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鲁中区党委工作
1940年春季，日本侵略军为扩大巩固其占领区，加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打通并控制了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滋（阳，即今兖州）临（沂）公路，这就给山东第一区党委（即大鲁南区党委）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一区党委的所辖范围也太大，从北面的胶济铁路直至南面的陇海铁路，区域辽阔，领导十分不便。因此，1940年5月，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原一区党委分建为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一区党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留在鲁南区党委，重新建立鲁中区党委机关。鲁中区党委（又称七区党委）是在1940年10月宣布建立的，除分局派来部分干部外，还从其他地方调来一批干部，我是11月被调到区党委工作的。当时机关并不健全，霍士廉任区党委书记，委员只有王子文（原一支队政委）和朱毓淦（任社会部长）。刘建中任组织科长，王涛任直属工作科长，我任宣传科长。科改为部后，刘建中任组织部副部长（缺部长），我任宣传部长，王涛调新成立的沂蒙地委（鲁中二地委）任书记，他们和我一起增补为区党委委员。鲁中区党委辖原属一区党委的一（泰山）、二（沂蒙）、五（鲁东南）地委。五地委距沂蒙山区较远，敌人在沂河、台（儿庄）潍（县）公路设封锁线，与区党委联系很不方便，不久即归山东分局直接领导。鲁中区的基本活动范围一般包括滋（阳）临（沂）公路以北，胶济铁路以南，沂、沐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鲁中区处于山东腹地，泰、沂、蒙、鲁山耸峙境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山东纵队等党政军机关都驻这里，后来一一五师师部也由鲁南移驻此地，于是这里成为全省抗战的领导中心。鲁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如何，对全省的抗战形势有很大影响，所以领导上非常重视鲁中区的工作。
在我任宣传部长期间，宣传部机关只有一个科长，两个干事。科长是徐仲林同志，干事是刘建和陈岱（女）同志。刘建同志才华出众，思维敏捷，下笔万言，建国后曾任《大众日报》社社长，不久在“左”祸的迫害下自杀，真是可惜。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陈岱同志是内战时期的老党员。机关人员虽少，但都精明强干，工作热情和效率都相当高，就这么几个人还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前进》，另有一个石印所。该刊出了几期后停刊。徐仲林调任二地委宣传部长后在二地委办起了《沂蒙导报》，在此基础上扩改成鲁中区党委的机关报《鲁中日报》。解放战争时期徐仲林同志任安丘县委书记，在解放安丘战役中不幸牺牲。在此期间，因为党委重视，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了较大进展，建立健全了宣教机构和培养不少宣教干部，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办了十几种党刊、报纸。当时宣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名著，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念。开办了各种党内或党外积极分子训练班，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特别是党内教育工作，创造了许多生动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如填写学习汇报表，学员听课分工记忆，教员联席备课等，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以致用，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提高了文化水平，改变了文盲特多现象。南沂蒙有个妇女党员，5个月识了400个字。
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进行了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策教育。规定机关干部必读《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联共（布）党史》等几本书。这几本书是武装党员干部的强大思想武器，经过阅读辅导，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个人道德修养，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好干部。加强了气节教育，激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尤其在生死关头，不妥协，不投降，坚定革命意志，不屈不挠，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加强政策教育，把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法令编成教材，通俗易懂地介绍到基层支部，使之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对照鲁中区在执行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进行检查，提高了党员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当时的宣传教育工作除了以上讲的这些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办好鲁中区党委党校。这所党校，原是山东分局的党校，鲁中区党委成立后，极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山东分局就把这所党校拨给区党委，分局另办了一所高级党校。