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为何存在体罚战士现象?李云龙绝非个例,陈昌浩难辞其咎

历史详说员 2024-09-23 18:18:36

《亮剑》中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桥段:

李云龙和赵刚视察部队的时候,发现骑兵连长孙德胜有体罚、打骂士兵的习惯。深为独立团的政委,赵刚自然不能不管,于是他批评了孙德胜。

孙德胜反驳说:“可有些兵实在太笨了,这不给点厉害的,那也不行啊……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娘钥匙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赵刚严肃地说:“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那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一旁的李云龙表面支持赵刚的工作,实际却鼓励孙德胜的行为,他说:“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照屁股上踢两脚,本质上就是打骂和体罚。

李云龙是黄麻起义出身,作为一个红军老兵,一个资格颇老的指挥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显然是犯了错误的,而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之前所在的部队——红四方面军。

事实上,四方面军存在打骂战士的情况,在很早之前就受到中央的批评了。

张国焘回忆录就有过此类记载:秦邦宪(即博古)自认“布尔什维克”只有他一家,哪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取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张国焘还写道:“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

但如果我们查看更多的相关回忆录,就会发现,博古所指出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而在这个问题上,时任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难辞其咎,因为他不仅没有说服教育部队,反而是带头打骂部下的那个。

比如当年的四方面军参谋长、开国中将倪志亮,有一次,他接到陈昌浩的电话,因为情况紧急,又没有听到电话里是陈昌浩,就对着话筒骂了几句,过了一会儿,陈昌浩就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了倪志亮的指挥部,拿起马鞭就打倪志亮。由于动静太大,惊动了旁边的张国焘,他连忙出来制止。

由此可见,陈昌浩本人就是打骂体罚部下的奉行者。

就拿此次打人事件中的受害者倪志亮中将来说,他当时也有打人的习惯。据开国中将滕海清晚年回忆,建国后他在301医院住院期间,碰到了自己当年的老首长倪志亮。两人闲话往昔,滕海清笑着对倪志亮说:“老首长,当年我还是通讯排长的时候,可挨过你的两次打呢!”倪志亮听后连连道歉。

再拿当时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的事情举例,据开国中将胡奇才回忆,当年他在王树声手下当团政委的时候,因为把“雁门关”和“燕门关”弄混了,导致部队行进方向出了错,结果王树声找上门去,打了胡奇才两耳光。

建国后他们重逢时说起此事,王树声颇感歉意地对胡奇才说:“当时我确实有些野蛮了。”

提起此事,胡奇才感慨地说道:“红军初期,师长打骂团长,团长打骂营长,营长打骂连长、排长,连排长打骂士兵的事情并不少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产生是由历史原因的。”胡奇才红军时期都在四方面军工作,他的这番感慨自然是针对四方面军而言。

川陕根据地时期的红四方面军有4个主力军,其中的一个军长余天云就以喜欢打骂部下著称。据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回忆,余天云身边的战士几乎都挨过他的打,一个通讯队100多人,全部都被他打过。有一次部队行军走山路,余天云所骑的马匹脚下打滑,把他摔了下来,余天云二话不说,就朝着马夫开枪,把马夫打成了重伤。

有一次因为意见分歧,余天云二话不说,就扇了他的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个耳光,气得张成台坚决要求调换岗位。

当时的红9军军长何畏,也是一个性格暴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人。史料记载,有一次红9军作战失利,何畏就迁怒于时任军部作战科科长的周希汉中将,周希汉不服气,顶了他两句,何畏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就朝着周希汉打了两枪——当然,何畏故意歪掉了枪口。但是,这种恐吓部下的做法,显然也是很不正常,很不健康的。

周希汉还曾被何畏下令打过20军棍,挨完军棍后就住进了医院。何畏自己都感觉做得过头了,特意去医院看望了周希汉,还让医院的同志给周希汉炖了一只老母鸡。

我们可以看到,从总政委陈昌浩,到副总指挥王树声,到手下的军长余天云、何畏,到参谋长倪志亮,普遍都存在过打人的记录。高级指挥员都是如此,我们恐怕很难相信张国焘所说的四方面军打人的情况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

相比之下,我们在红一方面军几乎看不到类似的记载。这并不是说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就特殊,而是说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很早就把这种不良作风的苗头给掐断了。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佐证。井冈山时期,开国上将郭天民还是一个大队长,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才干突出,但他有一个在旧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就是喜欢体罚士兵。战士们犯了错误,他抬手就打,因此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叫“郭铁匠”,意思是把战士当成铁来打。

毛主席听到此事后,立刻就公开批评了郭天民,说这是不能允许,是违反纪律的,应该用说服教育和细致入微的政治思想工作来代替打骂。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郭天民改正了自己的这个坏习惯,在日后成长为受人爱戴的共和国开国上将。

开国上将陈士榘也是井冈山的老兵,他后来见到郭天民,还总开玩笑叫他“郭铁匠”。陈士榘上将感慨:“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领导的三湾改编带来的变化。当时我们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士兵有了监督官长的权力。士兵委员会的原则就是: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文缛节,实行经济公开,发扬军队民主,士兵开会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当时的井冈山上,有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样的一支部队,打起仗来怎么可能失败,怎么可能不横扫千军如卷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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