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在唐朝禁军、藩镇军和回纥军的共同努力下，席卷大半个国家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叛军首领史朝义被投降的范阳尹李怀仙杀死，包括李怀仙、薛嵩、田承嗣、李宝臣等人在内的叛军将领纷纷向唐军投降，这场迁延八年的内战终于结束。叛乱平定后李豫除了要论功行赏，就是与朝廷讨论如何处置叛军降将的问题。为此李豫接受了副元帅仆固怀恩的建议，打算对招降的安史旧将委以重任，在中原和河北设立多个节度使。这样的想法受到了朝廷上下的强烈反对，然而李豫却一意孤行，其态度之坚决让大臣们颇为诧异。

李豫在后世的史书上评价很高，被认为是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奠定政治基础的皇帝。但是在史书的评论中，对于他处置安史旧将的办法却是各种诟病。有的人认为李豫“厌苦兵革，苟冀无事”，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对仆固怀恩过于纵容。也有人认为安史之乱让唐朝的国力从巅峰败落，长期的战争抽空了边境的防御力量，使唐朝面临着周边吐蕃、回纥等各族的压力。李豫是为了防止边境出事，不得不向安史旧将妥协，力求尽快结束内战。然而李豫的做法却也给唐朝藩镇割据埋下了重大的后患，这个后患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上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没有抓住事情的核心。李豫之所以接受仆固怀恩的建议，并非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而对其纵容，也不是完全因为边境局势的紧张而妥协，实际上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史料的记载来分析，李豫选择向安史旧将妥协更多的是为了平衡国内的局势，对安史之乱中兴起的新的藩镇集团进行制衡。从这个角度看，李豫的选择虽然不太妥当，确实别无选择的办法。因为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已经衰落到开国以来最低谷的时期，根本无力对外和对内进行强硬的军事策略。

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把唐朝从开元盛世的巅峰打落到开国以来的谷底，其破坏力是极为严重的。这场战争除了对唐朝社会的破坏，对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外，最大的变换便是在国内兴起了一批藩镇节度使。藩镇节度使本身是唐朝镇守边境的大将，为了军政合一的方便，所以被朝廷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这样的官职一般不会出现在国家腹地，因为同时具备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对国家是极大的威胁。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朝廷对于处于边境的节度使们都多加防范，为此李林甫甚至提出以外族将领替代本地将领的建议，就是防止本地将领势力太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率军南下，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贡献了洛阳和长安两个京城，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在唐朝地方军和中央禁军一败再败的局面下，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李亨调用边境的朔方、振武、安西四镇、伊西、北庭等军队进入唐朝腹地平乱，甚至向回纥借兵入援，这才稳住了安史之乱的局势。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平定，完全是这些边境藩镇军队的功劳。唐朝的中央禁军除了拱卫京城和皇帝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此这也使得在安史之乱中取得大功的各方藩镇逐渐做大，在地方驻军出现了拥兵自重的现象。

前文讲过，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之一来瑱，其真正被处死的原因便是拥兵自重。来瑱成为襄州节度使后，驻扎在中原腹地的襄阳，便有了拥兵自重的想法，不愿意听朝廷的调遣，最终才在叛乱平定后被调到朝廷处死。与来瑱这种想法类似的藩镇将领不少，实际上大多数将领都有类似的想法。相比于西北边境的苦寒，和面对吐蕃、回纥等族的长期纷争，唐朝腹地的繁华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这里拥有军政大权，简直就是个土皇帝，能够无限制的掠夺地方的财富，鱼肉地方的百姓，这些都助长了他们的野心。

面对这种局面，唐代宗李豫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限制其势力的膨胀，比如用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了郭子仪、李光弼等重要将领的军权。但这种做法远远不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庞大藩镇集团中，不只有郭子仪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有不少中下层的将领。他们才是藩镇集团的骨干，驻扎在唐朝腹地各处，会带来极大的威胁。同时藩镇集团的将领也不信任朝廷，担心步了来瑱的后尘，所以对朝廷的调令各种拖延推脱。就连郭子仪自己都说，“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