因此，在这所学校里，除了鲁中地区的干部学员外，还有胶东、清河等地区的干部学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深入发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快，对干部的需求量特别大。而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民族义愤参加革命工作的，虽然有高昂的抗战积极性，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知之甚少，因而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斯大林同志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各地党组织经常向区党委要干部，但干部从哪里来？等上级派？当时全省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各地都需要干部，上级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干部可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自己培养。因此，区党委十分重视党校的工作，不仅选派得力干部负责党校工作，而且区党委领导同志都兼任党校的一、二门课，我也去讲过课。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经常过问党校的工作，及时作出指示，帮助党校解决了些实际问题。1941年冬敌人大“扫荡”时，霍士廉亲自带领党校学员开展反“扫荡”斗争。
在党校主持日常校务工作的先后有潘维周和张烈同志，他俩都是抗战前的党员。维周同志热情奔放，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工作很出色。为使他增长实际工作经验，区党委调他到二地委任组织部长。张烈同志不久也调三地委任宣传部长，后由陈明达同志主持校务工作。不幸的是，维周同志在1942年冬的反“扫荡”中英勇牺牲了，党失掉了一位好干部，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
那时，党校学员们非常珍惜这段宝贵的学习时间，虽然大部分人文化不高，但刻苦钻研精神很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课，而且课余时讨论也非常热烈，经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非弄懂不可。然而大家又是非常坦诚的，尽管争论激烈，也仅是为了搞清问题，决没有掺杂个人恩怨，对领导同志讲课有意见也敢于直言。记得有位负责同志在讲党委集体领导的问题时说，党委会讨论问题时，如委员之间有争论，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一些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潘维周同志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委员之间如有争论，书记在做结论时应以少数服从多数，书记也是党委成员之一，并没有最后决定权。维周同志还与我起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在给学员讲课时，专门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党校学习时间不可能太长，但经过党校培养出来的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武装了头脑，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成为鲁中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一部分干部被分局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
我刚到区党委不久，就碰上了泰山区“肃托”的案子。由于当时社会部在审理“肃托”案时有神秘主义倾向，这类案子是从不在党委会上讨论的，因此，区党委也一直没有集体研究过泰山区的“肃托”案件。而社会部是由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分管，具体工作由社会部长朱毓淦负责。
1941年冬，山东分局在复查翟翁武“奸细”案中发现有误，即派分局社会部科长高明宇到泰山区检查“肃托”除奸工作，高经过检查，发现案件有错误，迅速向分局和区党委作了汇报，分局立即指示区党委帮助泰山地委纠正“肃托”错案，霍士廉就带一部分干部到泰山区去检查。
1942年2月，泰山地委、专署公开为“肃托”错案平反。同年4月，分局作出了《关于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泰山区在锄奸路线上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区党委有责任，还受了集体处分。区党委有些同志（我也有同感）认为，泰山区“肃托”我们并未参与，也不了解情况，跟着受处分不公。
泰山区的“肃托”错案影响很大，在山东是仅次于湖西“肃托”错案，其危害使人很痛心的。我们今天回顾此事，决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而是历史地、客观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
1941年反“扫荡”斗争
进入1941年，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剿，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
鲁中根据地斗争态势也逐渐恶化起来。敌人首先加紧了对公路、铁路交通线和重要城镇的控制，相继打通并控制了滋（阳）临（沂）、台（儿庄）潍（坊）、泰（安）莱（芜）、博（山）莱（芜）、莱（芜）新（泰）等公路及沿线地区。继之又在鲁中徂徕山、蒙山、泰山等抗日根据地周围地区大量安设据点、碉堡，建立封锁线，企图分割鲁中抗日根据地。淄河流域根据地的有些地方由于主力部队的撤出，已无法坚持，被敌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侵占，只有少数同志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仍顽强坚持斗争。因沂蒙中心区缺少主力部队，山东纵队将第一旅从泰山区调往沂蒙区坚持斗争。
