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好，我是霞姐。

在梳理"七·七事变"发生后，一些历史关键人物的反应。

（点蓝色字体就能看原文）

有读者看后留言说，咱们的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当时怎么是力主和谈呢？

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写一篇，看看历史漩涡中的人物，他们的身不由己和内心真正的抉择。

7月18日，"七·七事变”力主和谈的宋哲元携张自忠向日本司令官香月道歉，并开始撤兵。

但这时，日军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已经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地，并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到北平间驻守重要车站的中国军队。

7月23日晚，蒋介石命参谋次长熊斌从保定到达北平，亲自向宋哲元传达政府的抗战意图。

蒋介石特告知，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不得不开始考虑抗战，但又深感作战准备不足。

因此，他一方面令第37师停止撤退，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另一方面，宋哲元还是电请蒋介石将北上各部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他好争取时间完成战备。

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觉得奇怪，宋哲元为何要一次次拒绝蒋介石的北上救援？

早在1935年，日本定下吃掉华北的目标后，开始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促成华北自治。

不得已，国民政府选择了妥协。

就这样，华北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行政机构，西北军抗日名将宋哲元负责一应军政事务。

宋哲元到任后，利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几年内就将29军的兵力扩充到了10万以上。

宋哲元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考虑到蒋介石过去与西北军的矛盾，宋哲元与蒋之间的矛盾同样很大。

但他更清楚日本的野心，一直在想办法拖延日本对华北的控制。

宋哲元不想拱手让出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他不愿意蒋介石控制华北，也不愿意让日本人控制。

就在宋哲元不断犹豫的时候，日本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日本决定再来一次“九一八”，拿下华北。

于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只是，日本人没想到他们在宛平就遇到了劲敌。

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宋哲元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迅速做出了决定。

之前软弱的蒋介石，突然硬气起来，一面宣布抗议，一面积极备战，准备派遣部队北上增援。

宋哲元生怕蒋介石趁机吃掉自己，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推脱。

宋哲元只想和日本人通过和谈解决此事，让华北维持原状。

没想到，蒋介石抗日态度坚决，他几次给宋哲元发电文，希望宋哲元不要对日本人抱有幻想，必须要尽快整顿好防务。

由于双方的不信任，对于蒋介石派遣援军的计划，宋哲元百般阻挠。

另一边，日本在谈判中一边狮子大开口，一边利用谈判机会，偷偷调兵遣将完成进攻部署。

太依赖和谈的宋哲元也就迟迟没有完成部署，导致29军平津一带的防务成了摆设。

拖到7月23日，宋哲元终于决定抵抗。

一切为时已晚。

7月25日，日军借口修理电线，向廊坊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

廊坊车站是天津、北平之间的一个大站，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旅部率第226团（欠第2营、第3营的第12连）驻守在这里。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该团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街道以麻袋填土堵塞，房顶垒起各种掩体。

7月25日下午，日军1个中队乘火车到达廊房，占据车站，并至站外构筑作战工事。

驻军加以制止与警告，但日军置之不理，因而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伤亡严重。

日本“中国驻屯军”当即令第20师团第77联队增援廊坊日军。

又于26日凌晨3时30分令第20师团向天津前进，同时令驻屯步兵旅团第 2 联队第 2 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战斗。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

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立即在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发起攻击。

守军第29军第226团第3营与日军展开顽强战斗。

至12时，该营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因而平津之间的交通被切断。

占据廊坊车站一部的日军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于26日11时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获准。

参谋本部并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

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面交秦德纯代收）。

通牒中要求：

“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

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

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

送出最后通牒后不久，日军从天津乘火车到达丰台的步兵第2联队第2大 队分乘26辆卡车，从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

下午7时，该部日军乘汽车强行进入广安门。

广安门守军第29军刘汝珍团的1个连立刻开火阻止，两军发生战斗。

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下来。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宋哲元这才感到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

26日下午4时和当日晚间，宋哲元两次电报何应钦转呈蒋介石。

将日军给第29军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局势都承保给蒋介石，并求政府援助。

下午9时，蒋介石回复宋哲元：

“甲、北京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

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丙、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

丁、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

27日凌晨2时，已入城的日军按照第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

“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

此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守军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

同时，鉴于37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37师的战线。

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29军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此时，132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

而37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也已经离去。

日军的攻击打响了，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132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

这两个团，直接撞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冲出敌阵地，跑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

而赵登禹前来增援的路线、兵力日军早已掌握。

出卖29军的，就是潘毓桂。

潘在参加完29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29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

甚至，潘毓桂还给日军出谋划策怎样打29军。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

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

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29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29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

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29军，是为了“和平”。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

公路上行军的29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

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29军老兵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

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

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剩余将士突出重围退回北平。

这是29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

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

而这里，还有宋哲元一直想保护的1700个学生兵。

据第29军军事训练团准尉见习官孙家骥回忆，29军的长城抗战之后，一战成名，经常有大学生来参训，所以特别成立了大学生训练部。

宋哲元很爱护这些爱国学生兵，都当作29军的干部来培养。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后，学生兵各队选出代表向军训团团长佟麟阁递交请缨杀敌书，表示誓以热血保中华的决心。

