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一位在书法领域成就斐然的大家，他不仅在理论上大力推广碑学思想，而且在书法创作上也身体力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作品风格与他的理论主张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康有为在早年学习书法时，从《乐毅论》和欧阳询的《九成宫》入门，他非常用心，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在勤奋练习。他还对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欧阳询的《虞恭公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以及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等唐代碑刻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由于他所学的主要是唐楷，并且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所以他的书法风格一度局限于“干禄体”。现存的他的小楷试卷显示，他的笔画工整洁净，结构匀称平和，这表明他有着扎实的书法基础。

同时，康有为还广泛临摹了孙过庭的《书谱》、《淳化阁帖》以及宋、明时期的钟繇诸帖，但这些学习经历并没有使他摆脱宋明书法的影响。尽管有人建议他放弃学习这些帖子，转而学习碑刻，但由于他当时还沉浸在旧的观念中，未能接受这一建议。后来，由于学习篆书的需要，他开始关注并收集碑刻拓本。

在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到北京，眼界大开。他购买了大量汉魏六朝及唐宋时期的碑版，通过临摹和研究，他深刻认识到了帖子学习的局限性，并决定改变方向，学习北碑。这一转变，无论是在书法观念上还是在技法实践上，都是根本性的。

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总结了南北朝碑刻的“十美”，这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入。他在临摹北碑时所追求的特点和效果，基本上也包含在这“十美”之中。康有为的书法，起笔浑圆，行笔重按，收笔干脆，转折处圆润流畅，不仅气力充沛，而且具有浓厚的篆书和隶书笔意。他的笔触果断坚决，迅疾猛烈，点画伸展放纵，辅以波折动作，展现出北碑书法的雄奇飞动之美。

在点画质量方面，康有为在包世臣“中实、气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方笔和圆笔的运用原则。他的书法以圆笔为主，追求血肉丰满、酣畅淋漓的境界。他的笔法直接而平出，波折混进，点画沉厚朴拙，转折处劲道浑圆，收笔时或铺毫展送，纵情飞动；或戛然而止，斩钉截铁。在书写过程中，他特别注重气势的完整自然和结构的雄强奇逸，不拘泥于起止转折等细节的准确性和规矩，因此他的书法显得大气磅礴，苍老生辣。康有为紧紧把握住南北朝碑刻点画坚实刻人的特征，通过书写时对重按涩行的夸张运用，将其体现出来。在他的笔下，碑派书法对点画质量的审美要求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字形体势方面，康有为采用了南北朝碑刻的普遍形态，中心部分紧密结密，四周部分则疏朗开阔。中心部分的紧密无间决定了单个字形的稳固端正，四周的舒展洞达则造成了字形之间的避让呼应和通篇气势的纵肆连贯。

康有为在书写时，横画平出，首尾相齐，如同浮于水面；竖画直下，起止互对，如同遵循准绳。这种外形上的横平竖直，一方面是书写时用笔深入刻圆，力量充足的结果，同时也是作者追求浑穆峻拔气象的重要条件。此外，再加上撇、捺的伸展放逸，形成了纵敛有致、奇正相参、神行气贯、生动跌宕的独特风貌。康有为的字，始终在枯润之间，动态且立体，气势非凡。

关于康有为书法结字特征的来源，后来的评论者有不同的推断。多数人认为，康有为的师承主要来自于《石门铭》，并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军峰山石刻》等作品为参考。还有一件据说是宋人陈博从《石门铭》中临摹出来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字，被后人集成对联。这副对联曾一度被康氏所收藏，其书法风格与康氏非常相似，因此很有可能康有为是从陈博那里得到启发，进而深入学习《石门铭》的。还有人发现，康有为曾得到一件鲜为人知的唐刻《千秋亭记》拓本，他将其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夸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