后山东纵队又建立了第四旅留在泰山区坚持。省战工会也鉴于形势恶化，决定划小行政区域，有的大县划成小县，以便于坚持斗争。
6月底，区党委在沂南县艾于湖召开了地、县委书记会议，总结鲁中地区两年来审查巩固党的情况，交流各地在创建抗日根据地斗争中的经验，讨论研究如何在日益恶化的形势面前坚持、巩固鲁中抗日根据地。大家认为，划小行政区划是一项有效的措施。决定调整组织，并经分局批准，建立鲁中三地委（主要在泰山区南部）和蒙山工委（主要在蒙山南麓及东麓）、益临工委（主要在淄河流域一带），派董琰任三地委书记，于杰代理蒙山工委书记，张敬焘任益临工委书记。随着三地委工作的开展，其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到1942年3月，又相继成立了办事处和军分区，撤销了蒙山工委及办事处，其机关人员大部调到三地委工作。
实践证明，新建立的这些机构对于领导当地军民坚持抗日斗争，巩固根据地，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41年8月，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鲁中军区，调刘海涛任司令员，霍士廉兼政委。但机关尚未组建，也没有部队，敌人就开始大“扫荡”了。在反“扫荡”中刘海涛牺牲，鲁中军区一直没真正开展工作。直到1942年8月山东纵队机关改为山东军区机关时，才又建立鲁中军区。
1941年11月，日军经过长期准备，调集5.3万余人，在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的指挥下，向我鲁中沂蒙山区发动多路、多梯队的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9月底，罗荣桓政委率一一五师师部进入沂南县南部的高里、青驼寺一带，和分局书记朱瑞会合。
10月7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山东分局发出备战指示，要求党政军民各界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
13日，一一五师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罗荣桓同志还多次强调指挥人员及参谋人员，要熟悉地形，做到在30里内行军不用地图，50里内行军不用向导。山东分局也发出了关于粉碎日军对我根据地新进攻的指示，要求进一步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地方党组织工作，使其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核心。
当时，我中心区根据地内有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山东纵队、抗大一分校等机关。主力部队只有山东纵队一旅一团、二团，而且还在蒙（阴）沂（水）公路以北开展反顽斗争；山纵二旅在滨海区北部；一一五师教二旅在滨海区南部；山东纵队第三旅在清河一带，四旅在新泰以东地区，五旅在胶东地区。从10月下旬起，驻沂蒙根据地中心区的部队、机关以及各级群团组织，均深入开展了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工作。鲁中区党委要求中心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就地坚持，带领组织群众反“扫荡”。
此外，还根据边沿区伪化严重的情况，把沂南县的官庄区划归蒙阴县，把盆泉划归费东县，作为斗争依托。
针对敌人的“扫荡”企图，山东军政委员会于11月2日决定：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地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至敌合击圈外围，待机作战；抗大一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
11月2日晚，蒙阴、沂水、莒县之敌秘密出动。4日拂晓，敌远距离奔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机关，山纵机关分散突围至南墙峪，复遭敌合围，经激战后转移到新泰西南石莱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5日，敌2万人分11路合围驻留田的我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机关，遭我军顽强阻击。是夜，在罗荣桓同志正确巧妙的指挥下由留田向南突围，从两股敌军之间不过3里的间隙迅速隐蔽地通过敌两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跳出敌人重围，被起突围的国际友人希伯称赞为“无声的战斗”。
敌人从11月12日开始，像梳篦子一样，对沂蒙山区进行极残酷的“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凡途经之地，杀光、烧光、抢光，大片村庄被烧毁，一批百姓遭屠杀，仅马牧池村即遭敌3次纵火，全部房屋化为灰烬；130余户的南寨村，被敌人付之一炬，并抓走壮丁80多人。因汉奸告密，敌人在大峪村的山洞里搜出我八路军23名伤病员，除少数被带走外，重伤员全被狗咬、刀挑、火烧折磨致死，其惨状目不忍睹。沂东区白石泉子村和东坡子村，天拂晓时被日军围住，有的人连衣服都未穿上，就被赶到大街上集合。在寒冷的天气里，敌人用凉水往人群中泼，把人往火堆里扔，爬出来又被用刺刀挑进去；把妇女拉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奸污。日军的法西斯兽行令人发指！
为了保卫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清剿”，我外线部队频繁出击，积极主动地消灭和钳制敌人。领导机关也率部队返回沂蒙中心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敌人，镇压汉奸，支援广大群众在内线坚持斗争。
