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老兵黄耀武的口述史，这书我看了好几遍。在佩服黄老惊人的记忆力之余，我在想，他的人生是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五年。

不然，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

在他的记忆里，参军之前的生活，似乎都是在不断的逃亡中度过的。

上海—广州—香港—粤东—粤北，黄耀武从长江流域逃到珠江流域，又从珠江逃到了山区。

1943年末，不堪忍受日军暴行的少年黄耀武谎报年龄参加了远征军，远赴印缅战场对日作战。

而部队胜利后，他却开始了一次又一次逃亡生涯。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上海沦陷，父亲的学校被炸毁，我们家就这样破产了。

我祖籍广东番禺，父亲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赴美国、法国学习，在上海办起了学校，想靠教育救国。

除了一点细软，其他东西都带不出来。一家人逃到广州，没有生活来源，父亲继续教书。

很快，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广州，广州不能住了，父亲让我们都搬到乡下去，他去香港另谋生路。

等父亲在香港站稳脚跟，我们一大家人才陆续搬到香港。父亲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义务教夜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积劳成疾，才56岁就过世了。

父亲走了，母亲继续供我和哥哥读书。母亲是在日本长大的华人，她非常能干，除了不会中国针线活，剩下的全行。可一年后，她也因为中暑高烧，故去了。

一家人靠哥哥去打工艰难度日。但很快，战争蔓延到了香港，哥哥的船坞也停工了，全家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于是，姑姑带着我们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乡下。中途，二姐去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哥哥去韶关谋生。

回到乡下没地方投靠，两个双胞胎妹妹没有办法安排就给卖了，姑姑说，总不能饿死吧，找个人家，给点钱，把孩子给他吧。

我小时候长得挺招人喜欢，当地一户胡姓的二房太太没有儿女，她看中我了，说你给我当儿子吧。我说给你当儿子行，能供我读书就行。她说行，我就到她家去了。

她家本来有个短雇工。但我去不到一年，胡老头儿把雇工辞了，不让我上学了，让我专干农活。天刚亮就扛个锄头去捡粪，回来吃完饭就下地，一个人管十多亩地。很累，也很饿。

附近有个小学老师看我可怜，偷偷借书给我看，说让我走，这个地方剥削我。

我那时还不太明白剥削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没地方可走。小学老师建议我去当兵。

一听当兵我就觉得够了。

在我印象里，军队的士兵个个瘦得像个麻秆儿棍似的，吃不饱，个个都生癞、拉肚子，上厕所都有老兵拿枪跟着，都是抽来的壮丁。

没办法，只好去韶关投奔哥哥。哥哥、大姐凑钱给我们租了房子，让我们做点小买卖维生。但日本飞机每天都来扔炸弹、扫射。每天都跑警报，我躲在草丛、坑洼里看飞机轰炸，谁倒霉谁就死。

这时姑姑已经患了重病，一来警报了，她就说你跑吧，我实在跑不动。

有一次炸弹正好落在我家，房子前半截已经炸塌了，我跑回去扒开挡在门口的破砖烂瓦撞开门，姑姑就在床上倒着，没有被炸着也没有被压着，哥哥赶回来一起把姑姑抬出来，半个月后她就没了。

这样，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哥哥找到在广东省政府当科员的亲戚，你看耀武怎么办，能不能帮帮忙。

亲戚把我带到省政府，她的头儿一看到我就挺喜欢，安排在秘书长室做工友，帮秘书长打杂。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能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吃饱饭真不容易，所以这个工作虽然很低微但我很满足。

当时中国的形势很困难，沿海基本都丢了，广东除了非常闭塞的山区也全都失陷了。政府对抗日宣传范围很大，号召青年人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拿起刀枪上前线，心中只有中国人怎么办。

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每天受到空袭威胁的日子，加上家里的遭遇，就想，我们不去谁去？国恨家仇谁报？

走吧，参军到前线，跟日本人干，只有这一条路，要是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1943年12月，我和两个工友，一起去报名参军。

我那年还不足16岁，说话还是童声呢。担心不要我，就说自己是18岁。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部队没有薪饷，除了一套很薄的灰棉军服，一条皮带、半床棉被，再无其他用品。但精神很愉快，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