29军考虑这一千五百余名学生正在训练中，如当战斗兵使用，殊为不当，准备迁往保定继续学业。

训练团接到命令，让官兵各携带三日口粮，准备向保定转移。于是炊事房蒸馒头，分到各班切片晒干，以便携带。

得知这一缘由后，学生们再次上书愿效前驱，决心在前线杀敌报国。

这时的北平各报纸也报道了学生军请缨杀敌的壮举。从此团部未再指示迁保。

日军冲进南苑时，学生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

战斗一打响，其炮火就集中于南苑阵地南面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学生伤亡惨重，但没有后退，疯狂的日军在学生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

据日军记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负责指挥的联队长一木清直曾经描述这样一段战斗场面：

“这帮学生兵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这是何等的悲壮，学生兵们苦撑几个小时，伤亡一千多人，终于支撑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牺牲的学生兵，大多没留下名字。

在日军陆军及航空兵协同攻击下，南苑守军约2万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很快，通信设备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孙家骥抵达大红门时，见到副军长佟麟阁正在指挥卫队阻止部队后退。他命令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向南苑反攻。

正当孙家骥在组织收容散兵时，敌人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佟副军长及其卫士余副官同时殉国。

混乱之际，部队零散反攻未果。

此时已是下午1时了。

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

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留守北平。

7月29日凌晨3点左右，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到达保定后，第一时间与张自忠联系。

其电报内容主旨仍是要求张自忠与日本人和谈，告知已经让北上援军停在原地，坚持不扩大事态，和平解决中日在平津地区的战争。

宋哲元到保定即发表谈话，说自己近来因火气上冲，耳鸣殊甚，不能与大家面谈，特发表书面谈话：

“平津之战，乃系局部之战，日来北平城外战斗甚烈，南苑尤甚。佟副军长麟阁竟于昨（廿八日）阵亡。

驻南苑38师之一部，奉命应战，伤亡最巨。驻西苑37师之一部与驻黄寺之保安队均颇有损失。

自昨（廿八日）晚至今（二十九日）晨，天津、卢沟桥等处亦有战事。

本人奉命移保，将来是否长驻保定，尚未确定。战争为国家大事，今后办法自应听国家命令也。”

新接任29军军长的冯治安也发表了书面谈话：

“自卢沟桥案发生，本师驻防宛平，不能不尽守土之责。本人到平之后，始终爱好和平，避免事态扩大，以期恢复八日以前之状态。

十七日以来，苦心焦思，竟致咯血。现随宋委员长来保，自应以疾病之身，追随各长官之后，听候驱策也。”

张自忠则按照之前商定的方案，早7点即会晤北平日本特高课机关长松井。

松井听完后表示：“对此间当局诚恳表示，日飞机决不在市内投掷炸弹云。”

“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的保证，这是张自忠就职前所做的一项重要努力。

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就任了北平市代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

北平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张自忠也开始了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最艰难的时段。

上任前，张自忠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他于7月28日晚上打电话给38师参谋长张克侠，要求其安排有关人员迅速撤退。

张克侠后来回忆说：

“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

要我通知军部从南苑逃进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集合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

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速作另外打算。”

张克侠生于1900年，后来投笔从戎，因胆略过人被誉为“军中智囊”，是冯玉祥西北军系统和第29军的一员干将，和张自忠关系甚好。

不过，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直接领导的中共特别党员。

危机关头，我党有万余干部群众成功逃离北平，为此后华北敌后抗战燃起燎原之势保留了革命火种。

张克侠戎装照下的一颗红心

29日，北平沦陷，汉奸江朝宗主持成立“北平地方维持会”，在城内大肆搜捕抗日军民。

张克侠只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后来靠表弟寄来的经商证明，8月才乘火车离开北平，几经辗转重返军旅。

当时，张克侠并不知道抗战还要打八年。作为军人，他唯知杀敌报国，置生死于度外。

1945年抗战胜利，张克侠获赠只有蒋介石“天子门生”才能得到的“中正剑”，但这位“佩剑将军”始终红心向党。

1948年11月8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张克侠与何基沣率2.3万余官兵战场起义，为淮海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张克侠于1929年入党的党籍和党龄。敌营潜伏多年的张克侠，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而直到30年后，他才知晓另一个秘密。

和他一起在七七事变中抗击日寇，又一同在淮海战场起义的老战友何基沣，原来1939年就秘密入党。

遵照遗愿，何基沣的部分骨灰洒在卢沟桥畔，与当年牺牲于此的第29军袍泽英魂永远相伴。

短短几天内，张自忠最大程度地做好了安抚工作，掩埋了战死者，抢救和安置了受伤者，为冀察和29军未及出城人员眷属更改了户口并转移到安全地方。

安排好这些后，张自忠致电天津军政领导人，要求他们尽其职守，保境安民，杀敌报国。

张自忠是抱着与日军拼死的精神留守北平的。

他在致天津的电报中有一封是以遗嘱的形式写给其弟张自明的。主要内容：自己以身许国，生死难料，要其主持家庭事务，不要以他为念。

他要保持民族尊严和华北地方政权的合法权益，又失去平等谈判的基本筹码，且没有任何人力和物力的凭借，连最基本的助手都没有，孤身一人在奋斗。

8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城，张自忠留守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形势的变化对张自忠的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张自忠决定辞职。