11月30日，一一五师师部后方机关、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及抗大一分校第三、五大队在蒙山东部大青山遭敌合围，机关人员全力与敌拼杀，伤亡严重，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希伯等壮烈牺牲。
在反“扫荡”斗争中，鲁中区党委始终在中心区坚持斗争，领导组织群众反“扫荡”。区党委机关人员绝大部分分散活动，以缩小目标并帮助基层党组织开展斗争。霍士廉、刘建中同志和少数机关干部打游击。我和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等几个同志带一个公安武装班在沂南汶河以南一带打游击，后又插到泰南区，一度转移到泰山区。我们一路上了解情况，帮助各地反“扫荡”，总结反“扫荡”的经验。中心区的人民，在鲁中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作为中心根据地的沂南县，在鲁中区党委和沂蒙地委的领导下，坚持就地领导群众反“扫荡”，在最困难时期，县委就在依坟、里庄、明生、灰山崮一带活动，指挥各分区委坚持内线斗争，并广泛地组织区中队、游击小组，配合主力作战，在根据地内进行反伪化、反抓丁、反抢粮斗争。如区中队长、民兵英雄徐敏山，遵照县委指示，带领区中队20多人，坚持在岸堤、艾山、塘子一带活动，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作战70多次，毙伤日伪军20多名，截获了许多被日军抢去的粮食、牲口，解救出被日军抓去的壮丁数百人。有一次敌人进占兴旺庄放火抢掠，徐敏山带领民兵冲了上去将敌人打跑。吃了亏的敌人不甘罢休，纠集兵力卷土重来，而且更加猖狂，烧杀不止。徐敏山把在山沟里避难的群众召集起来，动员大家和敌人斗争。由于徐敏山在这一带威信很高，大家都乐意听他指挥。组织好队伍以后，一声号令，四路人马齐向兴旺庄冲去。正在兴旺庄放火的敌人看到浩浩荡荡的人马，摸不清虚实，吓得狼狈逃窜，群众冲进兴旺庄，将火扑灭。这件事鼓舞了岸堤、艾山、塘子一带的群众，提高了斗争胜利信心。正是由于徐敏山和广大游击队员的艰苦斗争，才使在这带村庄隐蔽坚持斗争的我300多名抗日干部无一损失，鲁中区党委授予徐敏山“战斗英雄”称号。
在对敌斗争中，还有一支值得一提的特别队伍——沂南大队。这是一支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留守处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由原岸堤区老区委书记彭瑞林领导。在斗争极为残酷的形势下，彭瑞林把分局和战工会的留守人员组成一个中队，把大众日报社的留守人员组成一个中队，把孙祖、双堠一带的民兵组成了一个中队，成立了沂南大队。他们活动在鼻子山、磊石山一带，针对敌人推行的伪化和“宣抚”，利用《大众日报》社留下的油印机，把我垛庄战斗、三角山战斗、绿云山战斗胜利的消息及各分区委的斗争情况及时地油印报道出来，派人送到部队机关和村庄，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和鼓舞作用。
由于日军在我根据地内不停地“清剿”，在险恶的环境中，有些人经不起斗争的考验，投叛变；有的村子在少数坏人的唆使下办起了伪公所，为日军筹粮派款；更有甚者，抓我抗日干部、伤病员送给日军邀功请赏。为了阻止伪化，保卫抗日根据地，我地方武装对那些民族败类毫不手软，坚决镇压。沂南大队在武装反伪化中更是干得有声有色。12月初，青驼区委向沂南大队反映，尚店西南的龙口村有两个汉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人骨，遂被沂南大队抓住就地处决了。为了扩大影响，鼓舞群众，威慑汉奸，沂南大队当夜就印了许多布告，找了块枣木，刻了一个“八路军山东纵队沂南大队部关防”的印章，盖在上面。第二天晚上派出几个小组沿沂蒙公路各村张贴。尔后，又集中到尚店据点周围向敌人喊话，并朝据点开枪，吓得敌人一夜惊恐不安，不敢睡觉。
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同敌人开展斗争，许多党支部成了群众的主心骨和靠山。如明生区组织军区兵工厂的部分留守人员成立了一支10多人的武工队，在界湖、张庄带袭击敌人的抢粮队，打击敌人的“宣抚班”，有力地保护了群众的安全。黄山区燕吉台村党支部，在敌人“扫荡”期间带领群众一块转移，没受任何损失。
在反“扫荡”中，沂蒙人民涌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如被人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在反“扫荡”中，精心护养我伤病员，密藏我党文件；“沂蒙红嫂”明德英，在战士生命垂危的紧急关头，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伤病员。依汉区滑石崖村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妇女，为了掩护在她家隐藏的五位同志，敌人搜山时，她为藏在山洞里的伤病员站岗放哨，当敌人就要接近洞口时，这位怀着对党和子弟兵深情厚意的老妈妈，便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朝山上走去。敌人在后面吼叫，可她想的却是，离洞口远一点，同志们就安全一点，敌人喊声越紧，她走得越快。敌人向她开枪了，她倒在山岗上，热血洒在了山石上，五位同志得救了。
母亲牺牲了，儿子高乃贞又沿着妈妈的路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掩护我八路军战士、伤病员而战斗。仅高乃贞家就掩护了伤病员18人之多。正是由于根据地广大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热爱，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军民团结，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才粉碎了敌人的残酷“扫荡”。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急欲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下作战，“扫荡”我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敌主力部队开始从根据地周围后撤。我军抓紧战机，集结兵力，不断袭击滞留在根据地的敌人，使这次大“扫荡”到12月底基本结束。