因为朝廷和藩镇军的互相猜疑，所以这种局面成了李豫最为忧心的事情。安史之乱本身就是藩镇军不受控才引发的叛乱，如果不能处理好进入唐朝腹地的藩镇军，那么国家就会呈现出“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的不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副元帅仆固怀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安史旧将出任河北各地的节度使。这个建议遭到朝廷上下的强烈反对，但李豫却不顾反对答应了。仆固怀恩的想法自然是为了拥兵自重的，他通过这种办法向安史旧将们施恩，使这些旧将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结党互援的形势。

与郭子仪和李光弼接受朝廷剥夺军权的选择不同，仆固怀恩还是不愿意放手军权的。与安史旧将们结党，就成了他对抗朝廷的一种选择。这些旧将本是唐朝将领，比如相卫节度使薛嵩便是初唐名将薛仁贵的孙子。因为跟着安禄山和史思明造反，所以他们不溶于唐朝朝廷，又因为叛军主力被藩镇军歼灭，所以才选择了向朝廷投降。于是这些安史旧将在唐朝的地位很尴尬，朝廷猜忌他们，藩镇军与他们仇深似海，恨不得拿他们作为晋升的阶梯。在这种情况下，安史旧将与仆固怀恩结党，成为他们自保的重要手段之一。

仆固怀恩和安史旧将一拍即合，这却成了朝廷的心病，所以大臣们反对李豫任命这些旧将为节度使。李豫其实对这种情形非常清楚的，但当时的形势并不容许他做过多的迟疑。一方面是藩镇军内援后边境虚弱，吐蕃和回纥的军队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是安史旧将和藩镇军互相猜疑，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一旦擦枪走火，安史之乱的内战必然会继续迁延下去。所以李豫答应了仆固怀恩的建议，赋予了安史旧将们极大的权力，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其中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为魏博、成德、卢龙的节度使，史称河朔三镇。

这些节度使割据河北等地，不奉朝命，不输赋税，面对唐廷诏令阳奉阴违。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开唐朝藩镇割据之先河，为唐朝埋下大患，成为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就当时而言，这些藩镇还是不敢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的，所以每每有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因为有这些安史旧将的存在，反而对占据中原腹地的藩镇军形成了制衡的态势。双方本身在安史之乱中就结下仇恨，地盘上又是犬牙交错，军队长期对峙。如此一来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反而让朝廷和中央禁军有了左右全国局势的机会。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安史旧将相对于藩镇军还是处于弱势的，但有了仆固怀恩作为奥援却也能与对方势均力敌。仆固怀恩是铁勒仆固部的人，一家人在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在平定叛乱的藩镇军中地位极高，仅次于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府的副元帅。朝廷反对的原因是担心仆固怀恩做大后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国家不免再次陷入战乱。但李豫之所以答应，是因为他不担心仆固怀恩发动叛乱。这主要是与仆固怀恩的出身，和他主要的军队实力所属有着密切关系。

仆固怀恩是外族，在唐朝内部并没有庞大的家族势力，如果发动叛乱在内地得到的支持很有限，难以形成威胁。仆固怀恩是朔方军出身，他的主要势力在朔方军和西北边境，在河北和幽燕之地的势力是空白。朔方军的首领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将郭子仪，其威望在藩镇军中独一无二。如果仆固怀恩敢于反叛，郭子仪一句话就能让仆固怀恩的手下临阵倒戈。可以说仆固怀恩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限制，是难以对朝廷形成实质性威胁的。正式因为有着这样的原因，李豫才敢答应仆固怀恩的建议，用安史旧将来制衡各地的藩镇军。

可以说答应仆固怀恩的建议，是李豫经过各方面权衡利弊，然后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当时捉襟见肘的局势下，李豫不得不进行妥协，以维持国家的平稳过度，防止叛乱因处置不当而爆发。若对安史旧将采取强硬的态度，叛乱再次爆发，不但对唐朝产生进一步损害，而且会让吐蕃等外族军队有机可乘。但妥协也不是胡乱答应的，搞不好就会给自己引来灭顶之灾。李豫的选择看似为唐朝留下了隐患，但也为唐朝争取了喘息之机，为他解决朝廷、外族等其他问题留下了余地。从这个决策来看，李豫在政治方面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其父李亨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