唱共产党的歌曲也没人管，也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街道上抗战宣传，一边是蒋介石，一边是毛泽东，只知道两人都是抗日领袖，看不出什么敌对来。

最不习惯就是部队伙食，糙米还掺了稻壳、沙子等，吃了不消化老拉肚子，和我一起报名的工友，不到十天就不辞而别了。我想我不能跑呀，坚决干到底，必须干到底。

出发前，我去跟大姐告别。大姐领我到面馆请我吃了三碗面，说姐姐就这么大能力了，吃三碗面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我明白她的心情，就这么一个小弟弟都没有照顾好。大姐送了我一本纪念册，上面题了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替千万人做事。

我们报名时就知道自己要出国作战，目的是为了打通滇缅公路，因为中国抗战没有物资。

当时，所有的港口、海边城市都失守了，物资运不过来，前线士兵就是有枪也没有子弹，我听老兵说，打一枪，子弹壳自己还得捡回来再上交，就是那么困难。

为了打通这条抗战生命线，中国1942年就第一次远征缅甸，可惜失败了。一部分经过野人山回国，伤亡数万人；一部分撤退印度蓝母伽接受盟军训练，准备反攻。

我们这属于第二次远征，我们要先到印度，编入驻印远征军，然后包围缅甸，往国内方向打，总指挥是美军中将史迪威将军。

我们第二次远征的结局会不会重蹈第一次覆辙？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想着去拼，可能最后就会拼出个名堂来。

好容易盼到1944年5月，出征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我们一群学生兵早早站在营房前，等待集合的号声，这时天气已经热起来，夏装是一件半袖黄上衣、一条黄短裤、一顶布军帽，连草鞋都不发，很多人还光脚丫子。

先乘坐三十多辆卡车向昆明进发，沿途悬崖下都是卡车残骸。我们坐的卡车都是烧木炭来驱动发动机。一遇到盘山路，汽车爬不上去了，两个司机轮番拿三角木垫在轱辘后面，以防向后滑行。

一路提心吊胆终于到达昆明，稍事休息后检查身体，血压没什么毛病就过关，那心情高兴啊，这回终于要到前线去了。

1944年6月5日，开始空运出国。

上飞机前，一位同学说，咱们现在不是远征不远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平安过驼峰。我们的飞机在喜马拉雅山经常失事，不是撞山掉下去，就是被日本飞机袭击。每个月都有十多架飞机坠落。

我们年纪小的不太懂，反正要死要活的碰运气吧，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

运输机没有恒温，上飞机时天很热，一摸飞机都烫手，大家都穿着半袖，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一爬到九千米以上，人都冻硬了。

到了高空后严重缺氧，我的脑袋嗡嗡的，要死要活的，后来不行了，迷迷糊糊就倒在飞机上睡了，直到身上发热才意识到了。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第一关算过去了。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驻印军中尉，把我们领到一个大帐篷前，叫我们把衣服全脱光，都扔了，我除了把父母和二姐的照片留下，其余都付之一炬。

进去后每人发一块肥皂，一条毛巾，里面的淋浴一排排的。统统都洗干净了开始发装备:

衬衣衬裤两套、毛袜两双、英式咔叽布军便服两套、皮鞋、胶鞋各一双,薄厚军毯各一床、蚊帐一床、钢盔、便帽各一顶、两用雨衣、背包各一个、水壶、干粮袋、米袋各一个。

换了崭新的军服，行李也全背好，大家一下焕然一新。在国内好多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上战场。

六十年后黄耀武又看到这本同学录

我们广东来的大都分到了新六军二十二师学生大队。接收军官立即把我们带上火车，开赴训练基地雷多，雷多在印、缅交界处的印度一方。

一进军营，连帐篷都搭好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还不能马上到前线，要先在这里接受训练。

入营第二天就开始训练，发给我们的武器全部是美国制造，从当兵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头一次摸到枪。

我领到一支经过改造的三O式来复枪，威力很大，声音很亮，尽管对美国来说是老式一点，但对中国，这个枪是好枪，比我们那个枪爽多了。

队列操练要持枪，战斗教练也持枪，连睡觉都是与枪共眠，我把枪擦得铮亮，连子弹都擦得亮光光的。

学习的内容和军校是一样的。特别之处是每天吃完晚饭天快黑时，带到森林里进行单兵训练。进了森林啥都看不见，满树满天都是小猴子，唧唧喳喳直叫唤。我们都会学猴叫和爬树，用猴叫声做暗语，一棵树一棵树往前摸。

