，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检检察长。1950年，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和改组领导机构势在必行，为了推动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罗荣桓继续在一线奋战。

1956年，由于过度劳累，罗荣桓的心脏病发作了，心绞痛令他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这年9月2日，罗荣桓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提交了辞去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务的申请。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为了照顾他的病情，统一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接替总政主任一职，肖华接替总干部部长一职。与此同时，经毛主席提名，罗荣桓在八大上被为政治局委员。

1960年底，谭政降职为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决定让罗荣桓复出，重新出任总政主任。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毛主席决定，他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派，每批不超过一个小时。

1963年9月底，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入北京医院，用顽强的毅力，展开了他和病魔最后的斗争。当时医生确诊病情为肾功能衰竭引发的尿毒症。

在病床上，罗荣桓对他的家人说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持共产主义，永远干革命。”

之后，罗荣桓的家人们把罗荣桓生前的遗嘱写成了一首小诗：

我尽力争取不死，

继续为革命奋斗。

如果死已经来临，

我也绝不畏惧，绝不发愁。

我留给你们的，只是党的事业，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的遗嘱是一句话：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跟着毛主席走！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在罗荣桓家人以及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等同志的守护下，罗荣桓元帅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这天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我国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报告。开会前，毛主席提议，大家全体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默哀结束后，毛主席动情地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有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年多说，不可能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

当晚毛主席悲痛异常，连续数夜不能入眠。在这种悲伤的心境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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