8月5日，张自忠发表了辞职声明，随即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因感觉医院人员往来众多而繁杂，容易被日本人察觉，经随员廖保贞秘密联系到美国友人福开森，在其安排下，转移到福开森在东城礼士胡同的家中。

直到9月3日潜出北平。

张自忠将军戎装照

早在1935年，日本情报机构很早就对包括29军将领在内的中方军政要员，不断进行分化、利诱和劝降。

日方认为张自忠曾赴日考察，属于可拉拢的对象。又因为与日方谈判周旋，张自忠被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界扣上了“汉奸”帽子。

据女儿张廉云回忆，北平这段经历被张自忠视为奇耻大辱。之后每次对日作战前，张自忠都写下一封绝笔信，活着回来才撕掉。

我们再回头看宋哲元。

他将北平留给张自忠后，前往保定，当即电报蒋介石，提出：“刻患头疼，亟宜休养”，并将第 29 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

8月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第59军、第68军、第77军，担任平汉线防卫，命其反攻平津。

21日，宋哲元亲自到南京面晤蒋介石，蒋介石大加慰勉和鼓励。

但大势已去，接下来，平绥线南口失守，张家口失守，沧州失守，大名失守，宋哲元全线撤退。

上司冯玉祥也因指挥不动愤而辞职。

部队经长期苦战，损耗惨重，士气极低，已丧失主动进击的能力，均与日军一触即退，华北失陷。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乡，3月溃败到达郑州，他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4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消，7月宋哲元因病又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

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

衡山休养期间，宋哲元既无实权又无实力，心境很差。

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

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

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

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近，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

西北悍将宋哲元

往回看，宋哲元是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

“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义愤填膺，主动请缨抗日。

每逢国耻纪念日，他当天所吃的馒头上都印上“不忘国耻”四个红字，以示不忘此仇之意。

他还谆谆告诫官兵“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他训练下的第29军，没有一个看到日本兵而胆怯的。

将士个个抱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的大无畏精神，以简陋之兵器，一次次杀得敌人落花流水。

特别是喜峰口大捷后，就连日本国内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

“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日独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

当时天津的《益世报》，也写道：“……中国人民永世万代应不忘喜峰口血战中的英雄。

……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

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的抗日民族英雄，就这样寂寥的落幕了。

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拉长了来看，有时让人惊喜，有时也让人无奈。

就在宋哲元病逝一个月后，张自忠壮烈牺牲。

张自忠离开北平后，继任第59军军长，奔赴抗日前线，抱定决死之心，转战南北。

他在家书中写道：“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随后，他首战淝水，再战临沂，击溃日军最精锐的“铁军”坂垣师团。

4月，任27军团军团长兼59军军长，三战徐州。

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阻击日军12天。

10月，晋升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奉命守卫鄂西北。

1939年，四战随枣，多次粉碎日军进攻，数度重创日寇，与敌相持年余，威名远扬，成为妇孺皆知的抗日名将。

1940年5月，日军集结两个师团和临时配属的两个联队共10余万兵力，在数十架飞机和大量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进攻枣阳、襄阳、宜昌等地。

张自忠奉命率领主力由宜城北上，过汉水截击日军。

战役开始前，他在致各师团将领的信中表示：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由于敌强我弱，前线部队伤亡惨重。

张自忠力排众议，5月7日拂晓，率领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和74师两个团2000余部属东渡襄河，赶赴前线。

5月8日，他在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有日无我，有我无日……不顾一切，率部截击北窜之敌。”

张自忠亲自督战，在十里长山浴血奋战九昼夜。

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县南瓜店村东山脚身陷日军重围。

在身负8伤（右肩、右腿被炮弹炸伤，左臂、腰腹部中弹）的情况下，犹不顾个人安危，让负伤的部下和苏联顾问先行撤退，自己仍坚持指挥作战。

当日下午3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副官说：“我力战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可告无愧。”

最后壮烈阵亡，牺牲成仁，时年49岁。

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英勇殉国。

日军第39师团得知张自忠将军阵亡后，震惊之余，肃然起敬。

将其遗体抬至陈家集日军师团部驻地，用棺木浅葬于陈家祠堂后的空地上。

日军在墓前竖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总司令张自忠之灵”，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

当日深夜，第38师师长黄维纲率队夜袭陈家集，抢回张自忠的遗体，并将其护送至第33集团军总部所在地。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宜昌转运至重庆过程中，备受瞩目，沿途各界人士纷纷前往致祭。

日本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称赞他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

张自忠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战死沙场的众多将领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冯玉祥在给他的祭文中引用《九歌·国殇》中的诗句——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鬼魄兮为鬼雄”

抗战胜利后，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区的三条道路，被命名为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至今，路仍在，魂仍在。

（注：本文资料、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选用时未能一一可查，如跟事实有出入，见谅）

关注我，看更多真实战争故事！