这些都是第一次远征失败后的经验总结，有本专门教材——《森林战术》。

上级对我们这帮学生兵很重视。中队长都是黄埔十三期、十四期的，都是抗战初期就上战场，已经打过很多仗，素质很高，八成以上不抽烟、不喝酒。

我们学生兵和长官之间看不出来什么等级关系，跟谁都敢说，就是副师长、师长来了都敢说，我们把军阶关系看得没那么重。

和抓壮丁的兵不一样，我们这帮学生的目标都很明确，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大家是为什么参军的？就是为了祖国，不想当亡国奴了。

1944年10月10号，“双十节”这天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首先向八莫方向进军。

此时，我们已经分配完毕，年纪小的，统统被分到师特务连，保卫师部和师指挥所。如果年龄大点就能分到步兵连，我是这么估计的。

大家都很兴奋，终于能上前线了，我就想杀死几个鬼子。每天吃完早饭，就发一个饼干盒，里面一包饼干、一包枣子糖，一盒英国船牌烟卷，一袋奶粉、一小袋咸盐、一段羊肉灌肠。

晚上行军结束了才可以做饭。我也算吃过苦的，但吃饭这一点就赶不上老兵了，老兵一连饿两天、三天能顶住，啥时候吃饭都能吃下去。我不行，早晨无论如何吃不下去，走着走着饿了，脚都软了，背也背不动了。

我们行军的时候都把距离拉开，一有情况就马上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官观察敌人在哪个方向，火力是从哪儿来的，马上把兵力布置好，用轻、重机枪压制他。

第一战打完后，刚下完雨，夺取的阵地走两步就往下滑一步，空手走都累得慌。我扛着机枪背着行李七八十斤，走不动，累坏了，坐在路边休息，副师长刘建章刚好骑着马路过，就问:

“是学生吧。”

“是的，报告副师长，是学生。”

“怎么了？”

“走不动了。”

“把米扔了，用不着的、大皮鞋都扔。”

听师长一说，我一看大毛毯毛挺长，很重，就剪一半给扔了，这就轻了好多，扛着机枪就好爬了。

路上我就合计，回头段班长非剋我不可。

到了宿营地，段班长说来倒米。他看我没米，说你没米晚上就不能吃饭。我说我干吗不吃饭？我背不动，刘副师长让我扔的。班长就不敢说啥了。

段班长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我饼干盒的香烟几乎都是给他，他看我扛不动了，也帮我扛一会儿，还经常帮我挖工事。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讲故事很精彩，我其实很喜欢他。

直到进攻瑞古，才轮到我们三排跟随师长到前沿，大家特别高兴。距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有三四百米，一点不紧张，就是兴奋，心想我能上去多好，不知道害怕。

这时天上已经没有日军的轰炸机、战斗机，他们上来一架就掉下去一架，整个制空权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战斗一打响，炮火开始轰击，敌军滩头阵地顷刻就被我军炮火全部摧毁。敌人的活动都得清清楚楚，步枪、机关枪有效射程一千米，全能够着。

橡皮艇上的中国驻印军在前进中

一声令下，橡皮舟全部下水，万舟齐发就上去了，渡江船只布满江面，我们在师指挥所看得清清楚楚，兴奋得大喊大叫。

渡过伊洛瓦底江后一路进军很顺利，和敌人一接触他们就撤，撤得很快，认输了，不像第一次远征那么困难。

因为要等待友军部队跟上来，我们在瑞古住了五六天，这里挺大的，有英国人在这经商。

部队每个月发给我们十六个卢比加上十二个安的印度币，有钱可是没有花，现在终于可以买了，其他都去逛摊贩，我就找老百姓买鸡去。

老吃罐头受不了，得改善一下胃口，弄只鸡，弄点本地辣椒，把辣椒洗洗，去掉把儿扔到茶缸里面，放点盐，用树棍捣碎了，一辣就开胃了。

国内的兵有很多吃不饱肚子，我们能随便吃，刚到这儿都感到很舒服，可顿顿是南瓜炖牛肉罐头，时间长了就不爱吃了，但不爱吃也比饿肚子好。

有次师里把守给养站的任务派给特务连，我们到了那儿看见有好几种颜色的降落伞，白色、绿色、红色。因为我们老吃牛肉罐头，就觉得肯定不止一种罐头，白的是牛肉罐头，还有饼干盒子，肯定是我们的了。

