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七月，江西新余县开展了一次全县人口清查，刚刚调任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来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忽然发现这里的管张先生很面熟，几番盘问下来，对方不是本地人， 而且回答的问题前后矛盾。
回去以后，黄宜蕃终于想起来，此人跟他十年前在新四军时候经常碰到的特务营副营长刘厚总非常相似。
7月28日，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袭兴记盐铺，逮捕了刘厚总。
消息传开以后，时任华东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亲自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对叛徒刘厚总从快处决。
8月20日，叛徒刘厚总被枪决。
刘厚总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引起如此大的震怒？
1904年，刘厚总生于湖南耒阳市曾家冲（今耒阳市公平圩镇曾家坪），贫农出生，1926年参加当地的农会。
1928年朱德和陈毅发动湘南起义，耒阳当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刘厚总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赤卫队。
这一年的三月份，国军七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第四师随同朱德北上井冈山，耒阳当地的赤卫队则留在当地打游击。
而刘厚总，就是耒阳县游击队的负责人。
红军撤走以后，当地的地主武装对赤卫队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赤卫队的策略是用红色恐怖应对白色恐怖，地主武装报复赤卫队的家人，赤卫队就突袭当地的土豪劣绅。
刘厚总的堂兄弟以及家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部被杀。
最困难的时候，赤卫队只有七个人，两条枪。不过这支队伍最终扛过了所有的围剿，势力最大的时候，刘厚总拥有一百多人，几十条枪。
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刘厚总养成了他特有的个人性格：蛮横、独断，一言堂。在最困难的时候，刘厚总甚至抢了当地地主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做老婆，俨然一副“山大王”的作风。
当地人称“总老爷”，也有人叫他“天杀星”。
根据开国中将王紫峰（曾在刘厚总手下担任赤卫队小队长，后随同朱德上井冈山）回忆，刘厚总很能打，一把鬼头大刀使得出神入化，曾在一次战斗中单人砍杀五名国民党士兵。
如果1928年4月，他也跟随朱老总上井冈山，很可能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叛变了。
1934年，耒阳游击队被改编为湘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受耒阳县委领导，同时上级先后派来了刘德总、刘向明领导第三大队。
这个安排，自然引起了刘厚总的不满，根据上述两人的回忆，他们之间很难共事，刘厚总将游击队视为私物，很不满自己的权力受到干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开始合作，湘南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大队在耒阳县一带接受整编，然后开赴皖南集中。
在开拔前，有两件小事，或许会让我们对刘厚总的了解更深一步。
一个是刘厚总将游击队的一部分枪支留下，并埋在老家。
原因是他并不想北上，而是想继续留在当地打游击。
我特意查了一下抗日战争史，耒阳县的沦陷，是在1944年，光复是在1945年，此时此刻，他还想留下来打游击，难不成是要打国军？
唯一的解释是，他想继续当“山大王”。
另一件事，是部队开拔的时候，由于送行的群众比较热情，刘厚总热血上头，居然提议喊两句口号。
喊口号原本没有啥，但他的这个口号，居然是“蒋委员长万岁”！被当时的县委书记谢竹峰制止。
谢竹峰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太简单了。
两件事放在一起，就不难得出结论，刘厚总没有立场，也没有信仰，不论是当初的艰苦游击战，还是现在的抗日，他更在乎的，是他的“山大王”地位会不会改变。
1938年5月，三大队进入皖南，被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暂时驻扎在安徽省南陵县土塘，就在这里，刘厚总进一步暴漏了他的恶习。
第一，调戏当地妇女。
第二，偷老百姓的鸡。
这事要是被登报记载，流传到今天，很难不成为公知攻击我军的一个论点。
新四军并没有因此抛弃他，鉴于他当初在耒阳的贡献，组织上将他派往延安党校学习，巧的是，在这里，他有碰到了一个老熟人——谢竹峰（时任湖南耒阳县委书记）。
刘在24班，谢在39班。
根据谢竹峰先生的回忆，刘厚总见到他非常热情，几乎每天到要跑过来找他，快结束学习的时候，还给他塞了20元。
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刘厚总此前几乎没有出过耒阳县，也没有接触过其他同事，在他履历中，前半截是贫农，后半截是打游击。
在1938年5月之前，他甚至都没有出过耒阳县。
再加上“山大王”的习气，以及没什么文化基础，所以刘厚总在延安几乎没有朋友，他没法适应“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也没法理解最简单的主义和思想。
实际上，他此时满脑子想要的，就是回老家和他抢来的小老婆团聚。
为此，他不停的劝说谢竹峰，让其帮他向组织申请调回耒阳工作。
1939年春，组织批准刘厚总回耒阳，不过刘厚总回到耒阳以后，才发现小老婆前不久已经去了延安，虽然当初埋藏的枪支还在，但现在大家都在抗日，而日军又还没打过来，所以想在当地拉一支队伍，几乎不太可能。
这就断了他继续当“山大王”的念想。
于是，在这年的夏天，刘厚总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希望求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过组织上对他的作风已经比较了解，因此给他安排了军部副官处副官的工作，负责管理饲养班、木工班。