“扫荡”持续了50多天，敌人退走后，区党委机关在沂南桃花峪会合时，除刘海涛、朱毓淦二同志及其特务排不知下落外，其他同志均安然无恙。
后来才得知，他们在与霍士廉同志一道转移途中，在过道封锁线时与大队脱离。刘海涛、朱毓淦带特务排转到蒙阴县桃墟一带，遭到汉奸王立庆部队的袭击，被俘后遭杀害。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
另外，在这次反“扫荡”中，曾在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的辛叔铭同志也不幸遇难。叔铭同志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辛葭舟先生之子，当时不过20岁。他随父亲投身抗日，善写会画，多才多艺。他在我保存的延安出版的马列书籍包皮纸面上画了不少马列的像，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革命斗争的曲折道路上，有多少这样的好青年为国捐躯，真令人痛惜。
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我鲁中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的阴谋，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我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损失。我军伤亡1400多人。省战工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明，山纵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子超，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长朱毓淦，省妇救会负责人陈若克，姊妹剧团负责人辛锐，国际友人希伯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被俘。仅在大崮山、大青山、苏家崮（平邑县）等地的血战中，抗日军民即有成百上千的人牺牲，负伤者更是难以计数。沂蒙根据地遭到浩劫，2500多群众惨遭杀害，1万多名青壮年被抓走，1600多万斤粮食被抢走，l/4的房屋被烧毁。
另外，原先普遍建立起来的自卫队也多被打散，不少基层党支部及村政权也被摧垮。敌人在撤走大部队时，仍然留下数千人，新设了70多个据点，企图控制沂蒙山区。
在敌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面前，暴露了我们在巩固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基础显得不牢固，许多基层组织“不经打”，敌人一来便垮了。群众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群众团体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群众中，有的对抗战的前景悲观起来，有的认为反正对谁也是交粮，谁要给谁交。
另外，党政机关人员太多，行动不便，遇到突然情况难以机动灵活地处置，大青山血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部队建设中，过分强调了正规化、部队集中使用，不敢也不愿分散，难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反“扫荡”结束后，12月31日，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强忍着夫人陈若克在反“扫荡”中牺牲的极大悲痛，到鲁中区党委机关驻地沂南县高湖北圈崖村，主持召开了鲁中区党委、沂蒙地委主要干部会议，听取了鲁中反“扫荡”的汇报。朱瑞同志从大局出发，分析了形势，进行正面教育，总结了反“扫荡”中的经验教训，布置了根据地的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同时也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反“扫荡”中暴露出的一些弱点和问题，提出要吃一堑，长一智，各级党委都要上上下下来一个全党大总结。他指示区党委要对反“扫荡”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尽快恢复组织，稳定民心。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朱瑞同志。抗战期间，我曾多次见过朱瑞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直爽快，热诚豪放，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有学者风度。记得他曾热情洋溢地讲他研究妇女干部修养的心得，还为此作过报告，写了《妇女干部修养》一书。朱瑞同志才华横溢，文笔生动，他为悼念陈若克同志写的追忆文章读来令人百感交集，荡气回肠。
我们对在大“扫荡”中暴露的问题有所察觉。区党委一面指示各地党组织抓紧稳定党员、群众的情绪，整顿党群组织，恢复根据地的正常秩序，一面认真分析研究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探讨了许多新问题以改进工作。比如：怎样才算理解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并把它变成全体干部、党员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在敌人碉堡林立、严密封锁、分割的环境中，如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开展工作，党、政、群组织怎样才能做到平时、战时两适应；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怎样才能发挥作用；群众怎样才能真正发动组织起来，并始终保持高昂的抗战热情……新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解决新的问题。后来我们才发现，不但在鲁中，全山东的同志都在思考着几乎是同样的问题。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