那绿的呢？红的呢？大家一商量刺刀扎上去就打开了。一开是豌豆罐头，再开还有鸡肉罐头。

大家一尝挺好，就捞来什么开什么，开什么就尝什么。青菜的、牛肉的、鸡肉的，各类罐头都不一样。捡点干树枝点火烧一烧，大吃一顿，大的有八磅一罐的，还有小的，吃剩了就扔了，谁也不带。

这段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趣。

在印缅的驻印军

从瑞古再出发，又先后打下来叶克、曼大等多个大小据点，那个态势真就是势如破竹，此时新一军三十八师主力已攻至八莫外围，与我们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我们是在密不见人的大森林里行军，跟敌人就是一棵大树、一棵大树地争。你从这棵大树跑到那棵大树，大家都是分散前进，有人牺牲了，你都不知道。

那时候没有说你们冲，我在后面。打密支那，我们的团长、营长都有牺牲的，士兵上去一大帮，没有几个回来的，又上去一帮也没有了，还不是搞人海战术集体冲锋的。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当年有些人战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当时的制度很差，没有说谁阵亡了随后通知家里的。战事紧张天天打仗时，没有时间通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后应该有通知。

学生兵都很勇敢的，只要队长一下令冲，孩子们百米速度，一个比一个快，枪声炮声无所谓，看上去都赶上人海战术了，其实就是发泄内心那种国仇家恨的感情。

我们为啥拼死啊？为谁啊？

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也不是为了蒋介石，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

一次战斗结束后，电话打不通了。通讯兵背着步枪去查线。查到一处鬼子的尸体堆在了电线上，以为断路在这儿，去挪鬼子的尸体，发现其中有两个是活的。

鬼子原来在装死，赶紧起来举手投降。这件事让大家很开心，都笑鬼子的武士道遇到了我们最朴素的民族精神就不行了。

军威是靠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

1945年1月1日，我们在密支那机场又上了飞机。

大家不理解为啥老坐飞机。就议论这是要上哪儿去？有的说是不是要追击日军？也有人说了，是要回国吧。

飞了两个多小时后，看明白了，我们是回国了。

当时缅甸的日军还没投降，追击残敌愿望落空，大家心情挺不好的，就觉得不能让敌人喘息。日军跑到泰国还可以重新组织有生力量，元气慢慢恢复，将来还是个祸害。

大家再转念一想，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抗日也好，当时没想那么复杂，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政治派系斗争。

本来回到祖国应该是很兴奋很亲切，但是我们感到很凄凉，到处静悄悄的。

晚上站流动哨时，就听到远处传来钢琴声，一个男高音唱：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故乡啊，在何方，家的好孩子可要歌唱……

歌声很凄凉。唱歌的估计是个知识分子，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我喜欢音乐，听到他那歌声就挪不动步，不走了就站在那里听，听了几晚上我都会唱了。

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亮颂》，听了以后心情挺不好，心想这是啥？不像我们在缅甸，到处是枪声、炮声、胜利之声，来这里一听是这个声，是又一种感情，又一种感觉。

终于等到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当时是傍晚，刚刚吃过饭。

我就把机关枪捧出来了，先头没敢放，营长脾气不好，我想这个事不能带头。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自觉不自觉地都把枪背出来了，都上了子弹。

那自豪的啊，怎么样，中华民族到底站起来了吧？小鬼子到底被打倒了吧？同学们，举起枪！

谁喊的我忘了，我就把机关枪举起来了，一扣扳机，二十五发子弹冲上天了，紧接着，冲锋枪、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夜色里蹿起一条条弹道。