这个位置，他既没有太多外出的机会，又不能实际领导队伍，是一个比较轻松、却也是不好发挥权力的地方。
刘厚总对这个工作，是很不满意的。
根据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的回忆：
刘厚总脾气很差，动不动就对其他同志发火，开口就骂人（问候人家家人），有一次日军飞机过来轰炸，刘厚总还在云岭街上调戏一位妇女。
而且这个人很爱拉帮结派，副官处在他上边，还有科长和副科长，但刘厚总经常对他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受到了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一把手）的项英的赏识。
无他，刘厚总虽然相貌不佳，但身材魁梧，力气大，最主要的是，他枪法及准。
一直不愿意突围北上的项英，碰上了一个不愿意北上参战的刘厚总，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9千对8万，双方打了7天7夜，军部始终未能打破国顽的堵截，1曰14日，叶帅下山谈判，被对方扣留，军部只好分散突围。
1月22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带着四十多人，突围至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北端，在当地地下党的接应下，被安排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潜伏。
蜜蜂洞分上下两个洞，上洞比较小，长宽大约两米，项英和刘厚总，以及周子昆和他的警卫黄诚安置在上洞，其他人安置在下洞。
1941年3月13日凌晨4时左右，正在熟睡的黄诚被两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他赶紧去摸怀中的枪，一道手电照在他的身上，随后一颗子弹击中他的手臂，又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颈部，强烈的疼痛瞬间让他昏死过去。
得手以后的刘厚总立刻带着从项、周身上搜刮的财物、手枪等出洞。
按照白天的项英的安排，原计划由刘厚总和另一名警卫李德和外出办事，刘因此叫上李德和外出，借机逃走。
李德和见刘厚总神色匆忙，又赶紧跑回来报告住在下洞的参谋刘奎。
刘奎随即带人到上洞查看，这才发现项英和周子昆已经遇害，经过检查，黄诚尚有脉搏，随即叫醒他。
后来，刘奎等人将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暂时浅埋在另一个山洞，将黄诚送到上下一个老乡家疗养，一边派人追查刘厚总的下落，另一边带上剩下的队伍赶紧转移。
后来发生的事情极具讽刺性：
4月初，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
“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
刘厚总供认：
“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
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人押解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证物，只查获燃烧了一半的蜡烛半支、棋子四枚、梳子一把。
虽然确认了洞中曾有人居住，但并不能确认刘厚总的供词。
实际上刘厚总也在这次行动中再次逃脱，不久他向太平县政府投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
1942年7月10日，《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内容对新四军极尽辱骂、造谣，并对国民党的有待感激涕零。
“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
刘厚总后来被转送到重庆，但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荣华富贵，反而是被押在渣滓洞。
另一种说法是，他先在戴笠手下任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后因多次表达不满情绪，得罪戴笠，被软禁在渣滓洞。
1946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
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教师任可凤回忆：
“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刘可自由入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军统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刘厚总仍然不甘心，为此甚至给老蒋写了一份信。
在信中，刘厚总再次以枪杀项、周两人向老蒋请赏，理由是土地革命时期，项英曾经被老蒋通缉，现在事已经被我办了，逻辑上当初的赏金也应该给我。
这封被保留下来的信也成了刘厚总枪杀项周两人的铁证：
“以项英之才能，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
曾经在耒阳带着游击队跟国民党周旋八年、全家被杀掉的“英雄”刘厚总，此刻已经完全蜕变成一条摇尾乞怜，卖友求荣的狗。
不过他的摇尾乞怜并没有得到老蒋的回应，这封信石沉大海，随后他辗转跑到武汉、九江一带，租住在旅店里，用军统发给的钱过了一段逍遥自在的日子，盘缠花完以后，他又在九江武记盐铺当管账先生，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1949年4月，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三野南下渡江，刘厚总感觉形势不妙，又潜逃到江西新余，投奔一位当管张先生期间认识的老乡处，在城西兴记盐铺继续当管账先生。
于是也就有了本文开头一幕。
后记：皖南事变爆发前，延安已经多次催促新四军北上，项迁延不决，甚至多次违抗命令，新四军遭遇如此挫折，项要背负很大的责任。刘厚总虽然罪大恶极，不过项的英年早逝，也避免了他以后的另一个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