我合计这个响完了，营长还不来问谁放的？结果营长没吭气。我想营长带着手枪没准也放了几枪。

放啊，胜利了还不放啊！太高兴了！

得胜之师

我们兴奋得一夜未眠，连第二天的训练都取消了。我两年多没和家人联系，赶紧给家里写信，没联系上大姐。二姐收到了我的信。

二姐回信说，战争把我们的家摧毁了，现在好不容易胜利了，希望我能够早点回家乡，家乡很需要你们。

我们同学之间也议论，胜利了，估计要安排我们退役了，我们都还年轻，该回家上学了，据说上头也正在考虑。

当时有个叫胡希园的，这个人平时聊天不是这个政治就是那个政治，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无聊政客，我们那么多同学，他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那天有句话说得挺深刻。我们刚放完枪庆祝胜利，他就说：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内战的开始。

多有预见！

1945年12月31日，命令下来，第二天开赴东北。

第二天就是元旦，我是伙食委员，上午十点多才把菜买齐，是最后一个登上美国军舰的。当时还不知道是要去打内战，以为就是去接受日本投降。

后来大家才觉得，无聊政客是挺有头脑的，他看对了。但他很快不见了，不是被暗杀了，是跑了，他说过不参加内战。

直到到了东北驻地锦州的姚家屯，才知道要打内战了。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国民党基层部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

新六军刚到东北，在辽中合影

刚过完元旦的东北很冷，我们住到东北老乡家，一看到漫天飞舞的大雪就跑出去玩。至于敌情，也无所谓了，打就打呗。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也很好，他们被日军侵占了十几年，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军队。

过完春节，就正式向南进攻了。

第一个大战就是盘山县的沙岭战斗。这一仗打得是真激烈，双方血战三天三宿啊，打得太残酷了，对我的刺激巨大。

在照明弹的亮光下，黑压压的人潮如海洋的大浪一波接着一波涌向沙岭，第一个浪头下去第二个浪头又涌上来了。在冲啊、冲啊的喊叫声中，炮声、轻重机枪、冲锋枪的枪声响个不停，沙岭防线的红色弹道织成了一面面火网射向蜂拥的人群。

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我这是头一次，也不害怕，有工事掩护，子弹打不着，就趴在里面看机枪弹道打成了一条条线，到处是红色的弹道往前蹿。

沙岭这一仗打下来给每一个人的教训都是很深刻的，因为太残酷了，我就觉得打这个仗没有意义，就是想到底为了啥，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那么打？

进攻的新四军部队没有可掩护的，武器也少，就是人海战术冲锋，十倍以上的兵力来对抗我们，这一帮没倒下那一帮就上了，像潮水一般，尸横遍野。

辛辛苦苦八年抗战打完了，也是人海战术，接着打内战这么个打法，受不了。

太残酷了，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吗？怎么能那么打？

双方都一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老乡不打老乡，一边往前冲。我们新六军抗日战争从没打过败仗，士气一直很高。对方冲上来，也得拼死一博，缴枪投降不存在的。

但部队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了想法，为啥不能坐下来好好商谈呢？我就决定不干了，我要走。

但是上哪儿去？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这帮学生兵当时都是满脑子问号。国民政府是正统，代表国家，来接收东北是合情合理。

就算不合理，也可以坐下来谈，让不明真相的士兵去死，我们想不通。

所以部队到鞍山后，我就开始去拜访三青团，准备寻找到地方工作的机会。那时我才18岁，三青团很热情，让我去各中心讲缅甸远征的经历。他们给我在中学找来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部队出发那晚，趁着夜深人静，我把火箭筒放在营房，背包拿好，就离开了。

我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但因为有远征军的经历，学生们很喜欢我。我也喜欢学生们，一直和学生们在一起，虽然给我分了教师宿舍。

期间，我的营长来找过我一次。一见面把我训了一顿，让我跟他回部队。说很快打完战，就给我们学生兵办理退伍，不要在外面乱跑。

我想想也是，能复员肯定更好。于是又背着行李回了司令部，可在门口等了好久，也没见约定见面的营长，于是我又走了。

后来部队到学校来招兵，说得天花乱坠。我就上台去揭穿，说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招兵就是把你当猪宰。我从小就很不安分，对不平的事就要说出来，可能也是幼稚吧。

结果这时越闹越大，学校停课还组织学生代表去省政府请愿，就是后来鞍山市志记载的“五一八”学生运动，虽然里面把我撇开了。

这事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也说明了很多群众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了。但我处境也就很难了，说是我带头闹起来的，警察局要逮捕我。

没办法，我夹着行李，开始了逃亡。躲在一处日本民居，也不敢出门。好在请愿时认识的一个女同学洪乃良，和他们家关系不错，她母亲会给我送些吃的。

洪乃良喜欢我，我是知道的。但当时我有个女朋友叫满桌，只是他父亲不准我们见面，被软禁起来了。

就在这时，满桌托一个女同学给我送信，让这个女同学照顾我，她唱歌很好，去部队做了文艺兵。后来她去了澳门，我们终生未能见面。

洪乃良的父母都很喜欢我，看我居无定所，就让我搬到她家，对我特别照顾，我们俩的关系也就定下来了。

我觉得这样窝在家里吃闲饭不行，就准备出去找点事做。期间东躲西藏一年多，直到新六军重新回到鞍山。

这我就有主心骨了，警察局怎么样？谁也不敢抓我。军部还有我八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大家一听，义愤填膺直接冲到市长办公室。为什么抓黄耀武？他怎么了？犯了什么罪？

警察都怕当兵的，当时都吓坏了，学生运动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此时我还是没有生活来源，就回军部找同学了。大家也没当我是逃兵，就这样吃了一年多闲饭，后来才在一所中专找到体育教员的工作。

但我工作了还不到一个学期，就被解聘了，当时确实就是想骗口饭吃，伪造了广州大学体育系的文凭。可没学历、资历，又不懂教学，去教专业的学生行不通，很快就露馅了。

这时上峰发话，教导员学生兵都可以办理退伍。我就跑到沈阳去找新六军办理退伍。学生兵可以复员、可以退伍，但需要考试，够军官级别的给军官证明，不够的给士官证明。

我终于能光明正大地退伍了。但是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到处流浪。要种田没有地，做买卖没有本钱，教书人家不留我，要做工找不到工作。工厂倒闭、商业凋零，想回广东老家，亲人也都四分五裂，没有依靠。在外流浪经常挨饿，时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只要有一个打工的工作，能够维持生活我都愿意干。各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只有一条路，回部队当炮灰。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啊。

1947年8月，无路可走，老战友将我介绍回了部队，任六十五团一营二连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实权，但各个连长跟我关系很好，都是缅甸回来的。营长、团长也很客气，资历摆在那里，印缅回来的呀。

团里怕当兵的骚扰老百姓，规定跟老百姓要一棵菜、一口粮，都要我批准。他们知道我不容易通过。倒不是我多仁慈，有共产党思想。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多年战争最苦的就是他们，应该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当时大大小小的战是不停的，但东北的整个局势，国民党必败无疑。我的心思不在战场上，其他人也一样，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根本没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感。

到了冬天，团里安排我去黄埔军校，意思要我带兵了。但我不想去，我对这个战争有想法，不理解，也不想做职业军人。我找了很多借口，推到了下一期。

当时解放军有句口号：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

新六军是机动部队，哪里有情况就去哪里支援，东一下、西一下，我曾经七天没有睡过觉，最后什么情况？那天晚上，冰天雪地，说休息一会儿，我站在那儿就睡着了。

这个战也太苦了。

中间也俘虏过一些解放军，哎，八路兄弟，走，跟我们回去，咱们之间打什么仗呀？不打了。一动员，对方把枪一丢说，行，跟你走。

我跟他们聊过，都是农民。就这么简单。我们好吃好喝照顾着他们。解放军抓到我们的人，也是一样，大家都在打攻心之战。

共产党的口号很明确，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口号，他说戡乱救国，这种口号很难贯彻下去，所以宣传标语也莫名其妙，比如杀猪拔毛抓贺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能决解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呀。

当时水深火热的老百姓，需要土地来维持生计。这个核心困难他不解决，不失败才怪。

1947年在鞍山的黄耀武

这期间我和洪乃良一直保持通讯，恋爱关系也公开了。趁着到兵团学习期间，她带着母亲穿过解放军的封锁线，到沈阳和我团聚。

我和团里一说，团副说：“你结婚呗。”

“不行吧，这兵荒马乱的。”

“就是因为兵荒马乱才要抓紧结婚呀。”

“可我没钱呀。”

“我有。来来来，给你，拿去结婚去。”韩团副拿出一大摞钞票来。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在沈阳安了家。

但很快，形势岌岌可危，大兵团要撤退，东北不要了。我让老婆做好准备，要真撤了，就给她换套军装，坐着大车跟着部队撤，一般大兵团撤退都没问题，肯定能撤出来。

不久，辽沈战役开始。从开始高级将领就不想打，但蒋介石非打不可，这是一场非输不可的战争。

部队已经被解放军穿插得乱七八糟，兵团没了。下面各团没怎么打，就垮了。人心散了，都不想打了，没意思。

蒋介石用兵不行，每个战役他都去指挥。应该把权利下放，听听指挥官的建议。他不是，前方打仗战况瞬息万变，你老高高在上，到处指挥，一会儿坐飞机来了，一会儿坐飞机走了，瞎指挥一顿。

毛泽东就不这样，东北战役，原则给你定下来，具体作战计划、部署都是林彪自己搞，搞完他批准，这样林彪就宽松很多，指挥打仗也可以随机应变了。

到1948年7月初，命令下来，安全圈缩小，放弃抚顺，守卫沈阳。

这仗已经看得清楚了，没法打了，最后就是只有投降举手当俘虏一条道。

我问连长:“怎么样，你走不走？有什么想法？老弟是要走了，我不干了。”

他犹豫，当时没表态。

我说：“现在就跑，不跑你就是去了也白搭，补充到上面，打两个子弹就给你消灭了，打什么打？沈阳守不住，你不走我走。”

我不管有没有上级命令，行李捆好放在自行车上，骑自行车回家，离开部队不干了。

这是我第三次脱离部队，也是最后一次。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了。我带着妻子回了鞍山。解放军动员我去参军，说不降级，还是少尉指导员。

一般人都说服从党的安排，但我不想参加这场战争呀。打了那么多年，打够了，就想当个老百姓完事。

因为不去当兵，解放团对我印象不好，但知道我排球打得不错，还是安排我在辽东军区代表队去参加比赛。后来人家不要我，因为没有人民奋斗的忠心和感情。

再后来，我就进了鞍钢当工人。

直到2017年黄耀武的生活依然很困难，这是他的厨房

跟哥哥是1951年联系上的。他生活不下去也跑去当兵，就在新一军。新一军开赴东北，我们兄弟两个，他不知道我在东北，我也不知道他就在东北。

联系上哥哥也联系上两个双胞胎妹妹了。大姐我没找，侄子看到过大姐领着学生游行，我一直背着历史污点，怕影响她。

二姐随丈夫跑台湾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找到台湾去，不又多一个事吗？

八十年代时，香港的七妹到沈阳来看我，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来，我们还没起床呢，她们就闯进来了，说是看你的电表，看看你的水表，其实她不是来查表，就是合计你发报呢，好来抓特务。

我要真发电报能让你看到？

从军这五年，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但社会上不这么认为，这段历史就总是抹不掉，历次运动我都没当回事，但“文化大革命”就没逃过去，腰被打折了。

解放战争我不想打，到现在也一样，我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我就是不想做炮灰。

现在有时候喝点酒想起年少时，很多战友、同学长眠在印缅战场，就觉得很伤感。他们的结局很惨，我们活着的也没好哪里去。

但是我想历史不会永远跑偏。我的这种思想几十年来就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我也扭转不过来。

我曾深信他们为国捐躯，不会被遗忘，结果后来的历史真就把他们遗忘了。

有幸看到黄耀武的口述史，要感谢作者朱洪海。

他历时8年，帮黄老整理出版了《1944-1948年 我的战争》、《我是新六军少尉》两本书。志愿者靠义卖这两本口述史，帮黄老度过困顿的晚年。

因为这本口述史，全国很多志愿者认识他，大家自愿用100元、300元买这本书，用于他的生活补助。

这不是买书，这是对一个抗战老兵的致敬。

2019年5月25晚8点，黄耀武老兵归队，享年92岁。

往事已远，由人评说。

一个人的青春曾这样闪耀过，勇敢，决绝，始终保持一份良知。

这不仅属于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应该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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